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船去日本
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书非常丰富，我分两次介绍在日本寻访的过程，内容都是以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收获为主。1990年8月到1991年2月，我应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邀请，做了半年访问研究，把日本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主要地点都跑了一遍。日本的收藏有公家的，有私人的，私人博物馆很难入库房，托关系才能看到一些藏品。我后来多次去日本，有些地方通过多次探访才弄清楚整体情况。
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对我去龙谷大学访问寄予很多期待。1990年我去日本之前，唐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渡想已有期，龙谷大学所藏吐鲁番文书整片碎纸均未发表，必多创获。”那时去日本的人还比较少，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专业。龙谷大学集中存放了大谷探险队搜集的吐鲁番文书，唐先生希望我能彻底查一下这批文书的情况。信的后半部分说国灿同志（即他的学生陈国灿）要去日本。后来，有两位敦煌吐鲁番学者跟我同时在日本，一位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施萍婷先生，她以调查文献为主；另一位就是陈国灿先生，他来得晚一点。
1990年我去日本，没有选择坐飞机，而是选择了坐轮船。当时刚刚开通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条客运航线，客货两运，从天津新港开到神户，叫燕京轮。我出生在天津新港，我父亲认识船长大副，帮我打了招呼，可以多带点儿行李。日本之行结束后，我从日本飞英国继续访问，我在日本收集的十八箱资料就托给船长大副运回来。
1990年8月28日，我去天津港客运站办理海关手续，托运行李。然后从客运站乘车到集装箱码头，登上燕京号客轮。次日，船在海上航行了一整天，当时中国还没与韩国建交，船不能穿越韩国领海，要绕一个很大的弯儿，两天三夜才到神户。靠岸时，海关下班了，没人办手续，于是我又在船上睡了一宿，次日才登岸。31日一早，船入神户港，靠码头，看到老朋友木田知生先生靠在岸边，他昨晚已经提前来到神户等我。9点下船，我们一起乘电车往京都。
二
大谷探险队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
说起日本之行的缘起，和我的欧洲考察是接续的。1985年我在欧洲考察，我的老师许理和给各个文书收藏单位写信，几乎所有单位都邀请我去看，唯独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不让我看。赫大图书馆说日本学者百济康义刚刚看过，给所有文书拍了照，文书特别碎，再翻一遍怕弄坏了，你想看可以去日本看百济康义的照片。我根据赫大给的地址给百济康义写了一封信，百济先生非常热情地说有机会就安排我来日本。百济是研究古代回鹘文的专家，跟欧洲学者联系紧密，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际型学者。促成我日本之行的另一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木田知生。木田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生，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他来北大历史系跟随邓广铭教授进修，中文说得跟中国人一样好。毕业后在龙谷大学任教，负责与中国学界的交往事宜。所以他俩这一掺和，成全了我1990年8月东渡日本之行。我当时是副教授，龙谷大学给我的经费和住宿很不错，安排我住在京都、奈良之间的向岛学生中心的教师公寓。
我平日工作的地点是西本愿寺旁龙谷大学大宫学舍图书馆403室，这是百济康义的研究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的藏书和资料就在这里。平日百济不来，我自己从图书馆门房拿钥匙进研究室，很长一段时间有位非常勤的中田笃郎先生也在这里工作。房间里面有很多在中国看不到的书、油印本，有所有大谷收集品的缩微胶卷，有赫尔辛基大学马达汉收集品、伊斯坦布尔大学吐鲁番写本等原始资料照片，还有《西域文化研究》《敦煌宝藏》等大部头书，复印、打字、电脑设备俱全。百济说随便翻看，随便复制。
唐先生给了我调查大谷文书的任务，我先把大谷文书的缩微胶卷过了一遍，知道大谷文书整体情况，必要的时候再申请看原件，原件就在我所在的图书馆里面。
龙谷大学收藏的大谷文书是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欧洲的探险队一般由国家或者某个博物馆支持，东西拿回去之后属于公家，没有流失，而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是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的个人事业。
大谷探险队有过三次中亚探险。第一次探险是在1902年至1904年，渡边哲信、堀贤雄在和田、库车考察，发掘克孜尔、库木吐喇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苏巴什等古城遗址，又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第二次探险是在1908年至1909年，橘瑞超、野村荣三郎调查北庭都护府遗址，再到吐鲁番，发掘交河故城、木头沟、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石窟、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橘瑞超又南下罗布泊，挖掘楼兰古城，获得了李柏文书。第三次探险是在1910年至1914年，橘瑞超先后发掘吐鲁番、楼兰、米兰、和田各地遗址。又与吉川小一郎在敦煌会合，购买敦煌卷子，发掘吐鲁番墓葬。橘瑞超先回日本，吉川小一郎继续在吐鲁番、焉耆、库车、和田等地收集古物。
大谷光瑞花钱如流水，除了做西域探险；还办了武库中学，一个贵族学校；造了别墅二乐庄。后来由于财政问题，大谷光瑞被迫辞去西本愿寺法主之位，大谷收集品也陆续分散到中、日、韩三国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韩国的收藏主要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大谷光瑞出现财政问题后，把二乐庄卖给了政商久原房之助，留在别墅内的文物归久原氏所有。久原氏随即将这批文物赠给同乡、时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这批文物后来留在韩国，今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特别是文献资料部分，因大谷光瑞后来长住大连而运到旅顺。大谷光瑞把东西寄托在满蒙物产馆，就是今天的旅顺博物馆（下文简称旅博）。所以我国国内收藏大谷收集品最多的地方是旅博，旅博收藏的纸本文书主要是佛经。1945年日本败战前，大谷光瑞把旅顺的一万多件文书（主要是世俗文书）装在两个大木箱里运回京都西本愿寺，这批文书后来移交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一般称“大谷文书”，主要就是从旅顺运回来的这一批，再加上橘瑞超捐的五十五件及一些断片，吉川小一郎捐的，以及大谷探险队其他队员捐的。但是还有很多流散的文物，现在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比如拍摄《西域考古图谱》时流散了一批，还有很多小件的壁画、雕像等，都不知所踪。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以石滨纯太郎为主，编了六卷《西域文化研究》，全精装，号称是日本战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金字塔。第一卷是佛教资料，第二三卷研究社会经济史，第四卷研究胡语，第五卷研究美术史，第六卷是历史与美术诸问题，还有一个别册，摞起来一大堆，真是一个金字塔。这套书以论文的形式，整理发表大谷文书，比如写到均田制，把均田制相关的文书放里面；写到租赁制，把租赁制相关文书放里面；发表的文书是通过选择的，有的有照片，有的没照片。1980年出版了井之口泰淳编的《西域出土佛典之研究》，把大谷文书里的佛教资料重新整理了一遍。1984年起陆续出版了四册《大谷文书集成》，把世俗文书按照编号顺序校录，但是这套书只发表录文以及比较好的、完整的文书的照片，也没有全部文书照片。
我当时想，如果能知道大谷收集品分别是从哪里出土的，就能把它们与后来科学考古发现的文物对应起来研究。所以我去日本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找大谷探险队的原始挖掘档案，看看有没有草图什么的，以确定这些文物是在哪儿出土的。另外，日本学者过去发表整理的大谷文书只是一部分，我有了去龙谷大学访问的机会，就可以在现场一组一组地比对文书，有时候把文书复印出来，按缺痕剪下来，看看能否拼接。
龙谷大学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好多在国内找不着。我进了图书馆挨本翻，和我有关的停下来看，没关的就快速过，杂志我大概翻了三分之一。进龙谷大学图书馆必须穿拖鞋，到了冬天，里头没暖气，穿拖鞋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出来暖和一下，再冲进去看。我看到有用的资料就复印，我那十八箱资料，很多是复印件。
日本学者很关心旅博收藏的大谷收集品，他们不清楚这些东西后来的情况，特别是1981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出了《敦煌劫馀录续编》，里面有六百馀号大谷探险队从敦煌拿走的文书，这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最大一批敦煌的东西。它们怎么从旅顺到了北京图书馆，日本学者不清楚。其实这批东西是1954年由文化部上调，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当时文化部听说旅博有敦煌卷子丢失，就将旅博所藏敦煌汉藏文写经六百二十件上调，只留下九件完整的敦煌写经供旅博展览之用。我去龙谷大学之前，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尚林、社科院南亚所的方广錩合作，做了一些调查，弄清了旅顺藏敦煌文书调拨北图的具体情况。尚林到文化部复印了目录档案，我们对照《敦煌劫馀录续编》与橘瑞超编《敦煌将来藏经目录》，核对结果是还有十件文书不知所在，而且都是最好的文献。后来找到两件，一件倒卖到了日本天理图书馆，一件在旅博的书画部找到了，就是《六祖坛经》。其馀八件，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到龙谷大学后，做了一个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的讲演，日本学者对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的情况有了整体的了解。
三
藤井有邻馆的秘藏
龙谷大学的大谷文书是我此次日本之行调查的第一目标，既然到了日本，其他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地方，我也想办法去看，特别是私人博物馆。
京都的藤井有邻馆是藤井善助于1926年10月设立的私人博物馆。藤井氏大力收集中国古代文物，从先秦的青铜器，到明清的字画，应有尽有，尤以所藏古玺印最为有名，也有部分敦煌写经、文书及绘画品。有邻馆每年更换展品，由于敦煌吐鲁番不是它的主要收藏方向，每次展览就拿出几件来，都不全。
1956年，藤枝晃先生曾在书法杂志《墨美》上发表了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的照片和研究成果。长行马是唐朝官方的一种运输模式，是史书里没有记载的。唐朝的驿站体制是在驿站换马，但敦煌吐鲁番文书里的长行马是一路不换马，把一批物资从一地运到另一地。藤枝晃发表的长行马文书照片只有正面，没有背面。根据我对吐鲁番文书的了解，文书背面的纸缝处有编号，抄出背面的编号，或许就能把这些长行马文书的顺序排出来，所以我特别想看背面。我问藤枝能不能联系看长行马文书，他说因为他发文章讲日本私人藏卷多为假的，所以人家现在不待见他，让我去找出身京都大家族的京都大学砺波护。我找砺波护先生帮忙，果然很快联系好了，9月16日参观。我立刻告诉了陈国灿先生，他在东京大学池田温先生那儿做访问研究，提前一天赶过来，晚上住在我宿舍里。9月16日一大早，我和陈先生赶到有邻馆，藤枝晃、砺波护先生都来了，远远看到又来了一个人，是池田温先生。他也没看过长行马文书，他听陈先生说今天可以看，赶第一班新干线跑过来。
藤井有邻馆合影（左起：陈国灿、藤枝晃、砺波护、作者）
藤井有邻馆的馆长给足了面子，在他馆里不对外的小展厅里，放好了长行马文书和其他我们想看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完一批之后，请我们出来喝茶，工作人员换一批文书，我们再进去看。然而看了两轮，也没有看全长行马文书，因为东西太多了，有五六十张，他家的小展厅比较小。我仔细看了夹在玻璃板中的长行马文书，把每一个卷子背面的编号和残痕都摹下来。我后来得知这些文书是从经帙上一层层揭下来的，早期揭取水平不高，现在也没办法揭干净。这次经历非常难得，有邻馆对外的展览，一周就开放一天，馆藏不开放的资料更难得看到。
看完之后，我们五个人一起吃饭。藤枝先生说自己五十年代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认为都是真的，现在认为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他拿测纸器量过长行马文书纸的厚度，与唐朝官文纸的厚度不一样，有的薄了，有的厚了。池田先生不接他这话，说从内容上来看假不了。我当时不明事理，但倾向池田温的观点。后来我到英国图书馆编目，才弄明白纸之所以厚薄不同的缘由。英国图书馆藏的长行马文书与有邻馆是同组文书，都是开元九年（721）的。这些文书是从哪来的呢？古代敦煌僧人用作废的官文书裱糊经帙，这些文书是从经帙上揭下来的裱纸。在我编目之前，英国图书馆请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杜伟生先生帮他们揭经帙。杜先生说，揭取时，先把经帙放在水中泡一天，然后一层层揭，有的可以揭一二十层，所以纸的厚度早就改变了，与唐代官文书纸张厚度不同了。而且裱糊的时候，按经帙的大小，对官文书做了切割。唐朝官文书高一般在30厘米，写经一般高28厘米，所以这些裱糊经帙的文书天头地脚裁掉了一些字，我们看有邻馆文书有一件右边一行“西州牧马所”的“西”字就裁掉了点儿。此外，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罗振玉收藏品、书道博物馆也有长行马文书，原本都是同一组文书，可能是从几个经帙上揭出来的。
藤井有邻馆有很多好藏品，比如王树枏题字的唐人草书写经。其中对我最重要的是一件杂写（图4），上面题：“旌节，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这个杂写对我研究归义军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进了长安之后，他的侄子张淮深继任留后，在敦煌处理归义军的军务。张淮深向唐朝请了三十年旌节，唐朝就是不给他。我们过去从已知敦煌文书中就了解到这里，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条杂写，记录了文德元年（888）朝廷终于给了旌节，押节大夫叫宋光庭，副使康元诚。宋光庭正好见于张淮深的墓志，我一看见宋光庭，眼前一亮，抄了这条，后来写入《归义军史研究》中。
有邻馆藏唐人杂抄
四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卷的真伪
1990年10月23日，藤枝晃先生还带着我和美国学者兰卡斯特（L.Lancaster）去看了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藏卷。京都国立博物馆有五件大谷文书，由京都大学学者松本文三郎捐赠。松本文三郎曾帮忙整理大谷文书，有五件佛经留在家里，后来忘记还，最后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
京都国立博物馆更多的是守屋孝藏（1876—1953）收集的古写经，有日本古写经，也有中国古写经，一共二百六十八件，其中号称有七十二件敦煌写卷，编成《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图录没有发文书全图，只刊出首尾，文书尾部多有纪年题记，而且题记大部分写的是六朝时代。这就让人很怀疑，怎么他家的六朝写经题记比例这么高。藤枝晃先生对这批文书的真伪抱有怀疑，认为只有一件咸亨年间（670—674）的宫廷写经是真的，并让馆员赤尾荣庆拿出来给我们看了。那些带有六朝题记的写经，我认为有的写经是真的，题记可能是后人写的，不能一概而论。藤枝先生对守屋孝藏收集品真伪存疑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上面的印章，这批文书很多有李盛铎的藏书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文有八个样子。这个李氏藏书印的问题，我下一讲再细说。
五
书道博物馆的丰富宝藏
东京地区收藏敦煌吐鲁番文书最多的是中村不折（1868—1943）创建的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是一个油画家，后来开始收集中国书画文物，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1936年，他在东京台东区自家的宅子里创办了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收集了许多晚清西北地区官员如王树枏（晋卿）、梁玉书（素文）等人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又获得部分日本收藏者的藏品。所以书道博物馆里藏有很多宝贝，最好的那些《左传》《三国志》写本有的就在他家，在日本是重要文化财级别的。近年来日本颜真卿大展、王羲之大展，都从书道博借东西。
我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西域文化研究室见到一种蜡纸油印的《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题“西域文化研究会复制”，没有复制年月、编者姓名，推测是五六十年代从书道博物馆复制来的。这份目录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能看到，没有出版过。我后来复印一份给陈国灿先生和刘安志，作为他们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书道博物馆部分的底本。现在书道博物馆重新整理馆藏敦煌吐鲁番的卷子，底子也是这份目录。
1990年11月25日，池田温先生带我去书道博物馆参观。此时由于经营不善，满屋子蚊蝇，冷不丁就被叮一下。我只看到展出的五件吐鲁番文书，没法看到库存。当时抄写了写本上的题记和跋文，摹了文书上的印。我一直想看中村家的库存，找了好多人，都没有成功。
书道博物馆走访（1991）
后来中村家经营不下去，把博物馆转归东京都台东区。2000年“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重新开馆，原来的旧楼变成窗明几亮的新模样。随着博物馆归公，所有藏品也随之公布，这就是2005年出版的矶部彰主编《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三大本，收录了全部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彩色照片，用日本文部省的资金印的，非卖品。矶部彰教授给我们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送了一套，现在能看到书道博物馆全部的藏卷了。
六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敦煌写卷
东京的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也收藏有部分敦煌文献的写本，其来历不一，据说主要是经井上书店而得自滨田德海的旧藏。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记原石井光雄藏《神会语录》在国会图书馆，这是我最想寻找的材料。我在曾经留学北大的松浦文子女士帮助下，前往国会图书馆考察，因为有一位国会议员打了招呼，善本部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神会语录》，估计没有在该馆收藏。《神会语录》原来在日银财团的总裁石井光雄家里，后来流散出来，当时池田温先生听说被国会图书馆买了，实际上这批敦煌文书国会图书馆刚买了一部分，藤枝晃先生就说那里头都是假的，国会图书馆不敢买了，因为拿国家的钱买假卷子，真的很糟糕。所以国会图书馆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很谨慎，问我是来看真假的还是干嘛的，我说我是找史料的。他们看我没有查真假的意思，才放心地拿出文书给我看，并且给我做了一个全部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我后来把胶卷捐给了北京图书馆敦煌中心。
这批文书原先由滨田德海家族收藏，然后通过井上书店卖到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等几家，现在还有一些在井上书店，我曾跟着土肥义和先生到井上书店看过库存的敦煌卷子。
国会图书馆买卷子的时候，做了非常好的目录，上面打着“机密”字样，因为涉及国家财产。现在这些材料在东洋文库出的一本内部发行的书《滨田德海旧藏敦煌文书收集品目录》里影印出来，把这些机密文件全都印出来了，包括几次买卖等情况。但是最关键的像《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目录里列了，下家是谁没有记录，所以我们的“寻找敦煌”依然任重道远。
2016年北京伍伦拍卖行拍卖过滨田德海旧藏五十件文书。方广錩先生编了《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就是拍卖的这批，基本是佛经，稍微有一些杂件，也不是很重要，等于是国会图书馆挑剩的。
七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大谷收集品
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批大谷探险队的收集品。1904年大谷探险队第一次探险所得物品运到日本后，由于大谷光瑞跟皇室的关系，把一部分家里放不下的文物寄托在京都帝室博物馆，即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前身。1944年，这批东西被木村贞造买走，后来由国家收购，交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收藏。1971年，出了一本黑白版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专门刊登大谷收集品，几乎每件文物都有一张很小的图，但很多看不清楚。
我循着这本图录提示的线索，打算造访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池田温先生事先帮忙联络，东洋馆负责人臺信祐尔很认真地接待了我，恰好臺信手下的组长谷豊信是我的大学同学，北大考古78级留学生。他们安排我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看文物，把我想看的大谷收集品摆了一大屋子。我在图录上勾出要看的东西，有壁画、雕塑残片，有青铜造像，还有纸本文书、木简等，凡是我勾出来的，他们全都拿出来给我看，真是不错。
我最主要想看一方壁画的供养人榜题是从库木吐喇第16窟割走的，其残文现在基本可以全部读出：“大唐［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法师［悟］道”。其中“庄”“悟”是后来释读的，1990年时还没认出来。但“四镇都统”是指安西四镇的僧都统，是西域的最高僧官，这点是确定的，这是我要落实的文字。庄严寺是长安的寺院，这位供养人是从长安派到安西管理汉化系统佛寺的最高僧官。释读了这个题记，加深了我们对唐朝在安西四镇统治形态的理解，我后来写了一篇安西四镇汉化佛寺的文章，核心资料就是这方题记。另外，我还看了和田出土的雕像、龟兹出土的木简等。
我在小房间看完之后，又参观了展厅的陈列，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一件《刘子》残卷，盖的是罗振玉的藏书印。从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卷子在哪儿，1988年上海书店出版林其锬、陈凤金两位先生合著《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提到他们专门跑到北京图书馆校对了根据这个原卷排印的一个本子，没想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到了原卷。我立刻向东博订购了这件写本的全卷照片，后来林、陈二位先生出修订本，托人问我，我就把照片转给他们了。
（附记：《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演基础上，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文稿，感谢博物馆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细心工作。）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3年第3期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