一

我童年时的玩具中，有一个木制手推的小碾子，是一个细小的碾身加上一个柄。小时候集邮，将邮票洗下来，正面贴到玻璃上，用碾子在邮票背面上碾过，与过去给照片上光一样。还有个放五金杂物的铁盒子，据说是洗相片的。另有小型铝制的胶卷筒，大个儿的相纸筒，裁花边的相纸刀，还有一大沓30年代的《柯达杂志》，被我胡乱画上了小王八大鲸鱼，变得似麻袋中的废纸。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都是民国时的摄影器材。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照相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三结合，我家算不上是搞哪一行的，就是曾经在北平开照相馆的。

照相馆的故事，一切要从曾祖父说起。他的名讳侯兴，字建庭，生于1886年或1887年，于1948年8月宾天。他曾于1900年后在日本待过几载，不知道做什么，反正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还学会了洗相片。他的职业是商人，回国后便开设买卖店铺。而他开的买卖，是照相馆；买卖的字号，叫德容（TE YUNG）。

二

德容一看就是照相馆的字号。德容，有品德的容貌。天地之间德为根本，人但凡有品德之心，必有德高望重之容。传统社会以德为美，容貌之美在于端庄正派，绝不是皮肉表面的漂亮好看，更不是对肉体的尺寸衡量。

照相馆的分布，仅就琉璃厂一带，土地祠内有丰泰，火神庙内有守真，门框胡同的叫荣升，东安市场内的叫恒昌等，多以容、昌、泰、光等来起字号，也有的就叫某记照相。早先的照相馆多在南城，后来发展到了北城，也有走街串巷照相的，但不成气候。

20世纪30年代北平经济发达，照相业最为红火，全市有几百家，单是一个简单的北新桥十字路口一带，就有四家之多。知名的有前门外的“大北照相馆”，擅长拍剧装照，是为妓女和梨园人士服务的。我家会到大北去批发相纸和药水（显影液等）。民国时流行互相赠送肖像照片，还伴随着题词题诗，照相自然是一件重大的事。有私人相机的很少，凡是亲友聚会合影，都去照相馆，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梳妆打扮好严阵以待。

德容照相馆起先位于北平中南海公园中。查《北京档案史料》

2000年第一、二辑中的《中南海公园史料》，得知中南海1929年辟为公园，在1930年将一些亭台殿宇出租，有了点现代公园的意味，但环境始终是古典园林。中南海的一个景点叫爱翠楼，在丰泽园的西边，离春藕斋不远。楼高二层，有不少画栋雕梁。曾祖父租下爱翠楼，以此名开了酒楼，经营些京味儿的酒食，生意算是兴旺，照相馆就开在爱翠楼旁边。

曾祖父为人踏实肯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时代中的开创者，比如他是中国棉花糖的引进者。在他以前，中国没有拉丝棉花糖机，这是他从日本引进来的。时至今日，棉花糖始终没什么进化，可见他引进时一步到位。“生活可以没有原子弹，但不能没有棉花糖。”他为孩子增添了福祉，这是他能干、有趣的一面，某种意义上的伟大，也是值得上“史书”的。他娶了夫人田氏。曾祖母算不上漂亮，但治家很严格。不幸的是，她在四五十岁时去世。他们生了四子一女，四个儿子生了十七个孙辈，活了十四人。小院中每个儿子一间房，一时人来人往，孩子哭大人忙，很是热闹。两个孙女以爱、翠取名，不忘中南海的爱翠楼。所有子辈名中有一德字，孙辈名中有一荣字（与容同音），令子孙不忘德容。

旧时代时期德容留下的照片不算多。北平解放后，德容搬家到了北新桥，地址是北平东四牌楼北大街（或北平北新桥南路西，北京东四牌楼北府学胡同口路西），电话是41183，具体位于今天东四十三条（原来叫船板胡同）西口马路对过，有两间房的大小。曾祖父之后，这里由祖父侯瑞麟先生坐镇，一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才改作他用。

德容不大，房子不是大瓦房，而是平顶的，屋顶有一部分是块玻璃，还有一面墙也是块磨砂玻璃，以增加摄影时的光线。一进门是个柜台，有伙计介绍项目和价格，给客人填单子开票。客人拿着票找祖父拍照。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是一个个有整面墙大的卷轴，厚帆布做的，画面有山水田园、北海白塔、颐和园石舫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是请人用水粉画的。用哪个就一拽卷轴的绳子，卷开铺好，再调试灯光。早先是用燃爆镁粉当作闪光灯，但很早就不用了，改用灯泡照明，有立着的大灯，也有地灯，与戏剧舞台相仿。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在开车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的傻，可当时很流行。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老式桌椅或花盆架子。花盆架子上放盆花，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摆满清供的文人书房。布景的打造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民国时不论多么新潮，古典尚能保留一分的。

那时，收音机叫话匣子，摄影机叫影匣子，照相机叫相匣子，也叫快影子。

家中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机身是一个大方盒子，俗称扁匣子，人蒙上布看镜头拍照，德国造，已叫不出是什么牌子。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

临拍时，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扁匣子中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在摄影史上要分干版法和湿版法，大约是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药水自带。玻璃底片也分正片和负片，普通照相馆用负片，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有按尺寸提前买来的，也有整个儿的大版，现用尺子比着裁切。每一幅玻璃底片都储存好并有编号，不用客人带走。若再来冲洗只需报出编号就找到底片，比现在的照相麻烦了数倍，却又细腻了几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玻璃底片渐渐换为胶片底片（也叫软片，那时还没有胶卷）。一张大底片能拍好几张小照片，早已被祖父划分好如何使用，宛如划分田地一般。扁匣子上有刻度和一个隔板，能只露出胶片用于曝光的尺寸，下次移动一下，再用下一部分拍照。底片最后剩下个犄角儿，没有客人照了，祖父就给家里孩子照着玩。家中照片有不少只有半寸大，还有些奇怪的尺寸，多是这样留下的。拍好后的底版取出拿进暗房。那才是祖父最喜欢的地方。

暗房很小，只有一个红色的灯泡，但那是祖父的乐园与王国。洗相片的过程和胶片近似，只是没有放大这一项，柜上始终也没有放大机。照多大的照片就用多大的玻璃底版，洗出来高清得毫发毕现。祖父最高超的手艺，是修版。

据父亲讲，常年见祖父在一盏小灯下，那细小的毛笔尖部往上勾起，如同一把缩微的镰刀。一个如篆刻磨具的小盒子上固定着玻璃底版，那盒子里带灯泡，他用这“镰刀”在昏光的灯光下一笔一画地修版，如在绘制一枚枚精巧的鼻烟壶。他只要略微点浓一点头发，描一下眉毛，那人立刻精神许多。他手艺高得能给人换件衬衫。同时会给底版中人像的脸部和手部上色，洗出来显得白净。后来有了软片，也可以用松节油和HB的中华铅笔修版，去修掉那些光不匀的地方。软片用柯达的，相纸用爱克发的。

再有，是给照片上色、上光。上色先分相纸，相纸分为纹纸和光纸两种，上色方法不同。纹纸上色先擦一遍凡士林后再抹掉，有一个墨盘，里面有十二种颜色，用毛衣针顶着一小块棉花，蘸了颜色在相片上慢慢地蹭，要在人的脸上晕出有柔和光线的效果，比画画更看重光线的运用。上光是找来一大块厚玻璃，洗净擦干后抹上滑石粉，将照片面朝玻璃贴上去，用碾子来上光，等照片全干后会自动脱落，画面上就荧荧泛光。

每张洗好的相片都会附带一张硬纸板做衬板。那衬板都有特制花边刀裁出的花边，右下角印有家中的商标，是德容的字号、地址和电话。每换一批相纸就会换一个商标，现在能发现近十种，字是民国时的美术字，颜色和风格各异，不知是哪儿的设计。照相馆的业务，后来俗称叫“洗印修放”，还代卖风景照片和明信片，有些风景照片是祖父拍了来卖，也有的是进货批发。这买卖还算是挣钱，除了费水没什么成本，底版和相纸成批进货，相对便宜。

靠着中南海爱翠楼酒楼的买卖，和北新桥德容照相馆的经营，外加在一些饭馆店铺中的股份，全家在黑芝麻胡同住着一个三进四合院，维持着二十多口小康人家的生活。买卖最兴隆的一阵，是政府要求办各种证件时，拍证件照的人从早上排到晚上，每天的钱论口袋往家里背，家里把妯娌们叫过去，数钱都数不完，不过多是零钱。此时的家中一派老旧的陈设，正房里一明两暗，一进屋正对着是太爷爷太奶奶的方形大照片，二十四寸，挂在墙上很引人注目。屋中是一个通屋的硬木大条案，正中间摆着一个大座钟，两旁一边一个胆瓶和瓷质白底的帽筒。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其他屋子有贴檀皮的多宝槅，后院有佛堂。院子里是两个大鱼缸，两排绿色大木盆的石榴和夹竹桃。堂屋里有一米半高的神龛，出了堂屋左手有个龛，供奉天地爷；厨房里有个龛，供奉灶王爷；忘了在哪还有个龛，供奉财神爷。

德容与爱翠楼都有伙计和徒弟，最多时曾有二十多个，留在柜上睡铺板。有个徒弟大名叫徐义，外号叫凿子，家在十三陵那边，大家都“凿子”“凿子”地叫着。我从小就看他的照片，只觉得不怎么聪明。后来也得知，解放后不叫徒弟叫工人，感情关系变了，他们也不勤勤（北京话：第二个勤念轻声，勤奋勤劳、手脚麻利）了。再后来，徒弟们都跑了，早就联系不到了。

还有几个叫东贵、志和、夏印来（音）等，奶奶在世时都念叨过，可我都没记住。家里徒弟多，孩子也多，一个徒弟猴儿搂着（小孩骑大人脖子上）一个孩子，排成一长队从黑芝麻胡同出地安门到北海中南海，曾是北平街头的一景。

选自《北京烟树》作者：侯磊；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月

来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