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的神话史诗大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下简称《封神》）近期上映，影片除了在服装、道具、特效等方面下了极大功夫，在改编故事情节方面也颇费心思。《封神》在《武王伐纣平话》《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文王食子的情节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封神演义》中，纣王将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剁成肉酱，做成肉饼赐予文王，以试探文王是否果真能通晓祸福吉凶；文王已经预知长子遇害，但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只得假装不知，忍痛吃下由儿子血肉做成的肉饼。《封神演义》的处理，不免过度夸大文王的“上帝视角”，同时也容易给人以文王苟且偷生的印象。在《封神》中，文王曾提及自己不能为自己算卦，这就为后来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肉饼作了铺垫。当文王知道自己吃的是伯邑考的肉时，悲痛欲绝，文王作为慈父的形象也得到进一步渲染。

《封神演义》与《封神》的处理孰优孰劣，大家自可见仁见智。在《封神》上映之后，有人在自媒体上介绍了一种观点，即文王食子故事背后的真相，应是文王主动“杀首子”。文王果真食子甚至主动杀死伯邑考么？文王食子的传说究竟是小说家言，还是史实呢？这还得从文王食子传说的演变说起。

伯邑考吹篪（《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一、文王食子传说的源起

在先秦典籍中，与伯邑考有关的史料寥寥无几。《逸周书·世俘》载：“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据此，在武王克殷之后，伯邑考已经亡故，成为祭祀对象。《礼记·檀弓》云：“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如果这条记载可信，那么武王被立为太子之时，伯邑考尚在世。

《史记·管蔡世家》载：“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同母兄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进一步指出文王立武王而非伯邑考的原因——武王较之伯邑考更为贤能，并说明武王即位之时伯邑考已然过世。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观德》称“泰伯三让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群心贰，自引而激，顺神明也”，伯邑考则是考虑到“群心贰”，自行引退。

限于史料，伯邑考的得名、生平及死因，后人所知甚少。由于文王舍长子而立次子，似与周人的宗法制相悖，《淮南子·氾论训》便明确指出“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因而引发不少猜测。其实，在周成王之前，宗法制并未确立。商朝的王位继承多兄终弟及，周人先公古公亶父所立继承人为第三子季历，甚至有文献记载武王临终欲传位给周公。可见，在文王之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尚未正式确立，文王不立伯邑考为太子，并非稀奇之事。过去围绕文王废长立幼展开的争议，主要来自以后律前所导致的偏差。

西晋皇甫谧所作《帝王世纪》中出现了文王食子的说法：

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帝王世纪》原书已佚，上述文字见于《艺文类聚》卷十二所引。在这段记述中，伯邑考曾经在殷商做质子，并担任纣王的车夫。纣王将伯邑考烹为肉羹，赐予文王，文王吃下了肉羹，纣王则嘲讽文王“圣人”的身份。这段记述语焉不详，文王“不知”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难以确知。

类似的说法见于《太公金匮》：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于羑里，以其羹歠予。”

记述与《帝王世纪》如出一辙。《太公金匮》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旧题姜太公撰，原书已佚，上述文字见于《太平御览》卷六四二所引。该书写作年代不详，《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刘歆《七略》：“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如若《太公金匮》即“太公金版玉匮”，那么它对于西汉后期的刘歆而言属“近世之文”，或成书于西汉。“以其羹歠予”之“歠”，意为饮，羹可以饮，可见指的是汤。“羹”在上古指带汁的肉，中古之后才表示汤，说明这段记载并不古。

《太公金匮》与《六韬》关系密切，银雀山汉简和定州汉简均发现有西汉时期的《六韬》文本。定州汉简出土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刘修在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去世，简文的抄写在此之前。其中有两条简文值得注意（为缺文）：

简2263……死有诏必王食其肉，免其血。文王食其肉，免其……

简2264：……质子于殷，周文王使伯邑巧（考）……

定州汉简《六韬》

以上两句不见于传世《六韬》文本，它们与《六韬》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竹简的整理者认为，这两条简文说的便是文王食子之事。熊贤品认同这两条简文与文王食子有关的意见，同时又指出《六韬》论事多有阴谋权术，并不能因为它是出土文献，就认为文王食子故事情节为历史事实。（《简牍文献商周史事记载的改编与讹误》，《西部史学》第8辑，西南大学出版社，2022年）简2264明确提到伯邑考，简2263出现“文王食其肉”，看似与文王食子有关。但简2263残断，“死有诏必王”如何断句、如何释义，尚缺乏前后文的线索。定州汉简《六韬》的简号为原始简号，与竹简的编联顺序无必然关系。简2263完全有可能说的是其他事件，如《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载“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文王貌受以告诸侯”，说的是纣王将梅伯剁成肉酱赐予文王，文王表面接受。限于简文信息不全，存疑待考。

《楚辞·天问》中有一句话：

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

王逸注云：“兹，此也。西伯，文王也。言纣醢梅伯，以赐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语于上天也。”朱熹《楚辞集注》等均从此说。而陆时雍、黄文焕、李陈玉、丁晏等明清学者指出此句与文王食子的传说有关。闻一多在《天问疏证》中进一步提出“兹”当读作“子”，而“子”指的是伯邑考，“受赐兹醢”指的是纣王将伯邑考做成肉酱赐予文王，文王受而食之。不过，“兹”与“子”虽然存在相通的可能，但从文法看，此处的“兹”更有可能用作指示代词。事实上，在战国时期流行的是“纣醢梅伯，以赐诸侯”的传说，如：

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韩非子·难言》）

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瓖，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吕氏春秋·贵直论·过理》）

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灭暴不以顺纣，干崇侯之暴，而礼梅伯之醢，是以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国而不弱也。（《晏子春秋·景公问古者君民用国不危弱晏子对以文王》）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战国策·赵策三》）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楚辞·天问》）

尤其是同样在《天问》中，明确提到“梅伯受醢”，可与“受赐兹醢”相验证。

另可参看西汉早期文献的记载：

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为炮烙，铸金柱，剖贤人之心，析才士之胫，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淮南子·俶真训》）

纣醢梅伯，文王与诸侯构之。（《淮南子·说林训》）

杀梅伯以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环。（《春秋繁露·王道》）

昔殷王纣残贼百姓，绝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妇，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韩诗外传》卷十）

据《韩非子·难言》，纣王将翼侯做成烤肉，将鬼侯做成肉干，将比干剖心，将梅伯做成肉酱。此类暴行被先秦汉初的文献反复提及，可见这些都是时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如若伯邑考曾被醢，理应也会被列入这些纣王罪过清单之中，不至于在先秦文献中不见踪影。“醢”可指肉酱，亦可指剁成肉酱的刑罚。在早期记载中，“醢”的对象一般是梅伯，此外也有文献称鬼侯或鬼侯之女被醢，但不见与伯邑考有关的记载。

而且，《吕氏春秋》的“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以礼诸侯于庙”以及《晏子春秋》的“礼梅伯之醢”，说明文王接受了纣王所赐由梅伯制成的肉酱。在早期的传说中，是文王食梅伯之醢，而非食伯邑考之羹。

顾颉刚曾提出这样的疑问：“给文王吃的人肉羹，应照《吕氏春秋》说是梅伯的呢？还是应照《帝王世纪》说是伯邑考的呢？”（《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载《古史辨》第二册上编）如果文王食醢的事件只发生过一次，无疑是文王食梅伯之醢的证据更为充分。刘子立曾指出文王食子的故事很可能从梅伯的故事中转移分化而来（《伯邑考故事源流略考——兼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生成》，《文史》2016年第2辑），这是完全可能的。故事情节的嫁接乃至张冠李戴，在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如“醢梅伯”更为常见，鬼侯一般言“腊”或“脯”，但也有文献记载“醢鬼侯”以及“醢鬼侯之女”；再如受刑被杀的一般是鬼侯之女，但清华简《子犯子余》则说纣王“杀梅之女”。《楚辞·九章·涉江》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记载了比干被醢的故事（赵平安：《〈穷达以时〉第九号简考论——兼及先秦两汉文献中比干故事的衍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与比干剖心的通常说法不同，当是纣醢梅伯故事的移植。同样的道理，纣醢梅伯的故事也完全有可能被嫁接到伯邑考身上。由于伯邑考未能继位与周成王以来的宗法制相悖，其死因又不详，为故事的嫁接提供了空间。

可见，目前所见文王食子传说的明确记载，较早见于《帝王世纪》与《太公金匮》。《帝王世纪》对古史的记述多夸饰之辞，为人诟病，不可尽信。《太公金匮》成书时代未详，不早于西汉，内容为权谋之术。定州汉简《六韬》的文本或可追溯至战国，但它是否记载文王食子传说，暂且存疑。《楚辞·天问》中“受赐兹醢”一语，当与文王食子无关。目前未见明确的早于西汉的文王食子传说记载，从传说情节的演变看，文王食子传说当是“纣醢梅伯”的嫁接与演变。文王之子被虐杀，无疑会进一步凸显纣王的暴虐，加强周人伐纣的合理性，并可解释何以是武王被立为太子，而非伯邑考。这种传说出现之后被许多人接受，也便不难理解了。

二、文王食子传说的传承演变

《帝王世纪》之后，有关文王食子的记载逐渐增多。《金楼子·兴王》载：

囚文王于羑里，虽有忧患，方修先圣之业，广解六十四卦，着其卦词，谓为《周易》，时谓西伯为圣。纣疑而未违。长子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之为羹，赐文王以试之。实圣当不食子羹。文王得而食焉，纣笑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而尚不知。”

《金楼子》系梁元帝萧绎所著，上述记载与《帝王世纪》相近，但更为详细，以文王演《易》为前提，据此，纣王所说的“圣”当指文王占卜的能力，已经与后来《封神演义》等文学作品相近。

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元代方回的《续古今考》、黄溍的《日损斋笔记》等著作，都曾提及文王食子的传说，基本局限于《帝王世纪》的内容。不过也有人不相信《帝王世纪》的说法，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斥文王食子的传说为“诞语”。

从明代开始，一些著述开始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来解说《天问》“受赐兹醢”一句。如明代陆时雍的《楚辞疏》、黄文焕的《楚辞听直》，明末清初李陈玉的《楚词笺注》，清代丁晏的《天问笺》，均认为“受赐兹醢”与文王食子有关。

文王食子的传说也被文学作品所吸收，情节愈加丰满。《东周列国志》第八十回中，范蠡曾提到文王食子的典故：

昔纣囚西伯于羑里，杀其子伯邑考，烹而饷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细行。

所说与《帝王世纪》相近。真正大的突破与改编，体现于武王伐纣故事系列的文学作品。元代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以下简称《平话》）如此记载此事：

妲己曰：“据百邑考欺君之罪，合醢为肉酱。臣闻姬昌善知阴阳，预知前事。封赐肉羹与姬昌食之，若姬昌将此肉便食，非为阴阳人，后与大王不能为患也。放教姬昌归岐州去。姬昌若见此肉不食，知是亲人肉，此是大贤也，久后必与大王为患，和姬昌都教处死，永除后患也。”纣王闻奏大悦，令左右推转百邑考身醢为肉酱。

……却说姬昌，三日前甲申日，见此景祥，姬昌眼跳耳热，心神不安。姬昌忧占一课，占一亲人合有大祸临身。

……有太守并使命一行见姬昌。礼毕，二人言曰：“今奉王敕，姬昌免囚归国。今赐肉与姬昌食之，如食了肉羹时，姬昌去国。你儿百邑考见在朝歌等候。”遂取肉与姬昌。姬昌心内思惟：此肉是我儿肉，若我不食此肉，和我死在不仁之君手也。姬昌接得此肉，喜而食之。姬昌告来使曰：“此羹甚肉？此肉甚好。”

……费孟奏曰：“姬昌接得此肉，亦无疑阻，笑而食之。非是贤人也。”纣王知得，大悦，敕令教使臣再去，教放了姬昌，即辞国去。

……姬昌辞了三人，得脱囚牢之苦。姬昌上马便去，出羑里城半舍之地，姬昌下马用手探之，物吐在地，其肉尽化为兔儿。姬昌大哭。至今有吐子冢，在荡阴四里地是也。

《平话》之所以采用文王食子的传说，除了与这种传说在当时已经流传甚广有关，也与《平话》注重血亲复仇有关。《平话》诞生于民间文学的土壤，以及盛行复仇主题的元代文学的土壤。在《平话》中，贯穿着殷郊为母姜皇后复仇、周文王为子伯邑考复仇、姜子牙为母复仇、黄飞虎为妻复仇等复仇线索，交织成血亲复仇的大网。丧子之痛以及为子复仇成为文王反商的正当理由，从而消解“君为臣纲”观念的束缚，乃至于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也在强调：“只不得忘了无道之君，与百（伯）邑考报仇。”

明人余邵鱼所编《列国志传》是《平话》与《封神演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它对文王食子的描写基本延续《武王伐纣平话》，进而影响了后来的《封神演义》。这几种作品的描写也各有出入，如与《平话》《列国志传》相比，《封神演义》加入了妲己勾引伯邑考的桥段；与《平话》《封神演义》相比，《列国志传》并无文王吐子的情节；《平话》中伯邑考被制成肉羹，与《帝王世纪》相近，《列国志传》为肉酱，《封神演义》中则成了肉饼。

与更早的《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相比，《平话》等文学作品作了以下加工：其一，伯邑考不是为纣王驾车，而是为了营救文王，主动前往朝歌；其二，明确说伯邑考是被“醢”；其三，纣王放归文王与文王食子产生了联系，文王必须食子之肉才有机会逃出生天；其四，纣王赐其伯邑考之肉，是为了测验其是否有预知祸福吉凶的能力；其五，文王在明知是伯邑考之肉的情况下，还是装疯卖傻地吃下；其六，文王重获自由后吐出了伯邑考之肉，其肉化为兔。

在《平话》等文学作品中，虽然通过吐出伯邑考之肉的情节来补救，但文王为了活命而隐忍吃下爱子之肉，其道德光辉在事实上是有所削弱的。而在电影《封神》中，文王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下由伯邑考的肉做成的肉饼，纣王并非为了试探文王，而是为了“诛心”。《封神》的改编显然更凸显文王的人性与父爱，文王误食儿子的肉，情感上的撕裂更具冲击感。

三、文王食子与“杀首子”

李硕《翦商》一书认为文王食子确有其事，并认为纣王把人肉酱赐给臣下，是商人传统的一种结盟（兼人祭）仪式，在向诸神敬献后，参与献祭的人分食祭品也是分享诸神带来的福佑。

刘洪涛则认为文王食子实际上是“杀首子”习俗的反映。他在《文王食长子伯邑考事考———兼考瞽瞍欲杀舜事》（《殷都学刊》201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帝王世纪》与《太公金匮》的记载渊源有自，并认可了闻一多的观点，提出《天问》可能是目前所见关于伯邑考之死的最早记载；他认为在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依然落后，文化依然野蛮，所以“杀首子”的习俗在周部落中被保留了下来；周文王遵循“杀首子”的习俗把刚出生的长子伯邑考杀死，并做肉羹吃掉，文王发现肉羹味道鲜美，于是就进献给纣王；后来儒家为了粉饰此事，并抹黑纣王，把杀害伯邑考并做成肉羹的人改作纣王。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对于古书中的文王形象无疑是一大颠覆。

此外，罗招武《伯邑考之死探析》（《红河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一文也将伯邑考之死与“杀首子”相联系，指出伯邑考被杀赐予其父的事迹主要在唐以后出现，汉朝前未见载录典籍，意味着这很可能出自后人虚构；后世小说中因为要塑造文王、武王等正面形象，又要给伯邑考失去王位给出合理解释，才虚构出剁为肉酱并被赐予其父的故事来，而这个故事的情节主要借鉴了上古时期杀长宜弟的风俗。该文虽然也提及“杀首子”，但与刘洪涛的说法实际上有本质不同。

关于“杀首子”的现象，龚维英《浅探上古杀虐长子之风的因由》（《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裘锡圭《杀首子解》（《中国文化》总第9期，1994年）等文已有较全面的讨论。古书记载某些民族存在杀长子甚至食长子的现象：

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墨子·节葬下》）

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墨子·鲁问》）

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汉书·元后传》）

交趾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后汉书·南蛮传》）

此外，裘锡圭认为尧杀长子以及易牙蒸首子献齐桓公，均属于“杀首子”的现象。龚维英在论述上古杀虐长子之风时曾提及伯邑考的例子，刘洪涛更是明确指出文王食子传说是“杀首子”的例证。

纣王与伯邑考（《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不过，无论商人还是周人，均没有“杀首子”的相关记录。帝乙的长子为微子启，为庶子，纣王为嫡长子。无论是庶长子还是嫡长子，均未见被杀害。周人先公古公亶父的长子为泰伯，虽然泰伯没有继位，但也未见被杀害。西周在建立之后，更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很难想象周人对待长子的态度在短短一代的时间里会发生截然相反的转变。

商朝盛行人祭，杀人作为奉献鬼神的牺牲。结合卜辞记载和人牲遗骨的锶同位素测定，可知被杀用作人牲的主要是西北地区的羌人战俘。另外，殷墟所出人头骨刻辞说明，当时存在将敌国首领的头颅献祭的现象。文献中的“翼侯炙”“鬼侯腊”“梅伯醢”，或是这一祭祀习俗的反映。虽然商朝的祭祀仪式看起来血腥残酷，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商人或周人存在杀自己长子的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说，先秦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文王食子相关记载，文王食子传说很可能来自纣醢梅伯故事的嫁接。既然文王食子都难以成立，由此引申出的所谓文王主动“杀首子”，也便无从谈起了。

总之，将文王食子传说与“杀首子”挂钩，尚无充分的依据。

（作者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