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标志着维系了四百余年的“汉家”正式灭亡。与此同时，随着汉家天命的沉坠，以及由此引发的绝对价值之崩塌，一个在干戈中荡涤身份标签、在阵痛中拓展文明边界、在血火中销熔价值壁垒、在失序中凝望人性深渊、在绝望中找寻希望和信仰的时代，也正式拉开了序幕。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正是作为思想、文化与时代分水岭的汉末。

选择汉末作为研究对象，乃是基于自己的强烈兴趣及问题关切。以学术趋向而言，今天的研究者似乎越来越强调新资料拓展与细微问题实证，而对历史时期的宏大叙事及“模糊”答案，愈发失去了兴趣与热情；就学术写作来说，以具体问题、材料为导向的专题论文或其集合，而非前后相及、左右兼顾的整体史书写，亦可谓当前学界的绝对主流。尽管如此，由于自己对圣俗交织的“魔幻现实”一直抱有强烈兴趣，并且始终被有关“汉家”之形成与崩解的一连串疑问牢牢地牵引，因此便从心所欲，毅然投身到了这个颇具魅力与挑战的学术命题中——“五斗米道”大范围吸纳、复制汉家礼仪、法度、组织架构的动机何在？黄巾何以“不将尺兵”，缘何拜郑玄？又是否可将其掀起的运动定义为单纯的农民起义？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太平道的“善道”旗号与其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又当如何把握谶纬在郑玄经学世界构筑中的影响深度？进而，文学类作品所刻画的隐士形象是否近真？经学是否全系理性的哲思？道教是否皆为低俗之迷信？究诘上述问题可以发现，诸多刻板的历史知识、既定的历史印象以及学术性身份标签的背后，往往存在史料检证和具体时空背景等细节考察的不足或失实；而有关中国古代帝国的性质及其历史发展逻辑等老问题，也因之存在未及照亮的面向。可以说，正是伴随这样的思考和发现，我才能够在如冰火交融一般的心境中，持续此项研究。

毋庸回避，在博士论文《祈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山东大学，2014）刚完成后的一两年，对于“汉家”神学属性或汉帝国神圣性格这一“捕风捉影”式的论证，我还持有一些惶恐和疑虑，隐隐担心自己在黄巾拜郑玄的知识背景、黄巾的“辅汉”动机、五斗米道之“师汉”目的等问题的判断上，存在推测过度、论证过于大胆的嫌疑。这样的反思与检讨，促使我继续搜集、梳理、解析史料，由此不断修改、完善相关论证：一方面横向扩充原始道教仿习汉家之制的表现，以此探究天命的分流，以及天子与天师的神性互补关系；另一方面纵向推进有关“汉家”神学属性的发掘，从中古时期屡次出现的托姓起义现象中，揭示“汉家”国姓刘氏，以及作为“佐汉”的李、张二氏所具有的神圣性和号召力，以此检视“汉家”神学真实存在的痕迹，并从国都长安神圣性在汉代不同社会阶层的接受及表现情况入手，进一步探究“汉家”神学的深层构造与深远影响，力图最大程度逼近时人对汉帝国神圣性格的感知和体认。此外，在本书中，我还尝试对天命与民望之间的东汉皇权属性与运作机制，中古道教激活、塑造时人“汉家”历史记忆之内在机理，谶纬神学、原始道教与汉家德运终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天命史观与汉魏禅代的神学逻辑等问题，予以进一步厘清和辩证。由此，尽管神圣汉帝国及其陨落的探究之路还远未结束，但无论是对这个方向的具体研究，还是对此项探索本身的意义，我都更加清楚和坚定了。

于此回首，从最初有关汉末历史、道教的点滴“知识”，到博士论文撰成、书稿付梓，一路走来，应该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恩师姜生先生不仅在我博士论文选题、写作时，给予了最初的指引和最重要的指导，而且在此后的研究及书稿修订过程中，亦颇有教示。书稿初成后，先生又费心通读一过，提出不少宝贵的修改建议。此外，本书许多章节或曾在各类学术会议中得到陈金海、仇鹿鸣、吴真、陈楠、胡耀飞等学界师友之公开斧正，或曾私下受益于三浦国雄、刘安志、魏斌、孙英刚、徐冲、韩吉绍、代国玺、尹承、孙齐、郭硕、薛梦潇等众多前辈、师长、同好之专业见解。指津之恩，点滴在心，纸短意长，恕不一一，在此谨对他们无私且真诚的赐教，一并致以由衷的感谢。

本书大部分章节，曾先后刊布于《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四川大学学报》《人文杂志》《文史哲》《经学文献研究集刊》《学术月刊》《中国中古史研究》《复旦学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转载或摘编。本书写作时，根据研究的新进展及全书的总体结构安排，对原文皆有程度不一的修改和调整，故而不同观点并见，自以此中论述为准。感谢各报、刊编辑部以及诸学术文摘的厚爱，在此对所有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深致谢意。

本书得以出版还应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接纳，尤其感谢李期耀先生的鼎力支持，以及郑彦宁女史的精心编校。书名的选取曾一度成为我的困扰，为此没少叨扰诸位同窗、好友、学棣，而当我面对众多选项仍迟疑不决时，内子赵静一锤定音，了结了这场持久的“纠纷”。书稿核校方面，冉艳红、张官鑫、张雨怡、陈宇航、朱永清、刘波、王志建诸君慷慨施以援手，订正了不少错误，张官鑫、朱永清还在材料、观点等方面惠赐诸多宝贵意见，谨此统致谢忱。当然，书中所有疏失及讹误，概由本人负责，尚祈读者诸君赐以指导，以匡不逮。

修改书稿的十年，我先是完成了学生至教师的身份转换，接着又递加了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本应分身乏术的时候，我却能够专注于研究，如此恩惠的赐予来自你们——感谢家人的宽容、理解，以及默默的支持与鼓励；感谢老师、师母一直以来的培养与爱护；感谢好友一路的关心与帮助。本书初稿完成于京都大学访学期间，能够从容、愉悦地从事写作，还应感谢诸位先生的照拂：三浦国雄、宇佐美文理两位先生为我访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非文字所能概括的细致入微的关照；有幸忝列麦谷邦夫先生主持的《太平经钞》读书会，聆听深沢一幸、都筑晶子等先生的高论，更令我获益匪浅；吉川忠夫、神塚淑子、武田时昌、道坂昭广、古胜隆一诸位先生的当面教益，亦是我前行的重要鼓励。

随着书稿收尾工作的结束，持续十余春秋的研究，大概的确可以告一段落了。在这段时期里，念兹在兹的是论题的不断完善，极尽资料丰备，抵达时代精神深处。除此之外，对于历史研究这项工作，众声喧哗中也有些许个人体会。回顾该阶段的研究，感慨最多、最深、亦最有趣者，莫过于不断挑战自我的经验与智识，放下执见、偏见，思古人之所思，感受他们或远或近的目标、或大或小的理想、或圣或俗的视界、或公或私的立场，寻绎内与外、表与里、实与虚、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大众、正统与异端的多元互动与权力递嬗，检视人心与时势的交互推进以及由此所致的历史影响。历史研究的过程，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努力达成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不断接近不同层面之真相的过程；也是拒斥荒诞与虚无、对抗荒凉与冷漠，继而无有止息的自我认识和意义追寻的过程。唯愿这种状态，平稳地延续到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也传递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里。

作者：冯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