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8岁，过了88个端午节了。8岁以前的端午节记不起来了，8岁以后80个端午节，我还是回忆得起来的。

解放前，父亲是个皮匠，给人鞝鞋，靠一双手谋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意十分清淡，糊口都难，哪有心思过端午节。过节的那一天，在小贩那儿买三只粽子，一家人也就算过了个端午节。

新中国成立了，市场活跃起来了，父亲的生意也好起来了。到端午节前几天，母亲舍不得买粽箬，就起早到南门过摆渡到湖滨草滩上打粽箬，来回三十多里，辛苦一天，也就是为了省几个钱，包上四五斤米的白粽子，好让全家人过回端午节。

父亲还给我买了彩线，说是叫“百索”，给我手脚和脖子都系上，说是可以避灾祸、保安康。父亲还把从小贩那儿买的一只鸭蛋放在妈妈编织的红线网兜里，给我挂在胸前。

端午节那天早上，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剥着母亲包的粽子，蘸着白糖，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感觉尝到了世上最美好的食品。

1958年的端午节我是在南京部队度过的。我们部队驻地在南京玄武区，居委会为了让我们过好端午节，端午节前一天，组织五六位大姐大妈一早带着粽箬来到我们连队，为我们包粽子。大姐大妈们有说有笑，不到中午时分，二百多只粽子就包好了。

我们吃着百姓给我们包的粽子时，感到一股军民鱼水情，比蜜还甜。

1958年六月和七月两个月，我所在的南京军区警卫连，先后两次押解罪犯到青海省格尔木劳改农场。后来上级指示，全体官兵不回南京，长期留守在格尔木劳改农场，看押农场劳改犯人。

格尔木没有过端午节的风俗，更谈不上吃粽子。

有一年，和我一同参军的战友，探亲回部队，从家乡高邮给连队带了四十多斤粽箬。连队没人会包粽子。端午节那一天，炊事班的事务长想了一个办法，把粽箬洗净，铺在笼底，倒上大米，上面再覆盖一层粽箬。当米饭蒸熟时打开笼盖，一股粽箬的清香扑鼻而来。西北地区的战士从来没有闻过这个味道，也没尝过这样的美食，都赞不绝口；我们江苏的战友生活在千里之外，尝到了家乡的味道，都十分高兴。

1963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多年后，又娶了三房儿媳妇，生了三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

改革开放了，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端午节越过越好。去年，我们家按照传统风俗，四代同堂十四口人，欢欢喜喜吃着我摆设的家宴。我为孩子们操办了十二红：红烧肉圆、红烧黄鱼、青椒炒长鱼、炒红苋菜、盐煮河虾、油爆花生米、糖醋红萝卜、流油的咸鸭蛋，等等。散席后，老伴还为各家准备了一份大礼包：三十只咸鸭蛋、四十只包有咸肉、香肠、蛋黄的粽子。孩子们拎着大包小包，欢天喜地各自回家。

年复一年，生活越过越甜。我要把今年端午家宴办得更好，让孩子们更加开心。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