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钧（乐评人）

1995年6月，我又应《音像世界》之约去趟上海。张杨听说了：我自费，跟你去。

去了上海，我找何训田约见面，在上海音乐学院旁边小店吃饭。我事先已经听说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老板刘伟仁和上海中唱合作搞了个音乐工作室，负责人叫李苏友，他极力主张投资制作何训田和朱哲琴的新唱片，据说耗资需百万元。

我知道何训田很早，却是因为他是“新潮”作曲家群体的一员，也知道他发明的“RD作曲法”(任意律和对应法——任意律穷尽了律制的划分，对应法则以全新的思维来结构音乐)。此后是从解承强那儿知道成名后的朱哲琴去了四川结识了何训田，合作的第一张发烧唱片就是香港音乐制作人、录音师、雨果唱片公司创办人易友伍出资录制、1992年出版的《黄孩子》，而这张唱片在国内发烧友圈子里评价很高，虽然国内大多听到的并非正版。

1992年出版的《黄孩子》，是朱哲琴和雨果公司合作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何训田开创朱哲琴式音乐美学的开山之作。它使得朱哲琴在音乐发烧友中小有名气。

吃着饭，问起新唱片，何训田说：刚刚基本录完，只粗粗缩混了四首，算不上成品呢。

我说：听说你这样已经烧掉四对箱子了？

何训田笑笑：是啊。动静太大了。

我说：让我听听吧。

何训田说：没弄好呢，完了再听吧。

我说：你还怕我盗版？

何训田无奈，带我和张杨上了楼。

听完，我们告辞。出门走了好一会儿，我发现张杨低着头一直没说话。

我问他：你这话痨怎么不出声了？

张杨说：我还蒙蒙的，太厉害了，没想到过“发烧”是这种感觉。

第二天见了上海音像的新老板朱小临。

当时上海中唱公司主要管理人是周健潮，上海声像公司的老板是黑龙江籍的胡占英以及臧彦斌，上海音像前老板是和刘伟仁签约的徐能学，刚刚退休，接任的则是个子高高、气宇轩昂的朱小临。

我本与音像界不熟，但秦杰由于与广电、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管理音像的干部们都熟，所以与这些全国音像界的老板们都很厮熟。我和张树荣、宋小明等基本上都是通过他相继认识这些老板的。

朱小临常州人，老三届，也是军干子弟出身，当过兵，个子接近一米九，爽利而精明，和我算谈得来。

见面他就问我：听了小样了？

我说：听说你举棋不定啊。

他说：问题是平均十万块钱一张唱片的制作费，他怎么能要出一百万来？

我说：我不清楚怎么算的，但我听说《黄孩子》当年易友伍也花了三四十万港币呢。

朱小临说：是，易友伍花了三十六万。这次他们提出创作费、制作费、演唱费一共要五十万。

我说：那涨得还合理啊，剩下的什么钱？

朱小临说：你知道薛芳芳吗？

我说：认识，我们还合作过呢。

朱小临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朱哲琴就认薛芳芳，MTV非让她拍不可，而薛芳芳的条件就是非要拍胶片不可。一首最低费用二十万。你看，这加起来不就是九十万了？还得有其他一些费用，这不就百万了？

我想了想，是够高的，没想到胶片这么贵。

朱小临说：我问过，也还算合理，胶片不是录像带，拍不好就得扔，没法反复用啊。不过还是太高了，我上哪儿回本儿啊。

我想想说：也许不是不可能啊。你看，据我所知，《黄孩子》的盗版内地就卖了一万张，这俩人如果出了新唱片这些人肯定还会买。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发烧友是不计成本的，能买正版绝不买盗版。这样，你一万张的购买量有了。再说，发烧唱片讲究买贵不买贱，你千万别定成五六十块钱一张，起码一百块钱一张。这样一百万不就出来了？而且你别忘了，这个题材你还有海外版权可卖呢。

朱小临想想：你这账算得有点意思，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过了个把月，朱小临来北京了，见面就说：嘿嘿，一百万我已经到账了。

我愣了一下：这唱片买卖还有期货呢？

朱小临笑了：我一想你那话，就联系了一下台湾飞碟，这不是老关系户吗？小样寄过去，没想到第二天老板吴楚楚就给我电话，要了。我说个一百万，直接打过来了。

2023.11.24

供图/金兆钧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