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故宫六百年》，我就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于今两年有余。有意思的是，《故宫六百年》最后一章写到故宫文物南迁，好像为本书特意埋下的一个伏笔，而本书的写作，仿佛对《故宫六百年》的接续，又像是将《故宫六百年》的结尾进行了展开和放大。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这正是我们在首席专家郑欣淼先生带领下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这一课题研究，以及我写作本书的意义所在。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两年中，我除了在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文献，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这样的挑战，不是我们今天这些在空调房里坐而论道的书生们可以想象的，我们也不禁扪心自问，假若这样的责任落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把它扛起来？ 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尽管此前，我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八十多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逐渐展开，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我除了调查和拍摄，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也随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我眼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马思猛、梁金生、庄灵几位前辈；感谢故宫博物院郑欣淼原院长、王旭东院长、赵国英副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余辉先生、研究室王子林主任、院办公室陈秋速副主任、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徐婉玲所长、数字和信息部苏怡主任及摄影师张林先生、宣教部副主任兼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王戈先生、博士后兼南迁题材话剧《海棠依旧》导演顾欣桐女士、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秘书罗丞涵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其他领导和同事们；感谢《故宫文物南迁》摄制组的同人们；感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局领导及南岸区委宣传部包茹华部长，贵阳市副市长孙志明先生，以及四川乐山故宫文物南迁研究院的领导和专家们；感谢上海图书馆黄薇女士、四川省作家协会熊莺女士等；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臧永清社长、李红强总编辑、孔令燕副总编辑、赵萍副总编辑、《当代》杂志社副主编及著名作家石一枫先生等，感谢他们对本书出版和纪录片拍摄的指导、支持与帮助。

2022 年12 月18 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