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 年代的北平，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总布胡同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聚集了当时北平一大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其“太太的客厅”也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 在时人与历史的书写、记忆中闪耀着诙谐、机智、博学与感性的光辉， 也满载那个时代的最高贵的灵魂碰撞出的灵感与情趣。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凝聚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在这个“客厅”中出现的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主持全国性大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当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的在校大学生慕名而来。不管来访者出身、职业或社会地位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只要他们被这个象征着1930 年代北平知识界顶峰的“客厅”所接纳，就可以融入一个知识贵族的公共空间。换言之，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是陌生而神奇的，在20 世纪前半叶的民国，也是“昙花一现”式的仅有的光辉璀璨。与其说它是中国式的文人结社的近代延续，不如说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却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绎成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17世纪中期，“沙龙”一词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王室和贵族家庭中宽敞、精心装饰的客厅。到了175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也开始适用于这一词语。“沙龙”的新用法是指一个设计得更为朴素的房间，它使个人能在一个关系相对亲密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詹姆士·弥尔顿在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公共空间进行研究时特别注重对沙龙的考察，他认为与同时期其他的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相比较，沙龙一个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总是围绕着一位女性展开。他认为这些由女性主持的沙龙具有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沙龙和启蒙运动时期公共空间中的其他团体一样，与18世纪的出版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交谈才是沙龙的中心，但沙龙文化却不仅限于口头。作家占据首要地位的沙龙，是书面文字产生和传播的地方。最后，沙龙为不同社会和职业背景的个人，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条件下共处一室提供了机会。”在初期的沙龙，主体主要是没落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后来大量的作家、文人和学者加入了这个公共空间。

在“太太的客厅”这个中国式的沙龙中，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费正清夫人费慰梅这样回忆她的“亲历感受”：

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与当时充斥北平的社交明星迥异的是，林徽因主要不是依靠她的美貌来吸引众多的来访者，而主要依赖于她的学识、智慧与洞察力所建筑的一种明丽而坚实的“精神魅力”。正是这种知性的资质和高雅的交往技巧，使得她能够在国难蜩螗的1930 年代在偏处一隅的“私人空间”建构出一个相对超然的“独立领域”，在这里自然有对国家社稷与黎民百姓的人文关怀，却更多的是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学术的探求与对话。早在1920 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被迫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以国际联盟中国协会成员的名义赴欧洲游历，他行前给时为16 岁的中学生林徽因写信说：“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览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事实上，林徽因确实在欧洲的游历生活中开阔了眼界，锻炼了社交能力，习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十年之后的“太太的客厅”奠定了基础。

在1930 年代的北平，以林徽因的“客厅”为中心形成了两种结构的交往网络。第一种网络主要是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而形成的。1930 年代的北平高校大部分都能够给教授们提供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闲暇时光，因此以院系为纽带，一些教授因为业缘（这种业缘往往又与共同的求学、留学经历等学缘牵扯在一起）而发生经常性的日常接触。学院生活要求理智的对话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国外留学养成的聚会习惯也成为很多教授的生活习性，这样工作上的接触和课堂教学、研究之外的时间成为他们积极开辟的“公共时段”，变成知识贵族和精神贵族交流和对话的黄金时间。

林徽因的“客厅”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空间，一是因为梁思成、林徽因都出身名门望族，梁思成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其父亲梁启超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元老之一，这为他们接触清华、北大等学府的学者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二是因为梁、林的密友金岳霖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四合院，金岳霖是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终身未婚，喜好结交朋友，身边有一个固定的学者交往圈子，空间上的接近导致双方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高度的重叠；第三，如前所述，林徽因是一个类似“卡里斯玛”的诗人、学者，她具有成为一个沙龙女主人的所有条件，她的知识品位、沟通能力和判断力都是第一流的，她提供的休闲、优雅而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方式对于学院知识分子来说富有天然的吸引力。

林徽因女儿梁再冰的回忆大致勾勒了这个交往网络的成员与特性：

这时我家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家。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房子。他们有很多好朋友，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曾留学欧美，回国后，分别成为自己学科的带头人，各自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做着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例如：张奚若和钱端升伯伯在政治学方面，金岳霖伯伯在逻辑学方面，陈岱孙伯伯在经济学方面，周培源伯伯在物理学方面，等等。……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这些知识分子研究和创作的领域虽不相同，但研究和创作的严肃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似，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也相似，因此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力量。我当时不懂大人们谈话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他们聚会时的友谊和愉快。

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交往活动并行不悖的还有“后院”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定期性的聚会。这种聚会既是老朋友之间的友情的自然延伸，也为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跨学科非正式讨论的空间。晚年金岳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19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作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

由此可见，在以金岳霖为核心的知识社群形成的过程中，除了共同的知识背景、职业特性和生活空间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在发挥着凝结的作用。一是金岳霖的“单身汉”生活为朋友间的尽情交往供给了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间”，而知识分子最在意的就是这一份不落俗套、不被羁绊的精神自由。“单身汉”的生活使金岳霖少了很多俗务，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说过，从1914 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反而为金岳霖的交游提供了便利和性情。二是生活习性在北平的知识社群的“分层”中发挥着隐性而有效的作用。例如作为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吃西餐、喝咖啡、茶会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而金岳霖的“家”恰恰可以满足这些细节上的需求，使得这些学者虽然处身仍旧落后的中国却可以“象征性”和“周期性”地缅怀和重温西方式的生活方式。

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在人员构成上比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更加广泛，当然一些重要成员是交叉的。金岳霖的特点是平易、亲和，他的身上弥漫着知识贵族的气味，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不像林徽因那样严格维持生活的品位。金岳霖是一个“智慧的沉思者”，在智性上他能够“孤独”地在知识与思维的“自由王国”里徜徉；但在生活中，他仍旧烙刻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印记，需要在一个知识社群的内部交往中寻求归属感。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理性是个人的，而激情总是要有所附丽。过去的金岳霖如同一匹行空的天马，独往独来。但在小阁楼里游戏久了，也会感到些许寂寞。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就不具尼采、克尔凯郭尔那样的孤独气质，最终还是要寻求一个群落，一个可以依赖的归宿。”

在金岳霖的“星六碰头会”上出现的人物既有他的老朋友，也有一些新面孔，这就说明这个社群不是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而是适度敞开的。例如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都是其多年的老友。据其自述，“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金岳霖与钱端升的交往则呈现另外一种特性：“钱端升先生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而金岳霖与陈岱孙的相识更是偶然中的机缘巧合：“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 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 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从金岳霖的这些追忆可以看出，当时北平的知识社群的交往主要是建筑在学缘、业缘等基础上。自然，这种因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甚至“同人关系”形成的链条是相当稳固的，在这种表面的理由背后所隐含的是共同的志趣和追求，包括价值上的相互认可，这是当时北平学术社群的核心部分，在它的外围当然经常有一些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接近、参与，也试图从中受到熏染。因此，这个知识社群的成员在成分上是多元化甚至是流动的，而这恰恰是这个社群充满魅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尤为关键的是能够为当时北平的大学生提供增长见识的空间。

陈岱孙的描述也说明了这一点：

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六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种习惯。他在星期六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朋友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有时也还有他在心血来潮时特约的客人。我是常客之一。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我记得，在我作为常客的一两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位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六茶会上遇见三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也是金先生常客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的。此外，他的座上客还有当时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上遇见几位当时戏剧界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胡适也是金岳霖这个星期六茶会的座上客，他曾经在日记中零星地记载参加这些茶会的情形，如1931年3月14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 Mrs. Swan， Prof.&Mrs. Jameson（琼斯小姐、斯旺夫人、詹姆森教授及其夫人）、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常客、稀客、生客”大致已经勾勒出这个茶会的人员结构，可见即便在这样一个相对沙龙化的聚会中，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同质化的平行结构，而是内部分层的，存在核心与边缘的区分。

第二种交往网络则与前面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第一种交往网络的平等性（一般是同龄人而且具有同事关系）不同的是，这种交往往往发生在两辈人之间，具有代际交往的特征，年轻一辈往往是带着崇仰和虔诚的心态去拜见知识界的前辈，并能得到奖掖与扶持而迅速地进入文学界的核心圈子；其次，正因为是代际的跨辈分交往，所以不是依靠学缘、业缘等进行，而主要是依靠“印刷文化”而演绎“以文会友”的传统交往模式。这一点与欧洲早期的沙龙极其相似，大量的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的出现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因为共同的阅读对象、阅读习惯和阅读趣味而使本来生活无交集的“陌生人”对印刷物上的“作者”及其“读者”产生了认同与想象，逐渐地，“虚拟的印刷符号”借由有心者的种种努力和主动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的交往对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近代的定期出版的印刷物在生产印刷符号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新的“社会网络”，而这种“社会网络”反过来又为印刷物提供了稳定的作者和读者群体。

1933 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在学校报刊栏前浏览报纸时，发现其习作《蚕》已经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这本来是他邮寄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沈从文请教的习作而已。几天后，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告诉他“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1984 年的萧乾是这样追忆半个世纪前的这一动人心魄的时刻的：“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迫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由此可见，在这种交往网络中，学生辈往往能够依靠前辈的提携迅速进入文艺创作的圈子，其作品也能得到恳切的鉴赏和批评，可以说，这种基于文艺趣味的交往借助于印刷物的传播，更能有效地使“太太的客厅”延展到社会。

如果说第一种交往主要是通过知识、习性而凝聚的话，那么这种交往则主要是通过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审美爱好展开的。萧乾对林徽因等大家的认同也主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作“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常对文章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

卞之琳与林徽因的交往过程也是遵循同样的“交往逻辑”，也是在以文会友的模式中展开的，这种超越血缘、地缘等自然性联系纽带的交往反而为知识社群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方式。时为在校学生的卞之琳在其晚年回忆中这样描述：“她和我相知，开始于1931年同在《诗刊》第二期用真名发表了几首诗。她年龄比我只大六岁，因为师辈关系，一直被我尊为敬佩的长者（有点像过去靳以和我一些人随早夭的方玮德称方令孺为‘九姑’，她们确是同一代人），但也是我感到亲切的知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她在全家迁来北平后，和我第一次相见。那好像是在她东城的住家。当时我在她的座上客中是稀客，是最年轻者之一，自不免有些拘束，虽然她作为女主人，热情、直率、脱俗（有时锋利），总有叫人不感到隔阂的大方风度。此后我们相互间一直保持了诚挚的友谊。”根据卞之琳的回忆，他与林徽因的交谈话题主要缘于经常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这些刊物除了《诗刊》外，还有杨振声、沈从文主编，萧乾任执行编辑的《大公报》文艺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以及叶公超主编的月刊《学文》等杂志。因此，对于像卞之琳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通过发表作品获得主流认可，是进入文学界的重要途径，这也是第二种交往网络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