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徐泓教授新著《燕南园前世今生》出版后颇受好评，这也是她两年前推出的《燕东园左邻右舍》的姊妹篇。
徐泓的家在燕东园，那栋她住了80年的40号小楼在高德地图上居然没有位置标注。我绕着燕东园社区走过了一栋又一栋，形态各异的小楼都有斑驳的墙壁和褪色的屋顶，仿佛本身就氤氲着时光和往事。终于拐进一条小径，看到左侧院墙一扇半开的木门，院墙上挂着“北京市历史建筑”的标牌。走进院子，花不繁盛，树很葱茏，灰墙上攀援的凌霄开始染上秋色。徐泓老师迎了出来。
开门见山。徐泓讲述了写作燕南园的缘起：“今年是燕京大学迁入燕园100周年。燕园最初的整体规划，就包含燕南园、燕东园两处教员住宅区，因此今年也是这两座园子的百年纪念。这本书用了不到一年时间赶出来，北京大学出版社给了有力的支持。”
燕南园和燕东园同样是有着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双重学术传统和历史积淀的著名学者住宅区。燕南园比燕东园更幸运，2021年北京大学正式启动了“燕南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2023年12月这个项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徐泓，记者出身，曾任中新社新闻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长，先后任教于人大新闻学院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年退休以后专事非虚构写作，六年里已出版《韩家往事》《燕东园左邻右舍》《燕南园前世今生》三本书，总计100余万字。后两本书是姊妹篇，写作宗旨一脉相承：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她希望依托建筑这个载体，为曾经住在楼里的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学者，为发生在楼里的那些不应被湮没的往事，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徐泓相信，这些被打捞出来的学人、往事、回忆与细节，将会在燕南园规划保护项目中创造新的价值，也会在未来的历史记录中熠熠发光。
以“燕二代”视角完成一次个体记忆的集体性打捞
北青报：您在写两个园——燕南园和燕东园时，写作难度和感受有差别吗？
徐泓：1945年10月燕京大学复校时，我的父亲是学校数学系主任，当时分配给他的宿舍是燕南园59号。1946年我出生在燕南园，但过了“百日”，我家就搬到燕东园40号了，一住就是80年。所以写燕东园相对驾轻就熟，一直有种现场写作的快感。但写燕南园时，就不一样了。长期以来，燕南园的知名度远高于燕东园，由于地处校内核心位置，名人住户又多，经常成为各种媒体报道的热点，随手检索一下，关于燕南园的著作就有多本，而有关住户中的知名学者的报道更是数不胜数。
那么，我要怎么写？首先，正如写燕东园时一样，我以“燕二代”的视角进入，完成一次个体记忆的集体性打捞，采访了近三十位燕南园住户的二代、三代；其次，依照多年从事记者工作的经验，我尽量深入历史现场，一是文献现场，二是现存的老建筑。当我梳理了大量公开文稿、新闻报道以及回忆文章之后，发现其中不少流传已久的文本有谬误，一些史料被后世误读、演绎，然后以讹传讹。还有一些文本是脸谱化、模式化、概念化的叙述，失去了真实的生命光彩。因此我这次写作尽量采用大信息量的档案、史料与口述素材，多方互证，力争还原一个真实、鲜活的燕南园。
书中插图 燕南园平面图
北青报：您做过一个讲座“档案、文献、口述构建的燕南园”，能否展开讲讲这个题目？
徐泓：要重视档案。燕京大学的档案非常丰富，一部分保存在北京大学档案馆，还有一部分保存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现已在网上开放）。举一个例子，燕京大学档案中有一本《燕京大学教职员通讯处》小册子，它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着每学年在册的燕京大学教职工通讯地址，也就是他们的家庭地址。在北大房产部规划处两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从中整理出了燕南园17栋小楼在燕京大学时期比较系统的住户名单——这曾是我写燕东园时遇到的一个难题，这次得以破解。另外，通过对这份通讯录的分析，我还确认了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时间以及家庭住址。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即1937年夏天邓颖超曾在一位燕大美国女教授家里养病的消息，不仅得到确认，而且找到了具体住址：军机处7号。
关于燕南园存在着两套楼号标志之谜，比如社会学家吴文藻、冰心夫妇究竟住在60号还是66号，教育家高厚德究竟住在59号还是61号，这次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馆藏燕大档案中得到圆满的解答。远在海外的杨光先生，毕业于北大空间物理学专业，曾住在燕南园54号，几年前他和“燕南园三代”王敬献女士（燕大文学院院长周学章的外孙女）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翻资料，整理了一份最新的燕京大学校史资料，为我辨识史料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线索，其中燕南园17栋住宅新老门牌号码对照图示，就是他俩一一对照破解的。
江泽涵、蒋守方夫妇1993年5月16日 摄于燕园51号寓所
要重视文献。我发现书中所写的绝大部分学人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崇尚“知识就是力量”，相信知识可以改造社会。他们正是抱着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的理想出去的。他们究竟度过了怎样的留学时光？过去只有履历式的报道，如毕业于哪个大学、获得了什么学科的博士学位。这次我下决心做深入一些的分析，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导师，以及他们的博士论文。
我找到了袁同礼先生编的三套海外博士论文索引——《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再参照其他资料，发现我们的前辈在留学时期几乎个个都是“学霸”，他们选择的大都是新兴前沿学科，师从的都是本学科的大师级人物。
比如191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的马寅初先生（曾住在燕南园63号），师从美国著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博士论文题目为《纽约市的财政》，通过答辩后因有独创的见解、重大的经济学价值，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立即出版，而且被直接拿来当了本科教材；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女士（曾住在燕南园51号），1937年-1941年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师从著名细胞学家布朗，博士论文题目是《壁虎的精子发生》，答辩委员会评价该论文的核心成果为“原创学术发现”；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曾住在燕南园52号），193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实验，精准测出水的“三相点”。1954年国际温标会议以此为准，定义了绝对零度。在爬梳这些文献资料时，我心中不断涌起敬意，为青年时代留学的他们感到无比骄傲。
一代人的抉择与学术坚守
北青报：您在书中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缔造了燕南园”，您希望传递怎样的思考？
徐泓：在燕南园、燕东园两本书里，我曾多次强调我写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清末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立志以科学报国、科学救国，在国难的时候回来了，国运转折时留下了，改革开放以后再尽力了。
这次写燕南园的时候，我对“国难时他们回来了”有了一层新的理解。我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拿到学位后，第一次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坚持办学与科研，之后还有第二次出国游学和第二次回归。1945年前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扭转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主要是理工科大家，为弥补因战争中断国际学术交流所造成的损失，再度出国访学或者留学，以缩短与国际学术前沿的差距。如物理学家周培源携全家再度赴美加州理工学院访学；数学家江泽涵赴瑞士进修拓扑学；物理学家饶毓泰赴美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研究等。而侯仁之先生1946年8月负笈远行，去英国完成因二战爆发受阻的留学学业。
1948年前后，国内局势动荡、时局剧变，留学在外的学者又一次面临着选择，留下还是回国？这个时间段很短，以往多被忽视，这次我一一打捞出来，发现他们都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印象最深的是民法学家芮沐，他已经在美国被聘为访问教授，家也安顿下来。但1947年夏天，他得知国内局势，立即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收拾了简单的行李，临别时丢下一句话，掷地有声：“我要回去迎接北平解放，再晚就来不及了。”另一个归心似箭的人是侯仁之先生，他1949年4月拿到博士学位，6月接到家书，得知“南京太原已告解放，上海亦将解放在即”，水陆兼程，赶在9月27日回到北京，正是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前的三天。
书中插图 冯友兰故居
这次写燕南园时，我对“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再尽力了”，也有了新的感悟。迎来新时期，他们都已70岁开外，他们的暮年时光是这么度过的？有的人，坚持原有的观点，接续被中断的研究，哲学大家冯友兰是代表，他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重新梳理、修订自己的学术体系，终于写成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的人，如历史学家翁独健，不再著书立说，而是主持翻译出版了多本外文经典名著，尤其全力以赴参与了点校《元史》，为后辈学人奠定基础。美学家朱光潜，倾尽心力翻译西方经典，他终日伏案，校阅了近400万字的译著和论著，完成工程浩繁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巨著《新科学》翻译工作时，体重只剩35公斤。更令人感佩的是，晚年的芮沐先生，为适应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创建了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两门新的法学学科。侯仁之先生晚年倾力投入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并推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国际接轨，使之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他们都创造了自己学术的第二次生命。
燕南园的老人们多高寿，芮沐夫妇、侯仁之夫妇都是百岁高龄以后才走的。我认为精神世界的强大，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延缓一个人的衰老。
跳出固有标签，浓墨重彩地把女性角色凸显出来
北青报：无论是文史学者，还是数理化大家，往往身上都有“学术大师”的标签。您在写作时，如何看待这些固有标签，又如何还原他们更丰富的面貌？
徐泓：我觉得这些标签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在不同叙事与认知框架中筛选沉淀下来的。标签有的是学科身份，有的是家国叙事下塑造的定论，这类标签是对人的一种简化。我的写作思路，首先是追溯标签形成的缘由，再用文字重新解读。写作中，有的固化标签会被拆解，更多的是为这些符号填充细节，也就是他为什么能贴上这样的标签。在肯定他们学术成就的同时，我也跳出单一叙事，尽量把他们还原为被理解的普通人。
北青报：与以往所有写燕南园以及这一代学人不同，您在《燕南园前世今生》中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女性视角，为什么？
徐泓：传统的历史叙事就是一个男性的世界。女性真实的地位与作用是被埋没的。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在文明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在按照现代规制举办的大学里，目光仍然聚焦在男性学者身上。写《燕东园左邻右舍》时，我已经注意到这个缺失，特意增加了各家女主人的名字。这次写燕南园，我要浓墨重彩地把女性角色凸显出来。
燕南园很多家庭都是双知识分子结构，不少夫人也有留学背景，有自己独立的职业和成就。例如，数学家江泽涵的夫人蒋守方，也是一位数学家，留过学，取得美国名校的硕士学位，回国一直在大学从教。不为人知的是，她长期以来作为“第一助手”深度参与了江泽涵的拓扑学研究。生物学家沈同的夫人查良锭，出身于富有传奇色彩的查氏家族，与查良钊、查良镛（金庸）、查良铮（穆旦）等同宗同辈。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家政系营养专业，1950年以后，入协和医院营养部，任副主任、主任，之后退而不休，终身从事临床营养工作，2015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1990年代，燕南园有个被称为“夫人俱乐部”的小圈子，主要成员是王力夫人夏蔚霞、林焘夫人杜荣、张龙翔夫人刘友锵、王宪钧夫人王懋蔚、芮沐夫人周佩仪、沈同夫人査良锭。这六位都是学有专长、独当一面的职业女性，退休以后也没闲着，都还承担着一些社会工作。隔三差五，她们会轮流坐庄，聚在一起喝个下午茶。当然，她们还有一段更深的交往，都经历过抗战期间在昆明办学的艰苦岁月，有着“西南联大”的情结。我在写作时，经常感到只要笔触深入一些，就会感受到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之间学脉的跳动，牵出许多动人的学人往事。
我所持女性视角，还因为1919年建立的燕京大学，是中国北方第二个实现男女合校的大学（第一个是国立北大）。但燕京大学重视女子教育更彻底。它设有女校，或者女部，有专门的领导和独立的经费。从校园规划男女生宿舍的格局看，也体现了“平分秋色”之美：以贝公楼、未名湖为中轴线，左右分开，“男生临水，女生靠山”“男生住楼，女生住院”。当年燕大女生占比超过三成，远高于同期的北大和清华，它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女性人才，这段历史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学风和家风构成燕南园的精神世界
北青报：在这本书的首发式上，您还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生活流”，为什么用这个词来理解、书写历史？
徐泓：在这几年不断的书写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所谓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生活流”，或者说“流动的日常生活”。不要只看到宏大叙事，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其实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就是这么一个生活流。在这个生活流里，你是怎么度过的，怎么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怎么处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
具体到这本书，我就是要从具体的人家、具体的故事讲起。写好日常生活的模样、日常环境的状态、日常的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接近历史某个时期基础的真相。日常是什么样子，其实体现了一种生活状态，生活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一种人的生命状态，希望大家读书的时候能够注意这方面的内容，感受一些更美好的人性。
我在书里注重抓取“日常化”的细节，也主要体现在对燕南园女性的描写上。比如我写了四个著名的老太太，一个是汤用彤先生的夫人张敬平，一个是冯友兰先生的夫人任载坤，还有两个特别有名的母亲，一个是沈同先生的母亲，一个是张龙翔先生的母亲。她们都主掌着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书中我们能看到她们是怎样持家的。家庭对中国人太重要了，家风也太重要了。沈同先生在母亲去世后，用毛笔工整写下15句“娘娘的口语”复印给孩子们，作为沈家的家训传下去。要不断传下去的，一是学者的学风，二是各家的家风，这是构成燕南园精神世界重要的两点。
写“生活流”，燕南园二代、三代的口述资料对我来说非常宝贵。我很感谢有近三十位二代、三代接受了采访，参与了写作。需知非虚构写作有一个诀窍：魔鬼藏在细节中。书中大量的细节来自他们的回忆，能够抓到这些细节，就能够看见某一种真实生动的印象，就能够接近甚至抵达事实的某一部分真相。
北青报：有人说，现在年轻人习惯碎片化阅读，拒绝大部头的文史著作，您担心和年轻人产生距离吗？
徐泓：在这几年的写作中，我一直有这个担心，下一代已逐渐抛弃深度阅读，而且对前世之事已不屑一顾。但实践告诉我，其实没有那么悲观，尤其对历史、对老一辈知识分子群体，年轻一代的好奇心、认知欲好像还在提升。因此，我还是有责任继续写下去。我也希望年轻人不要放弃深度阅读，它是为你的精神世界打底色的。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也会做新的叙事方式的尝试，以便和年轻一代实现更有效的沟通。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