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四

曾经有一次被请讲课，我一开口就说，我是个三无记者。因为讲台下面人多，刚才还有些嘈杂的环境，听我这句话，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全场鸦雀无声。那次那个安静，我直到今天一直还记忆犹新。

我本想幽默放松一下，没有想到，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震感。我当时无法知道下面的人的心理，或者有没有同感和共鸣？我说的三无记者，即没有文凭、没有获过奖、没有职称。直到后来许多场合里，我都如此这般去调侃，很让朋友们赞许和雀跃。

这三个我的确都没有。我当记者三十多年，我一直都觉得愧对职业，甚至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一个没有学历的人，去干有学历人的活儿，唯有付出百倍努力，才可心安，才能上对国家，下对自己。

三十年前，我费了九牛二虎周折，终于调入了一家地区广播电台，圆了记者梦。开始，我没有想到去电台，梦想是去报社当记者，一直在往报社的方向努力。因为报社与电台的差异，在于采写稿上的发挥不同。在争取报社的万般努力失败以后，还在业内的朋友们就劝我，电台正好需要人，不行去那里也是一个选择。能去电台当然不错，我其实也是梦寐以求。就这样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实现了梦想。

没有张罗这些事儿之前，甚至调入了广播电台，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文凭的问题，更没有考虑没有文凭，会有那么多的险恶等待和承受。等到电台报完到，才知道没有文凭的可怕性和危险性。首先迎来的是人们的另眼和议论，这倒是其次，后来进入工作的一系列跟近，这才理会没有文凭的难处。比如说晋级、评定职称等，甚至提拔，件件都是要命事儿。即便后来到又调入内蒙古日报和农民日报后，这种难处一直都随之增长，无法改变，在这些媒体晃晃悠悠了三十多年。直到退休，最折磨人的文凭，一直被攥在手中。经常有人问我，哪个学校毕业的时，为不尴尬，我就回答是社会主义社会大学。或者看到都是比较熟悉的人，我还有一个办法，就回答，我进入过北大。逢这时，在座大家一片赞美和羡慕。但我还是心虚不已，不能撒谎吹牛逼哇！每次这样说完，赶紧话一转，我只是进过北大遛弯。这下刚刚还赞美和羡慕的人们，突然醒过扪子来，大家情绪转换过来，便是一片哄堂大笑，原来你是在这等着我们呢！

没有文凭，要做到像模像样，像个有文凭之人，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努力努力再努力。想想后来每一次的工作变动，都是破格才实现。这都要感谢之前多年当通讯员的那点底，才有了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的胆儿。从去电台第一个月起，我平均月月发稿一万字左右，成为建台以来第一人。那时分管电台的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每个月专门在他的办公室搞了一个统计表，电台每一个记者均列其中，直到离开电台，我一直都名列第一名。到内蒙古商报和内蒙古日报周末报几年里，我采写的稿件期期都有见报，尤其在周末报期间的三年里，几乎“包”下了每期的头版头条（当时两张报纸均为每星期三期报纸）。我极少写消息稿，大部分都以通讯报道为主，有许多都是系列报道。如此写稿，我才感到那么的畅快淋漓。这也是促使我为什么要离开广播电台的真正原因。当然广播电台的快速和现场报道，也是其他新闻媒体无法比拟的。我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冰霜雨雪，沟沟坎坎，记不清走进了多少次矿区和农村牧区采访，因为经常采写问题性报道，甚至还有被辱骂及打断腿的威胁。——1996年，我只身独闯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那年基地还在极端保密状态下）采访。虽然该基地位于内蒙古阿拉善境内，在我去之前，内蒙古新闻媒体还没有一人前往过基地。当时基地政治部主任（大校）见到我很是感慨的说，你比人民日报记者都厉害，没有打招呼就来了。基地司令员接受采访，原定半个小时时间，结果谈了一个多小时，写出了上下篇共万字左右报道——“走进航天城”；1995年适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徒步呼和浩特市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革命老区采访一个星期，先后走了七八个村子，写出了十三篇“大青山革命老区行”系列报道；内蒙古赤峰地震替农民说话报道，被时任某副总理批示，促使赤峰市政府及时调整了抗震救灾政策，保证了受灾农民很快住上了新房；想起到中央新闻单位农民日报社才半年，便写出了“内蒙古还有多少草原”整版报道，开创了农民日报建社以来，第一次刊发纯粹的整版新闻报道，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我去留问题的解决；独自夜访几个村卓资县农民，写出了““指标寒羊’伤透了卓资县百姓的心”的报道。该通讯报道还获得了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通讯类二等奖；乌兰察布市退耕还林系列报道获得时任中央主要领导批示，促成当年朱镕基到会，并做出重要指示的全国首次退耕还林现场会的召开，现场会先后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和锡林郭勒盟两地同时举办……

时光流逝，如梭般几十年过去，虽然依然还是继续纠结于没有职称和文凭的漩涡里，但好在胳膊腿和蹄蹄爪爪，还都在各自的位置上！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