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许凯领衔主演，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承欢记》，播出后引发不小的争议。亦舒小说成为时下国产电视剧的改编热点，然而目前的影视改编几乎均不得要领，偏离亦舒小说的精神内核。

读懂亦舒，是改编亦舒的前提。亦舒女郎怀疑爱情、不信任爱情、基于交换的爱情观，是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产物，得以帮助女性挣脱传统性别的枷锁，这是“新潮”的地方；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慕强”与“恐弱”，也让亦舒女郎陷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泥淖，显示出“过时”和“腐朽”的一面。

姿态好看：“毋须任何人来光照”

“亦舒女郎”，指涉亦舒在她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小说中所塑造出的一种普遍性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并非亦舒每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符合“亦舒女郎”的标准，但其笔下绝大多数女主人公都是这一形象的不同书写。

《我的前半生》的子君、唐晶，《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朱锁锁，以及这一次《承欢记》中的麦承欢，她们均是典型的“亦舒女郎”。亦舒女郎的共同点是“姿态好看”，以小说《承欢记》的文本细读为根基，我们来一探亦舒女郎“姿态好看”的方方面面。

最直观的，她们有品位，有审美，穿着得体，偏爱简约而不失质感的服饰，不会盲目追随潮流。即使在困苦的时候，也会保持整洁和有格调。比如小说中，麦承欢着装“颜色不必太鲜，像经穿耐看如淡灰、浅米以及湖水绿这些”，“发觉白衬衫卡其裤最舒服，以后不再劳驾套装”，“潇洒、时髦、爽朗”。

姿态好看，也体现在经济独立上。亦舒女郎“身为时代女性，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一份优差”。她们是职场女性，如律师、设计师、公务员等，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不依赖男性或其他人的经济支持。小说中，未婚夫辛家亮的家人又是买婚房又是送家具，麦承欢一番纠结后选择拒绝，“他们出了钱，就理直气壮参与我们的事，将来更名正言顺事事干预。人贵自立，现在我明白了”。

精神独立的姿态，更好看。亦舒女郎展现出强大的精神独立性，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人生观，不轻易受外界舆论或传统观念左右，敢于挑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限制。小说中，麦承欢对家人“嫁过去”“出嫁”等用词屡屡表达不满，一再纠正：“我不是嫁过去，我是结婚。没有高攀，亦非下嫁，我将继续努力工作，仍然交家用给你。十年之内不考虑添增人口，家务由二人分担，清楚没有？”“我是结婚，不是出嫁。我以后还会回来，保证来去自如，出嫁这种封建名词实有商榷余地。”

在时下女性向的创作热潮中，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女性形象不少，亦舒女郎仍显示出极强的辨识度，根源在于她们独特的爱情观：怀疑爱情、不信任爱情，自尊自爱，不为了取悦他人或迎合社会期待牺牲自己的感情需求；虽然她们也谈恋爱，但不沉溺于无望的感情，不畏惧结束不健康的关系，即使遭遇背叛或挫折，也杀伐果决。这是“姿态好看”的另一层面，如小说中写的，“她已毋须任何人来光照她，麦承欢本人已经亮光”。

《承欢记》中，麦承欢虽与辛家亮热恋，并准备谈婚论嫁，但内心活动更多是对日后婚姻悲观与消极的看法。比如母亲想让麦承欢去换个钻戒，未婚夫大笔一挥签出支票，帮麦承欢换了，“这可能也是他全部积蓄，绝不吝啬”。此时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却是：“忽然之间她也生了母亲般的悲凉心态：这可能也是她一生中最骄矜的一刻，过了这个阶段，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

麦承欢对爱情与婚姻有着冷静而悲观的洞察。她深知爱情伴随着责任、付出、忍耐和妥协，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护——这不免又与个体的独立发生冲突。由此，当亦舒女郎分手时，她们的态度总是云淡风轻，“姿态好看”，不哭不闹不内耗，而是享受单身，豁达生活。与辛家亮分手后，“麦承欢容光焕发，怎么看都不似刚与未婚夫解除婚约，大动作，捧着啤酒杯，咧开嘴笑，双目眯成一条线”。

电视剧《承欢记》，把亦舒女郎改成偶像剧女主，已经是严重的误读。

新潮的独立宣言：“我要什么，问老板要，问社会要”

亦舒女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亦舒小说的创作高峰期在1970年至1990年——比如《我的前半生》1983年出版、《流金岁月》1987年出版、《承欢记》1996年出版。

这一时期亦恰逢香港经济迅速崛起，由传统的转口贸易中心转变为国际金融、贸易、服务业中心。香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发挥出低税率、自由贸易、行政高效等营商环境优势，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推动经济的发展。

香港经济腾飞阶段，也是新自由主义理念风生水起的阶段。新自由主义既与自由市场经济分享着一些基本信条，比如经济自由化、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等等；但又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是一种系统化的价值观、理念与生活方式。不论亦舒是否主动接纳新自由主义理念，在她创作的高峰期，她所在的香港、她所处的时代氛围，让她笔下的亦舒女郎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代言人。

既然是市场主导、既然是优胜劣汰，那么亦舒女郎信奉的自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决策、自己负责”，女性应该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成功，凭借专业技能和智慧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承欢记》中，一再借人物之口强调女性应该自己负责、自力更生，“我决不图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我要什么，问老板要，问社会要”。麦承欢对于爱情很洒脱，对升职加薪可是特别在意，毕竟亦舒女郎相信“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这种竞争的气氛下，不由人不在乎，不由人不争气，不由人不看重名利得失”。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理念对于女性的解放确有帮助。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为女性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女性得以从传统家庭角色中解放出来，进入职场寻求经济独立。这有助于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有助于挑战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推动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知转变。

小说中，麦承欢与她母亲麦太太就形成鲜明对比。她们生活在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麦太太一生被家庭捆绑，没有真正的自我，“可是，那样吃苦，也是等闲事，社会不是那样论功绩的”；到了麦承欢这一代，她们已经不再信奉麦太太那套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伦理”，她们“只希望资方赏识”。

新自由主义理念，也深刻改变女性对两性关系的期待和想象。她们不是依附男性，也不渴望有一个霸道总裁来将自己拯救，从此过上童话故事中的幸福生活。相反，她们遵从新自由主义逻辑，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认为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好、理性权衡和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决定是否进入、维持或终止一段关系。爱情和婚姻更像是一种自愿签订的“契约”，按照市场逻辑“交换”双方各自所能为对方提供的价值。关系的稳定性和满意度取决于双方认为“交换”是否公平。

麦承欢此前对于与辛家亮感情的悲观，本质上是她对二者的“交换”没有信心：他们经济地位不平等，麦承欢势必需要牺牲更多的自我；在她意外获得遗产、当她的经济能力已经优于辛家亮，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小说里直白写道：“祖母的遗产提升了承欢的身份。”

诚如上野千鹤子所分析的，很多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女性曾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基于‘经济合理性’运转，随着经济的不断合理化，可能会消除性别差异，令父权制解体。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期待资本主义体制能够吞噬父权制。”在亦舒创作的那个时代，这种构想一度成立。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爱情独立的女性，以“交换”来选择男伴，随时离开不喜欢的关系，让女性得以挣脱传统性别规范。这一观点，在当时无疑比其他创作者前进了一步。

正是因为亦舒女郎的这种“前瞻性”，让亦舒小说今日仍然流行，并且受到一些高知独立女性的追捧。

过时的“恐弱”心理：“太不体面了”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优胜劣汰、“自我决策、自己负责”，本质上是“一种暴力的掠夺，赢家通吃的实践”（戴锦华语），也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局限性。对于个体而言，极易滋生“慕强”与“恐弱”、“鄙穷”心态。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竞争，推崇个人通过才能和努力在市场中获得成功。如此竞争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将个人成就视为衡量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准。这自然加深了人们对强者的崇拜和模仿心理。

亦舒女郎有深刻的“慕强”心理。她们崇拜强者，认为强者更优雅、更从容、更有品位、姿态更好看，用小说里的话说是，“人家是何等深沉”。哪怕富人家说客套话，小说里都是这么形容，“涵养功夫到了顶层便是诚心诚意地大讲假话”。所以麦承欢相信金钱的逻辑，祖母的观点她深以为然：“一个女人，身边没有些许钱傍身，是完全行不通的，到老了只有更惨。”“有钱，可以躲起来。少个钱，便想攒钱，人前人后丑态毕露。”

“慕强”往往伴随着“恐弱”与“鄙穷”，对弱势、无力、失败或所谓“弱者”属性充满恐惧、排斥或贬低。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责任，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决策，而非外部环境。这种观念既导向对弱者与穷人的贬低，也因为将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素质、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而忽略对社会结构不公、机会不均等的检讨和批判。

小说《承欢记》俯拾即是的，是麦承欢对于穷人粗鄙、粗俗、目光短浅、品位低下等“穷人品性”的嘲讽、贬低和怒其不争。当辛家亮第一次去麦承欢家，“麦太太仍在炒菜，麦先生光着上身在修理电视机，家里狭小凌乱嘈吵”。辛家亮不介意，然而麦承欢的脸色立即变了，因为她认为，“太不体面了”。

结婚前两家人见面，仅仅因为麦太太有些敏感、阴着脸色，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对母亲一番批评。“承欢暗暗叹一口气，什么叫小家子气？这就是了，不过是一顿饭工夫，就算是坐在针毡上，也应忍它一忍。女儿女婿都在此，何必拉下脸来耍性格斗意气。这样会叫人看不起。穷人往往一口咬定遭人歧视是因为没钱，这是错的。人穷志不穷至要紧，承欢握紧了拳头。”

辛家亮妈妈来找麦太太学做菜，表扬麦太太有能耐。麦太太很开心。麦承欢的内心活动又是对妈妈的嘲讽：“麦太太脸上有了光彩，洋洋得意。承欢恻然，真单纯愚蠢，人家给两句好话就乐成那样，小孩子还比她精灵些”……

总之，穷人家任何一点“姿态不好看”的地方——所谓的“不好看”也仅仅是慕强者的判断，麦承欢都如临大敌、冷嘲热讽。她太恐惧贫困、太恐惧弱者、太恐惧成为弱者。虽然她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成长，然而，她仍要说句“我的至大遗憾是出身欠佳”；她对穷人有一闪而过的同情，更多是将穷人作为负面案例，提醒自己可千万不要没钱——用闺蜜毛毛的话说，“才高八斗，孝悌忠信有个鬼用，流离失所三五年后，也就形容猥琐、外貌憔悴”……

走不出父权逻辑：“女人穷了，又比男人更贱”

新自由主义的“慕强”与“恐弱”，开始让越来越多女性主义者怀疑：新自由主义，真的是女性主义进步的助力吗？

戴锦华就予以怒批，“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女性学者张之琪如是反思亦舒女郎，“一个女性的解放有赖于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而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的解放，有赖于人类的解放。我们命运相关、休戚与共，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从这个层面上看，亦舒女郎是“过时”甚至“腐朽”的。她们好看的姿态的另一面，是精致利己、慕强恐弱、拜高踩低；她们虽然赢得自身的解放，却将其他弱势女性甩在身后，可能还会踩上几脚。她们看不到新自由主义之下，女性只会是弱势群体中的更弱者，而只是冷眼旁观地嘲讽一句，“女人穷了，又比男人更贱”。

还需强调的是，亦舒女郎让金钱、财富，取代男人成为女性新的追求和信仰，认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先把经济搞起来，届时要什么有什么”“穷心未尽，色心不可起”，也不见得更进步。诚如戴锦华所言：“当你拥抱了资本主义，拥抱了资本主义承诺给你的奋斗、成功、安全，那么你同时拥抱了父权制。要知道，性别角色本身并不是一个和我们的身体和生理彼此对应的存在，而是一个权力秩序。”当亦舒女郎纷纷“慕强”“恐弱”，哪怕她不要爱情、不依赖男人，她都没有真正摆脱父权制的逻辑：“垄断的、暴戾的、贪婪的、实用性的、权威性的。”

不论是此前的《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还是这一次的电视剧《承欢记》，都只是借用了亦舒的“表”，基本没有对亦舒女郎进步之处的呈现——比如电视剧《承欢记》又彻底落入偶像剧的框架中，让麦承欢与霸道总裁谈起烂俗的恋爱；与此同时，它们又不自觉地延续了亦舒女郎的“糟粕”：“慕强”与“恐弱”。剧中的穷亲戚各种“粗鄙”、职场中的坏女人必然是贫穷出身；看似描写了穷人生活，但飞来的横财立即让他们阶层跨越，走向富贵；新增的职场线看不到女性的真正独立，而是霸道总裁一路帮助、巨大的遗产继承，终让女性“独立”起来成为精英。

亦舒女郎曾经“新潮”，而今已渐“过时”。真正读懂亦舒，读懂亦舒女郎的进步与局限，继承其进步，批判其局限，是亦舒小说影视改编的基本原则。如果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还不如让“过时”的东西渐渐消亡吧。

编辑|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