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从轰动全国的“刺孙案”说起

1935年11月13日，曾雄踞江南、统辖五省的“东南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的孙传芳（1885—1935），至天津佛教居士林进香时，被谋划已久、在此等候的一位女“刺客”，用勃朗宁手枪连发三枪将其击毙。“女侠枪杀军阀，舍身以报父仇”的新闻一经传出，轰动全国。

女“刺客”名为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今安徽枞阳人），居于山东济南。其父施从滨对其悉心培养，关爱有加；她自幼接受传统家塾教育，少年时又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大战，施从滨作为张宗昌的部下兵败被俘。孙传芳将其斩杀枭首，暴尸三天三夜，且不准施家收尸。当时，年仅20岁的施谷兰，立志为父报仇，发誓有朝一日定要手刃仇人。

据说，施谷兰先后寄望族兄与丈夫能报杀父之仇，皆未能如愿。在此期间，她改名“施剑翘”，以明心志；所谓“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时刻铭记父仇，决意只身复仇。其父遇害十年后，经过精心筹划，终于手刃孙氏，报仇雪恨。

这一事件，当时在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各大报刊之上，跟踪报道与各种评述，连续刊发了几乎整整一年。除了“刺孙案”本身的爆炸性新闻效应之外，案发之后，法庭对此案的审理，历次庭审问答的全过程，以及施氏家世旧闻与狱中近况，更是进一步“缓释”与“发酵”着这一事件的公共影响力——对于平津沪宁等地的市民而言，案发之后的这一系列“新闻”，简直就成了这一年间的“每日要闻”。市民大众对此始终津津乐道，各地报媒为此也孜孜不倦，留下了大量相关报道。

据当年的相关报道可知，施剑翘在法庭上的供述，历时长达两个多小时，听者无不为之动容。复又经过长达十个月的三级审理，鉴于公义与民意，法庭顶住了孙氏家属与旧部“请予严厉判处”的巨大压力，并没有按照“杀人偿命”的司法惯例予以判决，只是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又将刑期减七年。又经社会各界以及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出面呼吁与救援，至1936年年底，施氏竟获特赦出狱。从“刺孙”被捕至“特赦”出狱，入狱仅约一年时间即重获自由，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为报父仇、只身“刺孙”事件的轰动效应。

“刺孙案”中三人物（原载《良友》第111期，1935年11月15日）

孙传芳风光“大葬”，豪华墓地今犹在

话说“刺孙案”案发三日之后，1935年11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第四版的一条短讯，则可能是目前已知的，除天津之外，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报刊中，关于“刺孙案”审理最早报道者。原文如下：

【本报天津十五日下午十时电话】孙传芳十三日被施从滨长女剑翘枪杀后，尸身当日即运回英租界家中成殓。今日接三之期，津朝野名流与孙生前交好者，均赴孙宅吊唁。孙之长子家震，现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员，昨晚已返津。次子家钧，现在北平燕京大学肄业，亦于前晚返津。其三子家钰现在津。孙之棺木为金丝楠木，价值四千余元，係前国务总理潘复所赠。至施剑翘于昨晚解抵地方法院检查处后，今晨提出侦查，即解西头第一看守所暂押，颇予优待。施之家属，已呈法院谓施：（一）犯罪情有可悯；（二）自首，请求减轻罪刑。

据上述报道可知，施剑翘于“刺孙”次日晚，已然入狱。与此同时，孙家大办丧事的咄咄逼人之声势，也显示着“刺孙案”审理必然将受到“豪门贵族”的势力影响，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压力。

作为“刺孙案”的阶段性后续事件——孙传芳风光“大葬”，施剑翘入狱受审，都将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瞩目，只不过前者的新闻相对而言，其“热度”毕竟还是有限，数日之后即已销声匿迹，再无人问津了。

近90年后的今天，步入北京植物园中的卧佛寺东南方约200米处，即可见到那规模可观、形制规整的孙传芳墓地——东向为坟冢，西向为祠堂，北向为林木，外有红墙灰瓦环绕，主体建筑保存完好。墓地入口是一座坐北朝南，高约六米的歇山式门楼，造型端庄，做工考究；门楣上有砖雕铭刻“泰安孙韾远先生墓”字样。除却门楼两侧砖雕牡丹、寿桃、石榴等花果吉祥纹饰，标榜墓主人生前死后的富贵如意之外，门楼中间所设两扇约三米高的钢制红漆大门，更为这豪门墓地平添另一番坚固肃穆之感。进门之后，反观门楼背面，还有一副砖雕楹联，联文曰：

往事等浮云，再休谭岱麓松榆，遑问江东壁垒。

敛神皈净土，且收起武子家法，来听释氏梵音。

这副联文，概括了孙传芳早年征战四方，晚年崇尚佛教的个人生涯。回溯“刺孙案”案发之地即为天津居士林，也恰恰反映出了孙氏晚年深居简出、一心修佛的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孙氏晚年崇佛之故，孙氏墓冢的形制，也有别于惯常的坟丘土包之状，被建造成了窣堵波式石制墓塔居于中央的独特样式。这样的形制，与明清两代佛教寺院中的高僧墓地颇为近似。

细观墓塔，其基座为六边形花岗岩所造须弥座，塔身则为青石刻造，中门镶一拱形汉白玉龛，镌刻有“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字韾远暨元本张夫人墓碑”字样，据此可知，此墓地实为孙氏夫妇合葬处。墓冢月台前方，还立有一通约五米高的龟趺神道碑，碑额上刻有篆书“恪威上将军总浙闽苏皖赣五省军务孙君神道碑”字样，碑文由上元顾祖彭撰，侯官郭则沄书，概述孙氏生平，大致皆为歌功颂德之辞。值得注意的是，碑文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桂月榖旦”，可知碑文应当撰于1938年间，此时距孙氏被刺身亡已大约有三年时间了。

另据记载，上个世纪70年代，孙氏墓冢地宫曾被打开，还出土有墓志铭一件。至于墓志铭的主要内容，当时虽然未有披露，但大抵也是歌功颂德之辞吧。

章太炎亲撰墓志，“谀墓”之举犯众怒

提及“风光”大葬与歌功颂德，历来豪门显贵人物的身后事，大多如此操办。即便是被女刺客当场击毙的一代军阀孙传芳，也循此惯例。不过，为其歌功颂德并亲撰墓志者，竟然是被世人誉为一代革命元勋更兼国学大师的章太炎，这倒是颇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翻检约90年前的杭州《东南日报》所刊相关评论文章，不难发现，当年章太炎为孙传芳亲撰墓志，以及墓志内容如何“谀墓”的来龙去脉，这份旧报纸上早已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确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这也着实令当时的国内广大“观众”瞠目结舌了一番。

孙联帅与章大师，功业文章两不朽（上）（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36年3月25日）

题为《孙联帅与章大师，功业文章两不朽》的这篇评论文章，篇幅颇为可观，约有近五千字的文字内容，于1936年3月25日、27日、28日、29日，分四次连载。

此文认定，章太炎因五千大洋的润笔重酬之故，不惜一代国学大师的个人名节为孙传芳“谀墓”，在墓志中“为之张大其词，替孙氏冒功”“真令人齿冷”。因实在无法接受这一“令人齿冷”的事件，报社记者不但披露了墓志全文，还对墓志内容予以了逐条逐项之驳斥。可以说，正是因为《东南日报》的及时详实之报道，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台前幕后诸多细节之解析，也就此在杭沪宁一带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广为传播。

悼章太炎先生（原载杭州《东南日报》，1936年6月15日）

此文刊发不到三个月之后，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东南日报》于次日又刊发了一篇社论性质的头条文章《悼章太炎先生》，此文虽确为表达哀悼痛惜之意，可开首仍然强调“最近尚为孙传芳谀墓等事，皆事实也”云云，就是要向公众表明对此事的批评立场仍不改初衷，释放出此事确为章氏生平一大“污点”的重要信号。

章太炎盖棺论定（原载上海《铁报》，1936年6月17日）

同日，上海《铁报》刊发《章太炎与世长辞》一文，篇末明确提到“为孙传芳作谀墓之辞，深惜晚节不终”云云，可见杭沪两地读者对此事所持立场之一致。两天之后，《铁报》又刊发《章太炎盖棺论定》，更进一步将此事与章氏一生名誉之关联及影响，专门拈提出来，充分评述了一番。这篇五百余字的评述，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章氏所撰墓志竟然“能把一个阻挠革命的万恶军阀，写成了一个大革命家、民族英雄”，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也绝难接受的。之所以能写成这样，无疑是“看在五千金的巨润面上”，包括评述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对此早有共识，因为“当时的舆论，都说他老人家给铜臭迷住了心窍”，即“利令智昏”。

应当说，这么一番言辞犀利的“盖棺论定”之说，虽未必能取代当时社会“主流”评价体系对章氏生平的总体褒赞之说，可毕竟也代表了东南地区相当一部分读者大众（尤其是中青年读者群体）对章氏晚年生涯的另一种评价。简言之，为孙传芳亲撰墓志一事，已然成为章氏生平中一个无法抹杀的“污点”。

大师盖棺难论定，“晚节不终”为哪般？

“盖棺论定”五天之后，《铁报》仍在继续“发酵”这一公共话题。这一次，直接刊发了一篇题为《章太炎与孙传芳》的文章，原文如下：

国学大师章太炎病卒于苏州，舆论对之毁誉参半，誉之者以其有功经学，毁之者则以其曾为孙传芳作谀墓之文也。然以予所闻，则章为孙作墓志，虽推重过甚，但未必受笔金。盖章与孙莫逆，远在十年以前，章初不识孙，且以其为武人而轻之。民国十五年，孙以三民主义足以号召民众，乃倡为“三爱主义”以相抗，三爱者，爱国爱民爱敌也，并组织“三爱党”以自厚其力，托庇孙下者，咸归附之。太炎阅报，见“三爱”之名而悦之，函孙索详章，孙寄与之，并邀章加入。章读其宣言中：“兵凶事也，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商纣既稽天讨，则放牛桃林，纵马华山，以未偃武息民，非伐暴救民，何忍使林林之罪，死于干戈之下乎？”一段，击节叹赏，谓为“蔼然仁人之言”。即往见孙，相与谈政治，契合一致，自此乃订交。孙欲从章治经学，章曰：“是非童而习之不可，盍学佛乎？”孙之皈依佛门，盖从章言也。

上述仅三百余字的短文，又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即章太炎为孙传芳亲撰墓志，可能并非“利令智昏”这么简单，还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掺杂其中。此文披露了章、孙二人于1926年订交，彼此引为知音，有长达十年的密切交往；孙氏晚年之所以崇信佛教，甚至也是依从章氏所言。因此，为这样一位“莫逆之交”的故友撰写墓志，于章氏而言，既属情理之中，也势所必然，未必全然是那五千大洋的重酬所驱使。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日报》报道中的墓志铭文字内容并不完备，有个别文字缺漏现象。经多方搜求，笔者曾寻获孙传芳墓志原石原拓一件，仔细对勘查验之下，不难发现，《东南日报》报载墓志内容与墓志原石拓片上的铭文，还有其他一些字词细节上的差异。可以据此推断，报载墓志所据底本应为章氏所撰初稿性质的文本。

通过观摩墓志原石拓片，可知章太炎撰文、陈陶遗书丹、沈恩孚篆盖的孙传芳墓志，经北平文楷斋刘明堂刻石而成；此志在撰、书、篆、刻四个方面皆出自近世名家之手，可将其视之为近世名志之一。遗憾的是，或因作为一代枭雄的孙传芳生前死后的社会声誉皆不算佳好，章太炎更因为其亲撰墓志而被时人视作“谀墓”以致“晚节不终”，这么一件曾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一度招致口诛笔伐的近世名志，随之湮没于岁月风尘之中，乏人问津。

数十年来，民国史料文献的发掘与探研工作不断深入，成绩斐然，可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件近世名志却始终鲜有人提及，更不必说为之详加考证与品鉴。即便近年来由知名学者卞孝萱等着手编订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竟然也未将之收入——这样的情形，或亦可视作章太炎“谀墓”事件负面影响的某种“后遗症”吧。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