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次行程匆匆的游历中，不仅西洋的政制让五大臣感到新鲜，近代欧洲的城市公共设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设立了公园：“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而反观自己的国家，“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

五大臣归国后，在呈给朝廷的改革建议书中，便提到建设公园：“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希望皇帝“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近代中国修建城市公园的风气自此兴起。

时至今日，许多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学者，仍然坚持认为：中国自古只有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而绝不会建造供公众游览、憩息的公园；中国最早的公园建制，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由洋人引入的。他们还考证出，中国最一个公园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租界，为租界“工部局”修建，叫做“公家花园”。

这家“公家花园”，便是后来闹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传言的外滩公园。按照“公家花园”的游览规则，“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可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年《申报》也曾发表评论抗议公园对华人的歧视：“是园既名曰‘公家花园’，而不系以‘泰西’字样，则其不能为泰西人所私可知；……则是园亦当纵华人游览，不容阻止，庶于‘公家’两字不相悖。”说起来真是讽刺，那么多近代史研究者非得将“公家花园”当成中国的第一家公园，而这家公园却原来拒绝中国人入内游玩。

如果我们了解宋代社会史，还会发现，这不但是讽刺，更是一个笑话，因为在宋代中国，公园已经是普遍性的城市公共设施，而且，其公共性也远远超过晚清的“公家花园”，以及随后兴建的一批所谓近代公园。然而，近代史研究者对宋代的公园传统视而不见，却偏偏将一个不准华人游园的租界公园定义为中国的首个公园。这种反传统的启蒙主义心态确实耐人寻味。

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还是先给“公园”一个定义吧。我们今天常说的“公园”，是指由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城市公共园林。我愿意用这个定义来判断宋代是否出现了公园。

“公园”作为一个表示公共园林的概念，最早应该就出现在宋代，北宋的吕陶写过一组诗，题目就叫做《寄题洋川与可学士公园十七首》。这里的“公园”，指洋州政府建造的衙署园林。在宋代，很多州县都修建有衙署园林，宋人称之为“郡圃”，有时候也叫“公园”。现在的问题是，宋代的郡圃究竟有没有公园之实。

前面我们已经将公园界定为“政府或公共团体建设经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城市公共园林”。宋代郡圃显然符合“政府建设经营”的定义，那么郡圃是不是宋政府建造来“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呢？

我们先来看三首宋诗：程公许的《清明日郡圃游观者如织，余以赵园之约至夕乃还》，蔡襄的《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陆游的《入城至郡圃及诸家园亭游人甚盛》。不用读诗句，光看题目，便能确凿无误地知道，诗人所咏三处郡圃，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研究中国园林史的重庆大学毛华松先生曾从宋朝方志、笔记中检索出非常多的史料，论证了宋代郡圃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或定期向公众开放，或完全开放。我在毛华松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宋代地方政府开放郡圃的相关史料搜罗如下：

一、定期向公众开放的郡圃：

相州康乐园：“（园）既成而遇寒食节，州之士女无老幼，皆摩肩蹑武，来游吾园。或遇乐而留，或择胜而饮，叹赏歌呼，至徘徊忘归。”（《相州新修园池记》）

平江府郡圃：“承平时，每岁首饰诸亭，纵民游玩，以示同乐。”（《姑苏志》）

永嘉县众乐园：“纵横一里，中有大池塘，亭榭棋布，花木汇列。宋时，每岁二月开园设酤，尽春而罢。”（《大明一统志》）

福州春台馆：“州园在牙门之西，所谓春台馆是也。岁二月启钥，纵民游赏，常阅一月，与民同乐也。”（《淳熙三山志》）

绍兴西园：“邦人无小大得恣乐其中。二月二日始开西园，纵郡人游观，谓之‘开龙口’，府帅领客观竞渡。”（《嘉泰会稽志》）

成都西园：“每岁寒食，辟园张乐，酒垆花市，茶房食肆，过于蚕市。士女从观，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岁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酒人利于酒息，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岁华纪丽谱》）

广州元老壮猷之堂：“郡东西圃旧亭池，率荒芜不治。淳祐壬寅，经略方宝学大琮政余，始命刬治芜秽，旧者新之，堙没者出之。西建‘元老壮猷’之堂。……岁遇节，纵民乐之。”（元大德《南海志》）又，“花时无禁，邦人群敖争先，帽桐之耋，骑竹之稚，韶妆缦裳之丽，遍绣台馆，秋千蹴鞠，姱嬉老榕高柳边，杂还乎滁亭之游人也。”（《元老壮猷之堂记》）

二、全年向市民开放的郡圃：

宁波众乐亭：“总桥三十丈，桥之东西有廊，总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众乐，其深广几十丈，其前后有庑，其左右有室，而又环亭以为岛屿，植苍木，于是遂为州人胜赏之地。方春夏时，士女相属，鼓歌无虚日。”（《乾道四明图经》）

福州瓯冶池：“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舸，可宴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绝，遂为胜概。”（《淳熙三山志》）

绍兴赐荣园：“春欲尽数日，游者益众。千秋观前一曲亭（即赐荣园），亦竞渡不减西园，至立夏日止。”（《宝庆会稽续志》）

南京青溪园：“建先贤祠及诸亭馆于其上，筑堤飞桥以便往来，游人泛舟其间，自早入暮，乐而忘返。”（《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园”）

定州众春园：“庶乎良辰佳节，太守得与吏民同一日之适，游览其间，以通乎圣时无事之乐。”（《定州众春园记》）

真州东园：“池台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真州东园记》）

蜀州罨画池：“至蜀州，郡圃内西湖（即罨画池）极广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缆古木修竹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范成大《吴船录》）

三、未确定全开放还是定期开放的郡圃：

成都合江园：“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独醒杂志》）

东平府乐郊池亭：“据旧造新，筑之，凿之，扩之，营之，辟之，有堂、有台、有池、有榭、有坞、有亭、有馆、有南北门堂。所以与上下同乐者也。”（《东平乐郊池亭记》）

吴兴郡圃：“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竞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嘉泰吴兴志》）

嘉兴府思吴堂：“当其男以田功之毕，女以织事之休，内无饥寒之戚，外无赋役之劳，思以斗酒共相娱乐。”（《题思吴堂并序》）

平阳府南池：“其小人（指平民百姓）则曰，今而后农工之隙，吾得而游晏，佳哉吾守之有惠也”。（《吉乡新修南池二亭记》）

长安乐游原：“乐游原亦曰园，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汉宣帝起乐游庙，因以为名。在唐京城内，每岁晦曰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赏祓禊。”（张礼《游城南记》）

这其中最具娱乐精神的的公园，大概非成都郡圃——西园莫属。成都西园不但定期开放，而且开园首日，政府还在公园中举办娱乐活动，以娱游人。据庄绰《鸡肋编》记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演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浑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看起来有点像说相声大赛，评委就是游园的观众，凡能将全场观众逗得哄堂大笑的艺人，可得一枚青红小旗。一天下来，哪位艺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为最佳艺人。

这类由政府建造、供公众游玩、观赏、娱乐的郡圃，如果不能说是“公园”，那还有什么可以称为“公园”呢？而且，宋代的郡圃并非个别地方才修建，而是普遍设于各州县，韩琦在《定州众春园记》中说，“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南宋《嘉泰吴兴志》也称，“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也就是说，在宋代，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设置了公园。

众多史料还告诉我们，宋代郡圃在开放期间，对游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视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官员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均可入园游赏。成都西园只是在举办相声大赛之日，将看棚分为男席与女席。显然，男女游客同时游园、同台观看演出是毫无问题的。

反倒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认定为“公园”的城市公共园林，却针对游客身份作出了种种限制，“公园”的开放性与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滩公园禁止华人入内；天津植物园要求男女分开游览：“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入览。”保定的莲花池公园也规定：“星期六只准妇女游览，不准男子入内。”

而我们的学者，宁愿认定不怎么公共的外滩公园为中国首个城市公园，却不愿意相信开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符其实的公园。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