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梁启超：亡命，1898-1903》作者：许知远；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23年8月

《梁启超：亡命，1898-1903》是许知远五卷本梁启超传记中的第二本。这本书记叙的是1898年流亡岁月开启后，带着巨大的沉痛、悲愤、无助和迷茫的梁启超，在海外辗转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探索以及挫败。

这段经历并没有拯救国家，没能拯救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手促成的新政，也没有拯救光绪皇帝，又或者，康梁的努力不断刷新了慈禧太后以及一众清廷实力派的仇恨感，反倒使得光绪皇帝的处境持续变得艰难。就像是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康有为将新政失败归结为慈禧太后的鼎力反对，并宣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皇帝的皇命到海外来争取支持，要像申包胥哭谏秦廷那样来赢得友邦同情，“借兵”除掉保守势力，这种诉求要想获得实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可谓天方夜谭。慈禧太后自然对这种说法十分愤恨，不仅希望缉拿康梁，而且在缉拿无望的情况下，将怨气悉数倾泻给了光绪皇帝。

在政治上，康梁的成熟程度可以说远逊于中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段时期以内成功启动变法、维新的干将。这从他们斡旋海外的行动方式，以及利益需求的混乱程度就可以看出。

我相信许知远在写作这一卷时，会带有格外的沉痛和不安，因为康梁也好，其他很多人也好，对于国家、时局和历史的理解，确实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稳健和足够前瞻的程度，所以他们真挚，他们竭尽所能地争取一些本没有实施希望的目标。

日本历史上有过女天皇，康梁极力争取的英国，当时也是女王在位；欧洲大陆上很多国家都有过太后甚至皇后秉政。所以，康梁在国际上用以攻击慈禧太后乱政的很多理由，对于他们想要争取的外国权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十分怪异的。列强关心的在华利益，如果可以由慈禧太后得以稳定保障和持续实现，那么它们自然就会克制对于康梁以及后来的孙中山代表的进步力量的基本同情。

相较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更快地从申包胥的人设中走了出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提出了“四万万同胞”的概念，“或许流亡的距离感令这四万万人变成了一个更清晰、更整体性的存在。”梁启超自己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要比他同时期提出的很多主张都具有扩散的动能，“它也将是近代中国最被神话的词语，四万万变成巨大的杠杆，屈辱被放大，力量也因此陡增”。最终，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中国取得了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

梁启超在日期间与孙中山建立起友好来往。康有为对于孙中山秉持的民主革命深恶痛绝，但梁启超的态度却要微妙得多，在后者的考量中，国家的概念更加清晰，分量更加直观。所以，康有为很快发起了保皇会，虽然梁启超仍是其中的主要干将，但他主要关心的问题，除了促成在国内以及海外的中国人保持团结，还有就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概念，以及鼓励、支持、引导海外中国人去争取生存发展的权益。

在从日本转至夏威夷的途中，梁启超文思泉涌。旅日期间的见闻、阅读和思考，让他对于世界的认知相比国内阶段更为完善，他写下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文中用一连串排比抒发了自己对于国家重振强汉、盛唐朝气的寄托，“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而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00年-1901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侵华，中华民族迎来了最为凶险的局面。而与之同时，康梁通过长期筹备推动的起义也以失败告终。这种局面下，一切似乎又转回到戊戌变法刚刚失败的状况。这时的梁启超没有气馁，也没有甘于成为一个与革命党锱铢必较的保皇分子，而是如书中所说“把注意力从圣主转移到普通国民身上，从对朝廷内部纷争的猜测转到思想、学术的建设”。

一个不够成熟，有些轻狂、轻信、轻率的准改革家梁启超自此落幕，而另一个始终饱含热情，但更具耐心，从头发掘中华传统思想和文化瑰宝，使之与世界大势与新兴思想文化相融合的大师梁启超从头展现。《梁启超：亡命，1898-1903》书中谈到了梁启超发起的史学改革，痛陈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直言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呼喊，在思想界产生的飓风，无疑令许许多多青年醒来。

如书中所说，梁启超还提倡地理学，引导中国读者理解知识革命与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系统地向读者引介西方思想尤其是诸多知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之后，他甚至开始撰写科幻小说，希望通过小说革命来改良大众的文艺审美进而影响价值取向。

文/郑渝川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