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湮没的古蜀与三星堆惊人的发现
在远古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后来传说蚕丛建国，柏濩（灌）即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但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却很模糊，一直云遮雾罩，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常璩《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记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代蜀王事迹都极其简单，又说“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更是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四川广汉月亮湾居民燕道诚与家人为了灌溉农田，车水淘溪时发现了埋藏的玉石器。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成都古董市场一度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1934年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征得当时四川省教育厅与广汉县县长的同意，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汉骥教授与王家祐先生几次前往广汉县考察，认为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经过漫长的探索，终于有了惊人的考古发现。1986年7月18日在三星堆发现了一号坑，7月25日又发现了二号坑，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图1）、青铜面具和青铜器物，还有金杖、金面具、各种玉石器，以及象牙、海贝等。特别是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图２）、诡异的纵目人面像（图３）、形态各异的青铜人头像，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还有奇特的青铜神树和众多的鸟、虎、龙、蛇等飞禽走兽青铜造像，铸造精美，造型神异，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丰富而又罕见的出土文物，每一件都是无与伦比的绝世珍品，为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真实地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竟然是如此的灿烂辉煌。中国考古界和世界学术界都惊喜地谈论着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图1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平顶金面青铜人头像
关于三星堆与古蜀的历史年代关系，从出土材料看，一号坑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二号坑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这是考古工作者采用层位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一号坑与二号坑出土器物做出的年代判断。这一推测与论证，基本上为考古界所认同。
三星堆出土文物展现了绚丽多彩的内容。三星堆青铜造像群，显示了古蜀国祭祀活动的昌盛，它们既是群巫集团，又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可能象征蜀王与大巫师，众多青铜人头像应配置木制或泥塑身躯使用，可能代表着古蜀国各部族首领。三星堆青铜神树，则表现了古代蜀人对太阳神话的崇尚，以及沟通宇宙的想象。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器，也与祭祀有关，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划的图案，就描绘了祭祀神山的情景。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说明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黄金制品的部族之一。三星堆出土的陶器，数量庞大，类型甚多，陶器的用途与数量充分反映了农副产品的丰盛。这些都说明了古蜀国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兴旺，显示了社会生活的繁荣。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以及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象牙，透露了当时蜀地曾有象群栖息，对了解古蜀国的环境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有猪、牛、羊、马、鸡、犬等，并出土有青铜水牛头与栩栩如生的青铜公鸡造像，说明古代蜀人家畜饲养业也很发达，数量与规模都颇为可观。
图２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除了一号坑与二号坑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整个遗址范围也做了深入调查，发现和确认了三星堆城墙，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根据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叠压关系，可知城墙修筑及使用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生活。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结合文献记载，从出土文物透露的信息推测，三星堆规模宏大的都城可能是鱼凫王朝国力鼎盛时修筑，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便与鱼凫氏有关，一号坑出土的金杖图案也透露了与鱼凫王朝的关系。杜宇成为蜀王之后，三星堆都城仍在使用，后来鳖灵取代杜宇建立了开明王朝，由于改朝换代、都邑迁徙与洪灾等原因，三星堆古城被废弃了。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与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展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一条是顺长江上下，可能是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联系的主要途径；另一条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利用河谷与栈道，也是古蜀与中原的重要交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说明，古代蜀人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特色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图3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
三星堆，由于此地惊人的考古发现，如今已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地方。
二 古蜀的灿烂真容被揭开了神秘面纱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古蜀文明与中原华夏文明都属于地域文化的范畴，各自的不同特色是和农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原始社会在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原始农业提供了粮食，促进了人口繁衍，衍生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古蜀与中原在社会结构方面，也有各自的特色。早期的古蜀社会由于长期小邦林立，因而在文明早期阶段经历了由部落联盟到酋邦社会的演进，从而形成了共主政治局面。古蜀国由此在统治方式与典章制度，以及习俗方面都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再者是在观念崇尚方面，夏商周时期中原王朝以九为尊，以九鼎代表青铜文化中的最高王权，而古蜀时代以五为尊，以五色象征宗庙。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作为中国古代南方文化系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有许多明显的不同，同时又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自中原王朝的青铜文化，曾对南方地区进行了较为强势的传播，在安徽、湖南、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青铜罍，就接受了商文化的影响。而古蜀的文化崇尚，也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譬如关于龙的传说和对龙的崇拜就与稻作农业密切相关，最早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盛行于古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就有龙的造型。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由南而北的传播，龙的崇拜也流传到了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崇尚。
三星堆最近又有新的考古发现，出土了青铜方尊、金面具、象牙等，特别是发现了丝绸遗迹，再次举世瞩目。根据史籍记载，古蜀是最早养蚕和纺织丝绸的部族，《说文》解释“蜀”字，就是以蚕作为族名，所以蜀山氏又称为蚕丛氏。《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和蜀山氏联姻，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也是蜀地人，将丝绸传到了中原和全国，被后世尊崇为先蚕。古代蜀人饲养家蚕从蚕丛时代就开始了，故教人养蚕的蚕丛被后人祭祀为青衣神。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穿的龙纹长衣，无论从细腻的质地还是精美的图案花纹来看，都应是高级丝织品。这次三星堆发现的丝绸遗迹，更加充分地印证了史籍的记载，说明古蜀是中国丝绸的故乡。
三 璀璨的三星堆文物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三星堆遗址一号坑、二号坑发掘之前，我们对古蜀历史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从扬雄与常璩等人的记述中看到的，只是一些简略而朦胧的轮廓。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大地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数千年的古蜀国的真实面目。在此之后，成都平原上又有了宝墩文化八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2001年又有了金沙遗址的考古大发现，出土了太阳金箔饰、金冠带、石跪人像、玉器与象牙等大量珍贵文物。通过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夏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确存在着一个以古蜀族为主体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使我们触摸到了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
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以丰富多彩的内涵，显示了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独特性，既不同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也不同于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在社会礼俗与民族心理方面均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古代蜀人特别擅长形象思维，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通过青铜造像群表现的古蜀人神交往观念，既有神奇的魅力，也更有震撼的效果。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为我们研究古代蜀人的来源与族属问题也提供了重要资料。蜀族是古代蜀国的主体民族，而在蜀国的范围内还应包括和蜀族结盟的其他兄弟民族。所以古代蜀国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的时候，既有华贵显赫的群巫之长（蜀王），又有威武轩昂的群巫（各部族首领），还有蜀族和各部族共同崇拜信仰的神灵象征。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生动精彩的场景。
如果说三星堆出土文物展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那么金沙遗址考古发现则揭示了古蜀文明的延续。而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年代之前，在成都平原上还有宝墩文化等众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古蜀文明的久远。这对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佐证。
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六大文化区系中，辉煌的三星堆古蜀文明高度发达，完全可以同中原殷商文明媲美。充分说明了中原以外的周边区域并非蛮夷落后之区，在中华文明多源一统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都有着各自的重要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近万年以来这些区系文化的交会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文化逐渐认同、经济逐渐融合，才有了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浑厚的兼容性和强劲的凝聚力。也正是由于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并随着相互间的传播影响和交流融合，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可以说，三星堆古蜀文明并不单纯是一个辉煌的区域文明，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
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也堪称世界文明的一颗明珠。三星堆考古发现还揭示了其与南亚、中亚的远程贸易和交流，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就来自温暖的印度洋海域，蜀布与丝绸很早就通过西南古商道销售到了古印度、大夏（阿姆河流域）与古罗马。说明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很早就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了经济贸易往来。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并不是封闭的，而是相互交流影响和促进的结果。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也是开放的，与世界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印证。
从美术考古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造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上的杰作，也在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等人类文明发源地，在雕塑艺术方面都有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也正是由于古希腊和古埃及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的绚丽景观，而使西方学者忽略了中国等世界东方国家在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甚至认为中国古代雕塑主要表现在器物装饰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造像群的考古发现，则有力地纠正了这一偏见，说明古老的中国同古希腊和古埃及一样，在人物雕像艺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铸造出了大量神奇精美的千古杰作。
总而言之，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在我们欣赏和研究的领域里，将永远闪耀着辉煌而灿烂的光芒。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