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振华调研的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高达42.9%。这一数字显示出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为构建婚育友好社会，解决大龄单身男性的婚姻问题，不久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成立了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问题工作专班。

除了有工作专班摸排未婚单身男性的人数外，大理州政府还发挥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机构的作用，拓宽农村青年“找到另一半”的渠道。

大理州当地一位婚恋机构工作人员称，之所以要对未婚男性进行摸排，民政部门的考虑是，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如果被长期“剩下来”，年老以后将成为“负担”。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黄振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家庭是社会稳定器，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会有动力去做这些工作。

“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官方出面鼓励“牵线搭桥”的举措，不仅出现在大理州。

2023年年初，河南焦作曾发出《关于成立大龄男青年红线团的启事》，村委会拟每年拿出2万元奖励给牵线人，每撮合一对成亲结婚，村委会奖励牵线人1000元。

今年1月中旬，广东省三个村庄接连发布《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其中写明，凡给本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600元至1000元奖励。

今年9月，陕西省的一村庄发布《关于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称，凡给该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1000元奖励……

而之所以出现政府和村庄牵线的举措，也源于近年来农村男青年遇到的婚配难题。

黄振华所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开始，持续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不同主题的田野调查。根据他的观察，近10年，部分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婚配难的情况。

黄振华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首先是农村适婚女性比较少，这是随着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出现的现象。相对而言，年轻女性外流的数量更多，而且会倾向于在外结婚，男性则倾向于回到家乡成家。叠加了传统农村生育观念带来的性别失衡，留在村内的适婚女性数量就更少了。”黄振华说，

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农村地区原有的“本地通婚圈”逐渐被打破，全国相亲婚姻市场日渐形成。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孙新华观察到，人们在婚姻观念中普遍坚持“男高女低”原则，农村青年择偶时存在“婚姻梯度”效应，即男青年倾向于“下向婚”，娶在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等方面略低于自己的女青年；而女青年则相反、倾向于“上向婚”，比如，农村女青年喜欢嫁到城市，中西部地区农村女青年一般不排斥嫁到东部发达地区农村。

其次，婚姻成本的不断增高也是原因之一。

黄振华认为，“男多女少”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彩礼，为了获得女方的青睐，男方可能会提高彩礼，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

“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呈现形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其中既包括大众熟知的‘天价彩礼’现象，也包括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夹击下，农村男青年传统婚恋观的转变。”黄振华说。

治理天价彩礼

在黄振华调研的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高达42.9%。这一数字显示出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在1785个农户中，有825个受访农户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较为严重，占比达到了46.2%。

“从个案能看出来，中部地区的省份，比如，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普遍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数量又庞大，人地矛盾比较尖锐。为了生活，村民必然要外出打工，由此加剧了当地男多女少的现象，择偶变得困难。此外我们发现，这部分省份的彩礼也相对较高。”黄振华说。

在调查中，黄振华和他的团队发现，部分省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彩礼普遍偏高，个别地方还会逐年递增。

记者了解到，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早在十年前，彩礼的额度已经是10万元起步。

在河北东部沿海的城镇，流传着一个说法，“一个儿子100万元”。如果家里有儿子，那么构成他婚姻的必要条件是100万元的启动资金。

把这100万元拆开，县城的房子是首要必需品，一套普通的商品房大约五六十万元，装修或者买车还要花去15万元左右，最后才是彩礼。

大多数时候，彩礼需要分两次给，确立关系要给一次，订下结婚的日子要再给一次，两次要给出16万元至20万元不等。至于三金、婚纱照与摆酒席的钱，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三万五万的，都是小头”。

黄振华认为，虽然从性质上看买房买车不属于彩礼，但这也是“婚姻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买房买车的金额普遍高于一般的彩礼金额，对男方来说是很大的经济负担。“买房买车要求的出现与高额彩礼的出现相似，也是在男多女少背景下女方提高要价的一种表现。”

来自谷雨数据的一份2020“中国彩礼礼金地图”显示，浙江以18.3万元的平均值，远超全国平均值6.9万元，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的平均礼金也都超过10万元。

不过，天价彩礼问题，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加强治理。2019年，“天价彩礼”一词首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

2019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天价彩礼”，“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此后，“高价彩礼”这一名词多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强调，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2022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了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原则，并对彩礼的范围、返还的条件、诉讼主体的确定等予以规范。

官方的持续发力，也看到了成效。

黄振华在湖北随州广水市李店镇飞跃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成立了一个红白理事新风会，专门负责遏制婚丧嫁娶中的社会陋习，在其管辖范围内，要求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不得大操大办，取得的效果还不错。

如何解决

在黄振华看来，呼吁移风易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能取得一定成效，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用内生性的动力去缓解这一难题。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的文章《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综合成因及对策建议——基于婚姻市场假设理论视角》中提出了四条政策建议：

首先，应着力提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改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经济境况，包括“大力推动农村本地和县域经济发展”“切实加强新时代新农村建设”“加大培训赋能”等；

其次，应加大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力度，构建解决婚恋问题的系统性方案，包括“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着力解决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构建围绕解决婚恋难题的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婚姻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水平”等；

再次，应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构建多元力量参与问题疏解的新机制，包括“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自我服务和引导功能”“引导农村家庭家风家教建设”“深入推进婚俗改革，积极宣传推广婚俗改革实验区创新经验”。

最后，应加强困难群体的婚姻帮扶和兜底保障，有效应对和降低潜在社会风险，包括“鼓励地方政府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建立农村未婚大龄男性‘管理信息系统’”“落实困难失婚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支持”“完善农村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等。

文/记者 高原

编辑/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