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则行政令，称要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尤其是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这则投资限令的详细措施将在45天内公布，最终法案预计将于明年起实施。

消息一出，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等美国芯片企业的CEO纷纷向政府发出警告，认为进一步限制对华芯片销售会“破坏美国在华接触政策”，重创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也说，希望投资限令“不会对美企投资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则投资限令的出台耗时近2年，内部博弈非常激烈。白宫称，该限令为解决“最急迫的国家安全风险”；美财政部声明，这是“适当保护对下一代军事创新至关重要的技术，以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白宫国安会高级官员说得更露骨，直接挑明这并非经济行为，而是“国家安全行动”。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担忧半导体行业将遭重创，因而极力反对“私人市场政治化”，有政府高官出来安抚商界，称投资限令是“针对性限制”，不会严重损害美国对华投资的能力。

看，一则投资限令暴露出美政府的两难境地：既希望通过“小院高墙”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不希望得罪美国投资者和相关产业。选举压力驱使下，美政府不得不权衡对华投资限制和缓解中美关系之间的利害。

事实上，为了减少各方批评，美政府着实对投资限令的各项条款反复斟酌。比如条款多次提到“应酌情”，这种表述自然让美国内鹰派势力不满，他们指责限令“来得太晚、力度太小、不够强硬”。

虽然国内存在争议，但投资限令最终出台，说明主张对华遏制打压的声音还是占了上风，美国对中国获取关键技术施加限制的图谋没变。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丹尼斯·西蒙说，拜登政府近期频繁派布林肯、耶伦、克里等高级官员前往北京，似乎是为了修补中美关系，但最新的投资限令发出完全不同的信息，这是遏制中国的又一举措，暴露出拜登政府的两面派作风：“美国持续发出如此混乱的信号，怎能指望中国在关键的全球问题上与美国合作？”

美国研究机构Rodium数据显示，美国风险资本对中国的投资数量大、密度高，在中国所有得到风险资本的企业中，1/3有美方投资，尤其是中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让美国风险资本得以分享红利。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半导体采购额约为180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1/3以上，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美国半导体企业36%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市场。

但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化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海外投资能力。此后，白宫限制对华投资的步履一直未停。截至目前，美方已将1300多个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

所谓“审查海外投资”，就是美政府利用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等手段，想方设法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芯片、超级计算机等制造能力，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

这次投资限令，实际上是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投资限令意味着“在美中经济冲突中开辟了一条新战线”。

近几年，美国对华投资萎缩，而且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荣鼎集团数据称，去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82亿美元，创20年来新低；对华风险投资13亿美元，是10年来低点。瑞士信贷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中有近60%集中在消费品、金融服务、房地产等行业，高科技行业只占不到10%。

受此次投资限令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想在中国市场寻找机会的美国企业。高通向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供应零部件，中国市场收入占该公司总收入的60%以上；英特尔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销售地区，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1/4。如果白宫进一步出台限制性措施，美国厂商可能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这块蛋糕被欧洲或中国本土厂商切走。由于投资限制，美国有些知名投资公司只好“分家”以寻求最大限度减少风险。

英特尔CEO就跟布林肯坦言：“如果没了中国的订单，英特尔在美国建‘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基地’的计划就没必要了。”

编辑/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