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洺夔泫汐

久仰响堂山石窟的大名，这座由北齐皇家开凿的石窟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外的另一座高峰，有着其他四者都不曾具有的一种独特气质：不似云冈的瑰奇异域，不同龙门的华贵难亲，不类麦积山的沉静俊秀，也不是敦煌的动魄惊心，它更张扬，却同时也更为内敛；它更温润，却同时不失狂放……一如矛盾的北齐——这个因癫狂混乱而草草灭亡的短命王朝却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留下了最为动人心魄的一笔。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形式与精神上的双重突进，尤其在佛造像的塑造上，不论是青州的圆雕造像还是曲阳的白石造像，皆达到了一种人性与神性调和完满的高度，如满月清辉，光芒四溢不可触摸，却又让人情不自禁升起亲近之心。这种微妙的平衡是如此难以琢磨，多一分神性便是只敢匍匐在前的北魏造像，多一分人性则是使人生出狎赏之心的后世神佛。

说起响堂山石窟，则要从山脚下的常乐寺开始。这座与石窟同时营建的寺庙在历史上也是名重一时的巨刹，曾有河朔第一古刹之称，但多次毁于法难兵燹，历经宋金明清的多次重修之后，又在1947年的一场大火中被付之一炬。如今整座寺庙只剩山门之外的一座宋塔与寺内的一些石刻构件留存，但中轴线仍清晰可辨，由南至北依次有山门（天王殿）、石塔、三世佛殿、金代石碑、两座宋代经幢、大雄宝殿和地藏殿。这其中除了山门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建之外，其他皆为残垣断瓦。

寺庙山门之外的宋塔唤作普同塔，作为整个景区内最高的建筑物，鹤立鸡群地立在石窟所在的鼓山山脚，吸引着所有即将登临者的目光。塔身挺拔文秀，八角九层楼阁式，单双层出檐采用不同的形制，独具匠心，为极佳的宋代遗构。塔后便是常乐寺的山门，小心翼翼地隔绝着簇新的景区与荒凉的残迹，只要迈过这道门，一段难以言说的空间便裹挟着厚重的历史破空而来。一瞬间我仿佛站立在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前身后只存天地悠悠，虽不至于怆然涕下，但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个体的人存于宇宙之间的那种彻骨的孤独。

山门正对着的是一座罕见的小型八角形石塔，残存两级，雕刻纹饰漫漶严重，应是唐或以前旧物，是塔立于寺院中轴的珍贵实例。塔后是整个寺院遗址的精华部分——金代贞元二年（1154年）重塑的一组石质造像，造像正面为三世佛与二弟子，倒坐则立着本该各骑神兽的三大士，现已因断裂缺失而被随意地安放在佛坛上。所有佛像的头部已佚失流散，但沉静的身躯依旧风采非凡，在末法时代的余晖中幕天席地端坐在高大的莲台之上，依旧无有忧虑，每一根曲线都传递出令人安心的气息。这不由得让人想及两千多年前佛陀也是如此坐在“祇树给孤独园”中为众追随者开坛讲法，亚热带炎热的水汽中，祂或也是光洁沉静一尘不染，如红日初升，光焰万丈。

佛坛背后是一方金代正隆四年（1159年）所立的石碑，《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文记载了寺庙兴废的历史，提供了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信息。纂文者为金代一位叫胡砺的武安籍官员，他于金太宗天会十年状元及第，后官至宣奉大夫、刑部尚书、上护军安定郡开国侯。那年他三十六岁，任河北西路漕司属官，应当时常乐寺之主持宣秘大师师彦的邀请，于一个雪夜造访此寺，并与这位重振庙宇的大德于雪落的窸窣声中秉烛畅聊直至深夜，又在师父走后因久仰石窟的大名而激动难寐。但天不遂人愿，第二日上山之路已经被大雪封困，近在眼前的圣迹无从登临，许是公务繁忙之故，他不得不放弃造访，带着遗憾拜别主持，依依不舍地离去。近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尽知他们所聊何事，哪怕就连当时夜宿的东轩今已片瓦无存，但碑前所立的几尊佛像却依旧是二人当夜瞻仰之原物，曾如此真切地参与在那个具体的雪夜，亲眼见证了那份激动与遗憾之间难掩的落差。

穿过碑后一对左右侍立的宋代经幢，便是高立在台基上的大雄宝殿遗址，整座建筑的木构早已无存，唯剩经过火焰炙烤后的一些石质构件依旧挺立，支撑着并不存在的屋顶。当年打磨平整的地面已是荒草蔓生，这份饱含生命力的青翠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高耸的鼓山之上。室内室外无有分别，空无互见，这难道不正是佛教“成住坏空”四劫的最直观表现么？或许当年为簇新的庙宇落成而写下碑文的胡砺也早已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故在其文章中留下这样的字句：“噫！三世佛见于浮屠氏之说者多矣，故学佛之徒以像示人，然佛者觉之称，非色、非声，无形可拟；非名、非数，无相可观；非去、非来，不胶其用；非久、非近，不拘其时。”

已而夕阳在山，四下却再无一人。方才绚烂异常的夕阳也转瞬收敛了颜色，只把一丝残存的暖意镀在空立的柱林之上。只此一瞬，千年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