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文本博古通今

——读《斑斓志》

文|顾农

初学者在接受古代文学教育时，往往是先借助于前人特别是今人的注释选读少量优秀的作品，然后再学些文学史知识，考试时就根据教科书来回答问题。这样的途径是合适的。当然这只是初阶，以后主要应多多研读作品，不宜停留在初始的水平上。

从近年来的情形看去，有些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学时，固然也会提到某些作品，而似乎更致力于探讨作者的生平、交游和时代，热衷于编撰其年谱长编和研究资料汇编；当他们研究一些窄而深的问题时，有时不免会离开对象的创作文本，甚至离得相当遥远——总之，对作品的深入领悟和探讨似乎比较地少见。

其实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最重要的细读作品，有自己独到的体会，更好的则是能够打通古今，获得启迪。钱锺书先生研究古代文学即最重深入文本，体会诗眼文心，他尝自述其为学的路径道：“妄期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至于作者身世交游，相形抑末，余力旁及而已。”（《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6页）紧紧盯住古代文学家的表演也就是文学文本本身，而以余力兼及其背景及后台，这跟戏剧观众的本分一样，才是欣赏和研究文学的坦途。

最近拜读张炜先生关于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的新书《斑斓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又名《苏东坡七讲》），强烈地感觉到他正是始终坚持直面文本这样一条根本原则，并且多有会心妙解，博古通今，能给与读者许多教益。

苏东坡一生虽不甚长，而色彩斑斓，不同凡响。他的作品数量巨大，名篇迭出，传诵不衰；他大起大落艰难曲折的际遇和始终乐观潇洒的心态，也一向脍炙人口。关于东坡的著作多矣，尽管各有其妙处，能够像《斑斓志》这样新见如瓶泻水，且能雅俗共赏、令人神思飞越的，似乎颇不多见。

张炜此书用七章一百二十余题约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就把这位大文豪的创作和思想讲得头头是道，发人深思。例如东坡一生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是遭遇了一场文字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被囚禁了一百多天，受到严格的审查，最后总算从宽处理，被打发到黄州（今属湖北）去安置；后来他又一再遭受挫折，被驱赶到离开中枢更远的惠州（今属广东）、儋州（今属海南）去，但他没有悲观颓废，仍然潇洒地坚持着，并且始终热爱生活。《斑斓志》就此写道——

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只要不是在旅途中，苏东坡就一定是在建设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十年何足道，千载如风雹。”还说：“遗我三寸柑，照坐光卓荦。百栽倘可致，当及春冰渥。想见竹篱间，青黄垂屋角。”（《东坡八首并叙》）当贬谪惠州、再次做长居打算时，便耗去所有的积蓄，在白鹤峰上建起一座新居。新居筑成同样要用那些喜爱的植物来陪伴，“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不罪！不罪！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栀子。”（《与程全父》）他寻找幼苗，心思缜密叮嘱细致，真是一位好林工和栽培者。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灵，他当然不会忍受苍凉和荒漠。（第114-115页）

这里提到的诗文，都不是什么名篇，而从中却颇可考见东坡的为人和文思。张炜先生读书论古，自有其高于流俗的眼光。这里唯一不够准确的是说东坡在“寻找幼苗”，不是幼苗，而是不大不小适合他移植的果木。

苏东坡一生都在北宋官场里活动，他属于哪种类型？算第几等人物？《斑斓志》一书认为他在一、二等之间：

在官场中，诤臣佞臣与人杰，这三种人不可以不加以辨识。“诤臣”常常失于度，而“佞臣”必然荒于德，唯有“人杰”最为难得……

苏东坡在许多时候称得上是一位“人杰”，但更多的时候只算得上是一位“诤臣”。他常常因为年轻气盛而失于度，这种情形直到老年，在其不断反省和总结之后才变得稍好一些。这就像血脉不可更改一样，直到最后，他都未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品质。这种激昂冲撞的个性也来自他从政的初衷。在那个遥远的呼唤当中，有一个不能抛弃的情结，就是要做一位“诤臣”，他眼里的大榜样从很早开始就确立为范仲淹之类。（第23-24页）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观察，著者并没有因为他的研究对象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将他捧为一流人物，更没有把他推上神坛。可惜现在的风气似乎是研究谁就大力歌颂谁，这种流行病、常见病人们见得很多，也就见怪不怪了。

换一个角度看，自屈原以下，凡伟大的文学家往往都很难成为官场中的“人杰”，那里的人杰乃是政治家，如诸葛亮、谢安等人是。“人杰”必须将巨大的精力集中地投入到从政里去，没有多少精力来从事于文学了，尽管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文学家从政或为文只要不当佞臣就好。

在发表了大量创作的同时，在《斑斓志》面世之前，张炜先生已经推出过四部同类的著作：《<楚辞>笔记》）（初版2000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4月）、《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7月）、《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2016年1月）、《读<诗经>》（中华书局2019年4月），这样的渊博和勤奋，当代罕其伦比。“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这样一种两化的境界很不容易达到，但人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在创作和研究两方面，富于春秋的张炜先生今后仍将不断推出新的成果，如此则文坛幸甚，学坛幸甚！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