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全集》十一卷。该套全集收录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曹禺作品，包括曹禺创作、翻译的剧本、小说、诗歌、文章，以及日记和书信等。

这套书依照严格的文献学标准，有全套叙录和题注，调查过所有版本，在此基础上确定底本，选择校本，并予以严格的校勘。文集部分新增了近200篇。因而既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收录完整的曹禺作品，也为专业学者和话剧艺术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研究资料。这套书由王风主编，钱理群、方锡德担任学术顾问，11位中青年学者组成名家团队,分任各卷责任编委。编纂《曹禺全集》历时六年，编辑过程充满艰辛。本报记者通过发布会和采访主编团队的几位成员，请他们讲述编书背后的丰富故事。

缘起于与曹禺女儿万方的友情

张引墨是《曹禺全集》的策划编辑，这套书缘起于她与曹禺女儿万方的友情。万方作为专有版权人，将曹禺单行本和全集的版权授予了十月文艺出版社。而张引墨与万方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前。张引墨出版过万方的中篇小说集《空镜子》，后又出版了曹禺的四个话剧单行本《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2017年，《曹禺全集》申请到“北京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同年，十月文艺出版社启动了《曹禺全集》的出版。

王倩是《曹禺全集》的责任编辑，说起曹禺简直滔滔不绝，语速快且逻辑清晰。她说自己以前有点儿“祥林嫂”，总是和人说曹禺，但终于做完时，很长一段时间又不愿意提曹禺，感觉有点儿做伤了。

她的孩子伴随着这套书成长，对王倩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机缘。2016年，王倩无意中看到一位同事的电脑屏保显示“红尘”两个字，特别漂亮，同事告知字是曹禺的。她把那两个字打印出来贴到了办公桌上，“当时还怀着小孩，每天看着这两个字，有种滚滚红尘中的幸福感觉。”但她从未想过自己跟曹禺会有何关系，待她生产完回来，张引墨找到她说：“你要不要做曹禺？”

那时王倩入行不久，充满了各种热情，她是学现当代文学出身，导师就是钱理群的学生。接到《曹禺全集》的选题她极为兴奋，“想想出版史上‘鲁郭茅巴老曹’，是哪位编辑都想做的啊！可又多少年难遇几个人能碰上？”

但当时认为超级好的一个活儿，没想到是一个超级大的“坑”。王倩没有编过全集类书，社里也缺少相关经验，但王倩后来认为，也正因为没有包袱，所以放得开。

组建编辑团队，十月文艺总编辑韩敬群首先推荐了他的北大中文系老同学王风。王倩说，韩敬群请王风帮忙组班子，她记得阳光很好的一天，王风和方锡德带她去见钱理群，之后这三位组成了最初的主编团队。“韩给我打来电话，”王风回忆，“他最先说的是，请我在全国范围考虑，推荐个主编人选。后来又提到钱理群老师曾经写过《大小舞台之间》。我明白他的意思。钱老师年纪已经很大了，无法承担太繁重的工作，最多做些原则指导。但出版社的立场，显然希望有位旗帜性的人物领衔。”王风答应去说动钱理群。考虑需要一位内行而资深的学者来具体领导，又与钱老师一起动员虽也已退休但年轻不少的方锡德教授出来。

接着王风组织了十位编委分工各卷，“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湖北等地，都是北大毕业的，都上过钱、方老师的课，都有文献工作的专长。这样学术习惯相近，方便合作。比如其中最年长的陈改玲，现在浙江理工大学，她的学位论文有相当分量，就是研究民国作家在解放后的作品重版问题。因此我当时就想到请她负责曹禺解放后的几部戏。”

陷入一轮轮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

主编团队对于曹禺文献确定的原则是能收尽收，包括曹禺在特殊时期表态性的文字。万方也尊重大家意见，将自己保存的家书、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都无私提供出来。因为家书数量多，规模可以构成一部书信卷，内容又都很有意思，钱理群、方锡德就拍板让王倩来做。王倩于是又成了日记书信分卷的责任编委。

随后是将近一年时间的收集资料，建立体例。“老师们完全是按学术工作标准来做的，不但要尽量收齐全部文本，而且还不是有个文本就行，要求是最早的文本，以及历次有修改的版本。收我们能看到的曹禺所有的剧本、文章、各种版本，我们都找到了最早发表的原件或电子资料。”王倩说。

如何将这些丰富“食材”做出一桌好菜？随后的讨论持续了近一年，结果发现曹禺尤其剧作的版本情况非常复杂，几乎每版他都改，有的是因外部政治气候变化，有的是他对舞台的感觉变了。更麻烦的是，他每次修改所根据的底本，大部分不清楚。王风做过《废名集》，还获得政府出版奖，他有全套经验。按他的要求，需要梳理全部版本，确定底本、通校本和参校本。光这项工作就持续了一年，王倩与编委们通过EMAIL沟通，事后她查看邮箱，讨论邮件有80多封，十多万字，“主要是方锡德与王风老师之间的讨论甚至争论，一封信件经常有几千字。”学者们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主张，想法不一致的地方如何达成一致，也是花工夫的事。

文集各卷的各类文章，如何编也是个问题，是分类还是编年，各有麻烦。“这些确定后，才算进入具体的文本处理阶段，而且已经快两年了。好像他们商量过，王风老师总负责剧本部分，方锡德老师总负责文集部分。但方老师感觉身体很难再支持，后来就全归王老师了。”王倩说，“方老师坚持了两年，前期资料的收集以及大框架的讨论，很大程度是他推动的。”

“王风是用乾嘉古学的方式做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这是韩敬群给王风的评语。而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眼中，王风是新学者里具有老派风格的研究者。

王风做事经常被说成完美主义者，王倩说他做书也像做艺术品。他认为不同版本的改动，也是曹禺写作的一部分，因此校勘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枯燥繁琐，而各位编委都在学术岗位，平常已经很忙，要挤出休息时间一点点进行。“我做过这样的工作，知道其间的感受。大家按要求进行，没有异议。小而言之，是纵容我；大而言之，都是为了学术。”王风对此充满感激。

王风要求全集有很好的构架，逻辑也要精美。他经常会半夜发上一篇长文，王倩便要花长时间读懂，“因为我之前对资料没有全盘把握，被迫参与到了编委工作中，这跟常规的编辑工作很不一样。”

不过尽管事先作了很详细的规定，王风拟出凡例，甚至细致到各类校注的句式，他都写了语例，但毕竟无法包容所有的情况，每位责任编委的理解还是有差别。而且因为这种工作很难返工，因而最早的要求是，如觉得可注可不注，就先注出，最后统一删减。

当编委们终于开始按卷编辑文本时，又面临一个问题：设定的框架涉及大量注释，他们需要通过注释来交代不同版本间的改动，从而体现曹禺文学思想变化的脉络。但每位编委负责一卷，执行起来难免参差。溢出原定体例的情况非常多，这就需要主编一个个处理，责编也要反复修改。

“这跟我经历过的编辑工作很不一样，等于必须参与他们的校勘整理过程。”王倩说，“比如社科院丁文老师特别细致，能注尽注，夸张点说几乎半本书了。后来各卷都返回，按一个标准统一。因为我每卷都接触到，清楚统一的分寸，王风老师就委托我做初步删节，结果一共删掉了800多条校注。我很心疼丁老师的心血，但没办法。结果排版公司发火了。因为他们好容易输入，结果又删了，工作量都不好算。”

同一类知识学人，同样的严谨考究

编辑工作枯燥繁琐，没想到还有一个难题等着王倩，那就是出版进度。“出版合同签的是五年，本来能在期限内完成，但真正交稿时，离合同到期只剩不足一年时间了。”王倩压力大增，张引墨也急切地请她赶快做出出版计划表。可每当王倩以为要进入出版流程了，总又有不确定因素冲破她的时间表。

“比如老师们交稿后，按照正常流程进入三审三校环节，每一个校对时间我们都提前两三个月和校对约好了。但实际上不断有新材料发现，需要插入，每次都要动版。华中科技大学李雅娟老师负责的那卷，收录《桥》，都到出版最后阶段了，李老师在一个罕见的杂志上发现了新的刊载本，没办法，又得校勘，等于三审三校重来了一遍。”

在王倩感觉进度赶不上时，出版社也感觉到“情况异常”，又调了三位编辑协助。而在每一卷的校对过程中，为了保险，各卷责任编委返工。王倩说后来感觉主编编委们都怕自己，因为她像“周扒皮”一样，天天催时间。

六年出版周期赶上三年疫情，也给工作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困难。补查版本、调查新发现佚文线索需要跑各个图书馆，有的托人，托不到人只能趁疫情稍缓赶紧去。“浙江师范大学马俊江老师远在金华，查资料不方便，只能从网上买各种版本。工作期间还生了一场病，具体情况他不说。这种情况下还是坚持跟上各环节，不耽误全书。好在书出来，他也康复如初了。”有的主编出国，有的主编生病，各种问题挤压着时间表，王倩只能和三位同事使劲加班，病了也得把稿子带到家里继续工作。

期限临近的那几个月，每有问题要讨论，大家就上腾讯会议，问题涉及哪几位老师，都来线上解决。王风一上线就是七八个小时，各卷编委有的家里有孩子，有的要照顾老人，有的正染着疫，有的熬不了夜。根据各自情况排序，一卷卷谈，一个个解决问题。王风每场都参加，为了全盘把控，王倩同样每场必到。

王风是晚上工作，一般要10点以后，王倩则下了班把孩子弄睡后，10点开始另一份工作。王倩记得，有一回王风与首师大的李宪瑜老师讨论，李老师负责改译剧卷，不引人注目但情况特别复杂，又涉及外国原剧的关系问题。“当时已经夜里两点钟了，我困得不行。结果他们讨论到其中一个剧本的具体问题，讨论着讨论着，突然说这个底本可能选的有问题，我一下子被吓醒了。”

果不其然要重弄，李宪瑜连轴转了几天几夜，王倩他们自然也全部跟着重来一遍。“到后来我也习惯了，尽可能执行他们的要求。”王倩感慨，“他们极其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小问题，我就不忍心因为自己的疏忽给他们增加问题。所以《曹禺全集》最终是集体精力付出的成果，大家都觉得不能对不起他人的努力。”

原本《曹禺全集》得到了项目资助，资金能覆盖大部分成本，可出版社事后算成本，六年下来仅纸的价格就翻了一番，而且因为改动多，排版、校对等人工成本也翻了几倍，最后成了可能赔钱的状态，十月文艺担待下了这个负担。“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该做的都做了，最后大家确实是问心无愧的。”王倩说，“但这种活儿以后再不敢轻易碰，我们有一位老师现在一提曹禺就起疹子。”

《雷雨》用了七个值得重视的版本

曹禺是一个特别爱改自己作品的人，造成版本状况非常复杂。同样一部剧作，最初发表在杂志上，后来又出书，不同时候的不同版本，他每一版都改。有的是因为他对舞台的想象变了，也有在政治变动时候不得已的改动。《曹禺全集》要体现这样的变化，因为他们认为，无论哪一版，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曹禺，都是曹禺作品的一部分。如此造成难以想象的工作量。

比如《雷雨》，曹禺生前可以自我干涉的版本，超过30种。如何选择底本，首先成为问题。同济大学祝宇红老师是本卷的责任编委，她调查出，解放前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从1936年1月到1953年5月，印行《雷雨》累计达26版。按理说纸型一样，应该没有改动，但实际上她发现前后有变化，尤其鲁大海的身份，原来是“工头”，后头改为“工人”。这是一个极富意味的改动。但究竟何时改的，成为一个漫长的“围捕”过程。

祝宇红工作在沪，先利用上海各图书馆条件；父母在京，就趁探亲到京跑各图书馆，查阅版本，逐渐缩小范围，终于确认改版时间为1937年5月的“改订九版”，此后文化生活印行的版本再无变化。因此这个版本是“定本”，应该作为《雷雨》的底本。同时也就确定了通校本，计有初刊本、初版本、八十年代初再度修订的“川版”。而1951年开明书店本和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格于外部因素，曹禺改动剧烈，无法校勘，则作为附录本收录。如此，不算参校的其他版本，《曹禺全集》中《雷雨》一剧，全面校勘的版本就达七种之多。

中国社科院段美乔老师负责《日出》一剧，最后使用到六个版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日出》至少28版，她居然前后收集到其中26个版本，应该是通读该社《日出》版本最多的学者了。这些版本总体变化不大，但最后确定以第四版作为底本，主要是因为本版加入了“跋”，这个“要件”存在于以后各版中。

尽管曹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各剧作的版本情况也还存在着一些谜题。比如《日出》就存在一个神秘的所谓“戏剧二版”。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出版单行本《日出》，但不少研究者提及，该社在1959年还出了一个修订版，被简称为“戏剧二版”。只是这个版本怎么也找不到。段美乔东寻西觅、发动很多朋友帮忙，请教戏剧出版社的老编辑，向相关研究者咨询，都没有找到。一边找、一边综合各种线索，最后认定这个版本不存在。段美乔说，整个过程如同破案，自己仿佛是个侦探。诸如此类像是“无效”的工作，各编委工作过程中都多少碰到过，自然在《全集》中了无踪迹，但对学界是有意义的。

工作初始阶段，王风请祝宇红先行校勘，以便估算校记的数量。祝宇红将各校本的修改处用不同的色笔标识在底本上，看过去如同一个调色盘。如今的《曹禺全集》就是将这些异文同时呈现的产物，这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能够推动曹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提供了优质的阅读文本；对于曹禺的剧作演出，则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首次以正文方式全部收录曹禺的英文演讲稿

八、九、十卷是文集卷，大部分收的是曹禺各个时期散见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以及小说、诗歌。三卷编委既要分工，又要随时保持沟通。第十卷的责任编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斌，他有编《郭沫若全集补编》的经验，一开始就给大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表格和工作流程。佚文的收集，除了大量使用网上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王风还带着学生，利用北大图书馆的馆藏遍查过各种纸本的目录书籍。最后又利用到《人民日报》资料室的齐全收藏，收齐地方报纸上的曹禺资料。

文集还收录了曹禺一生中三次出访的英文演讲稿，首次把他所有的英文演讲稿以正文方式全部收录，负责第八卷的天津工业大学田露，翻译出中文本作为附录。因为后两次演讲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文章归收第九卷，田露和第九卷的责任编委、北京社科院的王鸿莉时常要沟通。“2021年我在法国访学，鸿莉刚生了二胎。因为时差的原因，我给她发的信息，她常常是半夜喂奶的时候给我回复的。”田露笑着回忆说。

田露也谈到一些遗憾：“比如第八卷第一篇是曹禺唯一的一篇小说，也是他以曹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26年在天津《庸报》上连载的《今宵酒醒何处》。这篇小说当年共连载五期，但找到的只有两期。”而因为这是曹禺的重要作品，田露记得当时也发动了各种各样的力量，“除了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王风老师甚至问到了日本、美国，大约找了三十几个地方，但很遗憾最后还是没有看到这篇小说的全貌。”

集佚、考证、索引复杂而烦琐，所要求的精度，是最大的难度。田露也回忆起，当时每天微信群里都跟打仗一样，每天都得“灭火”。而她称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做全集工作是遗憾的艺术，做起来非常辛苦，但又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完美”。

著名作家、编剧，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最后说：“我了解的曹禺是生活中的爸爸，再有就是我作为编剧对他剧作的了解。《全集》却让我从一个新的渠道再认识了曹禺，再认识了我的爸爸。”

这是同一类知识学人，同样的严谨考究，使这套书呈现手工业的生产节奏。虽然与商业出版是一对不好调和的矛盾，但成就了一套堪称经典的《曹禺全集》。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