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2003年，为编《穆旦诗文集》，经诗人杜运燮先生介绍，我与杨苡老师相识并通信。虽仅存短信六函，却对诗人穆旦（查良铮）的生平考证与诗文发掘弥足珍贵。信中给予我的精神砥砺与陶冶更是永难忘怀。

穆旦自西南联大开启现代诗艺探险，历经滇缅抗战、颠沛北归，负笈芝加哥大学、辗转回国，执教南开大学、蒙冤“枷戴荆冠”，于困顿中翻译普希金与拜伦、艾略特与奥登，并在沉寂中恢复与友人的通信、甚至抄寄诗作悄然往来，终因突发心脏病而过早离世……始于西南联大、亲历波诡云谲的历史巨变，杨苡是活得最久的穆旦的同学，也是相互始终保持通信的友人，又是为现代诗坛成就超卓的穆旦诗歌从尘封中复出、跨世纪传播而奔走尽力的同仁。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杨苡晚年，亲自撰写或接受访谈，复现了穆旦生平与创作的诸多往事；同时，对于穆旦诗文的发掘及其年谱的编纂，又保持着“同代人”的严谨审慎。例如，对于署名“城隍庙小学第二年级生查良铮”的短文《不是这样的讲》（天津《妇女日报》1924年3月16日）是否收入《穆旦诗文集》，在我收到的第一封来信中，杨苡老师便直抒己见：“算起来诗人写这篇时不过六岁多，也算是‘神童’了，也看出他从小对富人的反感。但这是否有必要收进集子里，我很怀疑。”（2003年7月6日信）

当我去信向她索要简历，一是为编委会的组成，二是用于入选诗文与所附年谱的注释，三是穆旦早期抄赠给西南联大同学的一篇诗作，杨苡既是当事人，也是原始文本的提供者，收入诗文集有必要说明背景出处。杨苡老师在回信中写道：“请原谅我至今才寄‘简历’，其实我始终心里以为不必要，最多一行介绍即可。……我对他（穆旦长子查英传）说：‘这是你父亲的书，没有必要多介绍别人。’事实是：他父亲也不需要别人的名声去抬高威望的。”（2003年10月23日信）。

然而，为收集穆旦史料，杨苡老师不顾高龄且不遗余力，介绍亲历者、走访当事人，亲自电话联络、书信索寻。仅是在这封信中，老人家就提供了西南联大穆旦的三位同学陆智常、江瑞熙、张定华的地址和相关背景，不仅提出寻访线索与侧重点，还提前告知三方家属以备接待访谈：“这三人是穆旦不同时期的知交。虽然江已逝世，但你若要查询江的简历，江对查诗人某个时期的了解，或陆和查在四十年代的交往，也许这三个地址会有用的。”也正是在这封信的结尾，她才附上自己的简介，并代写了“江瑞熙简介”。

次年2月13日，杨苡老师来信：“附上我在家找到的巫宁坤（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同学、南开大学同事）旧作，供参考。查英传常来电话，比较细心，我尽可能提供他信息。最近让他打电话给周定一（西南联大南荒社、高原社骨干成员），很有帮助。”对如何编好《穆旦诗文集》，杨苡老师作为过来人与当事者，也提出中肯的建议：“我个人以为全集前面的序不宜为仅上三个学者的文章摘抄，毕竟都是学院派的。我以为谢冕的《论中国新诗》（已获北京三联文艺评论一等奖）中必有论穆旦的，应当摘录。还有诗人周良沛写的（中国新诗穆旦卷卷首）你可能已收到赵蘅寄给你的那本小书‘穆旦诗选’。还有巫宁坤写的一篇都可以摘取一些，使前面的代序更丰富些，也表示众口皆碑。所谓‘代序’，也就是用了学者、诗人对穆旦的评价。对了，还有邵诗人（邵燕祥）那篇精彩的发言（已收入邵诗人最近出的集子中）也不能忘记。这样便有七位著名学者诗人对穆旦的评价。你看对不对？这样摘抄，我个人认为更能使人耳目一新。”（2004年2月23日信）

可谁能料到，上述两信竟是骨折手术后出院不久的85岁老人写于病榻之上。“我在床上，靠在靠垫上写信，很不好写。希望您原谅我的潦草。”遥想老人忍着伤痛写信的情景，读到信尾的附言：“一切从今年开始，必须乐观有信心！您见到苗子夫人时，她刚开过一次刀，不久又开了一次，最近又一次，（乳腺癌两次，子宫癌一次）人家也不在乎。”（2004年2月23日信）心中充满感伤与感佩。

直至《穆旦诗文集》初版即将杀青，杨苡老师反复斟酌，又提供了1972年穆旦写给她的一封书信，并附函对32年前的特殊背景与文史价值予以说明：“寄上穆旦信一封，我想这信可以与你手头那封一起收入文集。信写得十分好，但由于我有顾虑（怕人家乱猜测，个别句子比较含蓄）所以迟到今天才决定再寄去一封。信中，‘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可加注释……”写此信时，老人依然在与骨伤做着顽强拼搏：“我仍无法下地走，站几分钟也只能靠右腿。想当年穆旦跌交（跤）没有及时治疗，还能译出那么多东西，真可佩服！我和他一样全是股骨胫骨折，我现在的医疗条件强多了。”（2004年3月5日信）

寻线索、觅诗文、捐文献，怀挚友，忆往事、见真情，书信呈现的人格与情意，正与穆旦诗作《友谊》的意境与咏歌交相辉映、共振回响：

受到书信和共感的细致的雕塑，

摆在老年底窗口，不仅点缀寂寞，

而且像明镜般反映窗外的世界，

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