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巨制：西周早期噩侯四器”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呈现。相比于之前几次大规模的中国古代艺术展，本次展览堪称“小而精美”，展览中只展出了51件青铜器，85%为一级文物，相当数量的青铜器上镌有铭文，这些青铜器都来自随州市博物馆，其中27件出土于羊子山噩侯墓。此次，这27件文物集体“出差”来京，观众可以从中感受这个西周早期神秘古国的独特魅力。

噩国：吉光片羽地闪烁于史籍中

噩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战国策·赵策三》与《史记·殷本纪》中对于噩国有这样的记载：“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

这段记载描述了商纣王时期，噩侯（在《战国策》中称为“鄂侯”）与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九侯（或称鬼侯）一同位列商纣王的三公，地位显赫。

然而，由于九侯之女被献给纣王后，因不喜好淫逸而触怒了纣王，导致九侯被施以醢刑（即剁成肉酱）。噩侯（鄂侯）对此事感到愤慨，他极力为九侯争辩，结果也触怒了纣王，最终将他施以脯刑，被做成肉干。

能够与西伯姬昌、九侯位列商纣王三公，足见噩侯在商王朝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这个重要的古国在之后漫漫历史长河中却杳无踪迹，直到宋朝。宋朝以后，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大为兴盛。大家发现，那个已经消失了很久，并一度被认为或许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古噩国，竟然又出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上。在北宋末年金石学家，也是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编纂的《金石录》中，记载了一件今湖北孝感地区出土的名为“中甗（yǎn）”的青铜器。在它的铭文中，噩国的身影再次闪现。根据铭文，周昭王南征，所到之处有即曾、噩等国。

结合另一件文物——1942年，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了“禹鼎”，它的铭文记载噩侯驭方叛周后被周王下令“裂伐噩侯驭方，无遗寿幼”。

根据这几件传世和出土的西周时期有关噩国的青铜器的铭文，历史、考古学者进行分析、研究，那个在《战国策》中只是被提到的古国逐渐面目清晰：

在商朝末年，当时的噩侯被纣王杀死之后，噩国参加了周反商的联盟，一起反叛商王朝。周灭亡商王朝后，噩国作为周王朝的重要同盟，被封在西周王朝的南土，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阳盆地，来防范南方的南淮夷、东夷，成为西周王朝南方的重要军事据点。

根据另一件青铜器——西周中晚期的“噩侯驭方鼎”上的铭文记载，周王南征淮夷回师经过噩国时，受到噩侯驭方的朝见，并与之共宴、会射，说明了此时周王朝与噩国关系不错。但其后不知什么原因，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反叛周王朝，根据上文提到的“禹鼎”铭文记载，周王朝派出武公率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俘虏了噩侯驭方。此后噩长时间不见于文献记载。据此，学术界曾长期认为噩国遭受了灭顶之灾，至迟西周晚期噩国已灭亡。

上世纪零星出土的一些噩国青铜器上也有关于噩国的记载，这些青铜器分藏于山西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及一些私人收藏。

两次重大考古发现，让噩国面目清晰

真正让噩国“面目清晰”的是两次重大考古发现。

2007年，湖北随州羊子山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M4），出土器物显示，这是一座有重要意义的噩侯墓。

2012年，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展开，河南南阳夏饷铺发现一处墓葬群，其中包括四代噩侯夫妇墓葬，经发掘考证，当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国贵族墓地。这一墓地的发现证明，那道“噩侯驭方鼎”上“勿遗寿幼”的伐噩诏令，并没有真正灭噩，噩国至少存留到春秋时期。

河南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的发掘者、南阳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本信在接受采访时谈道：“通过考古发现可知，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噩国仍存在于南阳一带，西周晚期，周宣王为填补灭亡噩国后的势力空白，封两个舅父在南阳即申国、吕国，把噩国及其遗民放在周王朝控制范围之内，继续保持噩国及噩侯封号，这是周代所秉持的灭国不灭祀的传统。至于噩国正式灭亡的时间，应该是春秋中期，楚国兴盛，灭亡申国建立申县，统治南阳盆地之时。”

关于河南南阳夏饷铺噩国墓地，先按下不表，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湖北随州羊子山噩侯墓。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小国巨制：西周早期噩侯四器”中带来的就是随州羊子山M4墓出土的全部器物，是它们从其保存地——随州市博物馆的一次集体“出差”。

羊子山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20公里处的安居镇。自从1975年以来，湖北省随州市安居镇的村民时不时会挖到一些青铜器，比如1975年，有人挖到了青铜簋、青铜尊、青铜鼎和青铜爵共四件器物。1980年，又有人挖到了类似的18件青铜器。这些发现虽然零散，但为后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线索。

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被考古工作者正式发掘，这座墓葬即后来被称为“羊子山4号墓”的噩侯墓。这座墓葬的发掘，使得沉睡三千多年的噩国历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次发掘中，共出土了27件青铜器，包括鼎、簋、卣、尊、爵等，其中20件带有铭文，多数铭文有“噩侯”字样。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风格较为统一，时代被确认为西周早期。

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进行解读和分析，考古学者确认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很不一般，他应当是一位西周早期的噩侯，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作为商纣王时期的三公之一和西周早期的重要诸侯的噩侯。

随州羊子山M4墓葬出土器物合照

精美无比的“噩侯四器”

噩侯墓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还代表着西周早期青铜艺术的最高成就。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小国巨制：西周早期噩侯四器”命名本次展览，将观众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噩侯墓出土的最为精美的四件青铜器上：

其中一件为神面纹噩侯方罍。它有着庑殿顶形盖，盖钮高耸，钮上立对鸟相向。器身方体，直口溜肩，鼓腹渐收，方形圈足，圈足内底悬铃，出土时已遗失，现为后配。它通体四隅和四面中线饰勾形扉棱，肩部左右对称饰兽首衔环耳，前后饰长牙卷鼻兽首圆雕。盖顶和腹部四面饰神面纹，下腹部饰一小兽面纹，颈部饰凤鸟纹，肩部饰涡纹及倒立夔龙纹，圈足饰鱼尾鳞节状虺纹。该罍形体高大，形态凝重端庄，装饰雄浑华美。

这件器物不仅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同时也有重大的史学、考古学价值。它的铭文写道：“噩侯乍（作）氒（厥）宝彝”。在随州的考古发现之前，有零星的文献记载“噩国”，也只有一些馆藏青铜器上发现相关铭文，但是对噩国的地点不是特别明确。随州羊子山4号墓的发现，带有“噩侯”铭文青铜器的出土，不仅确证了文献的记载，也为了解当时噩国的地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神面纹卣

其二、其三为神面纹卣，两件铜卣，形制和纹饰一致，大小有别，由腹、盖和提梁三部分构成。

它们腹口收敛，鼓腹下垂，高圈足。原设计配合严密，铸件扣合常难以达到要求，因瘗埋三千来年的变形，扣合形状难以如意。腹颈部长轴端对设半环与提梁两端半环链接，提梁在长轴两端，横置，提梁呈鳞节状，两端及中部对称饰四个兽首，正上方为勾形扉棱。盖面和器腹均饰神面纹及四道对称勾形扉棱，前后棱扉上均有卷鼻兽首。盖裙和圈足上饰高浮雕鱼尾鳞节状虺纹，盖裙虺纹卷曲，圈足处虺纹向两侧延展。盖、器内有铭文三字：“作寶彝。”

第四件是神面纹尊。侈口，方唇，筒状三段式，鼓腹，高圈足。通体饰四道对称勾形扉棱，口沿下饰四片蕉叶纹，其内饰倒立虺纹，器腹饰神面纹，面部鼓起，杏眼斜吊，眉毛肌理清晰，双耳竖起，獠牙突出，十分威严神秘，其上有卷鼻兽首。圈足以前后扉棱为轴饰对称纹。

神面纹尊的装饰格局与卣完全一致，且三段式的结构同样具有构建上的对应性，腹部为母题神面纹，颈部和圈足饰同样类型的纹，并以相同的扉棱界隔。它的铭文为：“作寶彝。”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韦心滢认为，这样的一尊二卣一罍也恰恰是一个组合，噩侯在祭祀或者宴飨时，它是成套来使用的，能够展现噩侯非常高贵的身份与地位。

“神秘的微笑”与瑰丽奇异的蓝色锈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谈晟广表示，这些器物体现着西周早期青铜器最高的艺术成就，它们的造型精美，工艺复杂。更为特别的，独特的掩埋环境，让它们周身覆满闪烁着光彩的蓝色锈迹，极神秘美丽。

与同时期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相比，噩国青铜器虽然与之构图相似，但整体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它们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像是两轮新月；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酷似人的鼻子。因其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类似人面的写实，故学者称之为“神面纹”。“神面”眉眼弯弯，好似面带笑意，立体生动，栩栩如生，被许多人笑称为“神秘的微笑”。

此外，噩国青铜器的颜色也与我们往常见到的绿色锈不同，而泛着幽幽的蓝。

我们今天所称的“青铜器”，其实是宋代人给它的称呼，很多铜器本身是铜金色的质地，“青”指的就是它的锈色，不同的埋藏环境生出的锈不太一样。

“神秘的微笑”

比如“单五父壶”是陕西宝鸡出土的，它的埋藏环境相对比较干燥，所以看不到南方的水坑那些的翠绿色。宝鸡又不像更北部地区那么干燥，所以出现不了特别的蓝锈和红锈，比如陕北、山西、内蒙古。因为青铜是一种合金，除了自然状态的铜，还有一些其他元素的配比，一方面可以降低熔点，另一方面增加铜液的流动性，能够铸造出不同纹饰，纹饰相当于是先形成一个空腔，铜水走到的地方才会形成图案。

有的青铜器呈现黑亮色，是因为土壤成分不同，有的土壤中水银的量比较大，吸附在铜器上面后氧化形成黑亮色，有的青铜器的状态有点像熟坑。清代金石学家收藏青铜器，出于独特的审美习惯，不太喜欢铜器有青绿的地方，就会用蜡、毛毡打磨，做出熟成的样子，颜色也偏黑旧。

湖北随州地区出土的噩国青铜器由于地质、水分等埋藏条件的差别，部分器物形成了罕见的蓝色锈，瑰丽奇异，动人心魄。

从科学分析来看，《随州羊子山M4出土噩国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中研究表明，随州羊子山M4出土铜容器与其他西周墓出土铜容器的合金种类相同。西周时期青铜器以铅锡青铜和锡青铜为主，只有少量铅青铜和红铜器。羊子山M4经检测的部分铜器中，有8件铅锡青铜，占比67%；有4件锡青铜，占比33%。总体上，铅锡青铜普遍应用是西周铜器制作材质的特点，羊子山M4出土铜器的合金种类与其他西周墓地铜器材质种类一致，这为研究它何以呈现出神秘的蓝色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具有独特之美的青铜艺术

将目光转回到本次展览中，“小国巨制：西周早期噩侯四器”特展也希望以本次展览来呈现我国西周早期青铜艺术的独特成就。

中原青铜时代开始于大约公元前十八世纪的二里头文化，青铜爵以特殊的造型，呈现出特异的风格，以铜锡铅三元合金青铜和单一性的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工艺，表明其独特的材质区别于近东的锻造为先，辅以石范、失蜡法铸造的技术体系。二里头文化的青铜艺术和技术，不仅标志着中原青铜器可能具有独立的起源，而且是踵接其后的商周秦汉青铜技术的源头和范式。

商代青铜工业的勃兴，使青铜器朝大型化和精美化两个维度跃升，不仅铸造了若干重器，器类也有大幅增加，而且在器表铸造了特有的以兽面为代表的纹饰和动物形装饰，造型别致、纹线流畅，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

西周晚期 噩侯驭方鼎

商晚期都城安阳多个规模宏大的铸铜工场，充分反映出铸铜工业的繁荣，也突显出王室对青铜铸造的垄断。

武王翦商，将商王铸铜工场迁往宗周和成周，分封其兄弟子侄和功臣为诸侯国以屏藩。这些诸侯国或大或小，延续的历史长短不一，且考古发现的诸侯国远多于存世文献所载。今湖北省境内的随枣走廊地处周的南边，分封有若干个诸侯国。考古揭示的曾（随），即是汉东诸国中的大者。

据文献记载，姞姓的噩在商代是地处山西乡宁一带的方国，噩侯与姬昌、九侯并列三公。随州安居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的发现说明此时噩国已迁封到随州，羊子山其东20公里即是曾国叶家山贵族墓地。

噩侯墓规模较大，墓葬中出土的27件青铜器，包括鼎、簋、卣、尊、爵等，其中20件带有铭文，多数铭文中有“噩侯”字样。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风格较为统一，具有鲜明的西周早期特征。如上文所述的一对卣、一件尊和一件方罍组成的一组神面四器，奇特、奢华、精美、工巧，不仅是西周早期，也是商周青铜器中的杰作和奇葩。

文并供图/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