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群里一位同学发了张古董级的老照片。大概是贴在相册里的，只有那个年代才会用的三角形黑相角，泄露了老掉牙的年份。那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相角，把照片贴在相册里。这种相角的背面有一层胶，把唾沫吐在上面，用手抹一抹，就粘在黑色相册页里了。

照片上前后两排人，前排四个人蹲着，后排五个人站着，都是小学同学，不知在哪儿拍的，背景隐隐有树有水，大概是在公园。照片是用手机翻照的，手机的像素都很高，只是照片太旧，本身照得也有些模糊，只能影影绰绰地看个大概。

同学问：能看出都是谁吗？

疫情发生这大半年，大家都宅在家中无所事事，发张照片，猜谜语似的，让大家看看都是谁。就是找个话题，找点儿乐子，让过去的回忆冲淡一些现今的忧虑。

小学毕业，今年整六十年。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六十年的日子更是早把人变得面目皆非，当年再俊的丫头和小伙儿，如今也不堪回首。

不过，这样的游戏，虽然已经反复多次，却是续再多水的茶，照旧清香清新，可口可乐，让大家像老驴拉磨转上一圈又一圈，依然乐此不疲。这张重见天日的老照片，像投进湖中的一块石子，溅起群里浪花不止，让大家兴致勃勃，你来我往，你是我否，猜个不停。而且，拔出萝卜带出泥，猜对了一个人，连带讲出她或他的好多年少趣事或“囧”事。

别看照片模糊不清，但架不住大家个个都是火眼金睛，而且，到了这把年纪，都有一种本事，就是越是久远的事情，越记得清；越是小时候的同学，越认得准。九个同学，八个都被猜得准确无误，唯独前排最右边蹲着的那个男同学，谁也没有猜出来，像公园遗物招领处一个无人认领的孤儿。

大家都说，他个子太矮，还蹲着，半拉身子又在镜头外，像只受委屈的小猫，实在猜不出来是谁了。

其实，我认出来了。那个人是我。我想起来了，照片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到北海公园春游时的合影，班主任老师拍的。

那时候，我个子矮，像根豆芽菜。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从农村老家为我和弟弟带回了继母，家里的生活拮据，我穿的是继母缝制的衣服和布鞋，特别是那条裤子，是缅裆裤，在照片上，我一眼就看了出来。同学穿的裤子前面有开口，是从商店里买的制服裤子，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穿缅裆裤。这条缅裆裤，让我自惭形秽，在班上抬不起头，在上三年级时候，终于忍受不住了，和父亲大哭大闹，才换上了从商店里买的一条前面有开口的裤子。裤子前面有没有开口，成为我童年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那一次春游，大家要带中午饭。我带的是母亲为我烙的一张芝麻酱红糖饼。这种糖饼，在我家只有中秋节时才烙，作为月饼的替代品，我和弟弟吃得很美。那时候，我以为能带这种糖饼已经很好了。但是，在北海公园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我看见不少同学从书包里拿出来的是面包，是义利的果子面包。我就是从那时认识了这种果子面包，并打听到了一个面包一角五分钱。还有的同学带的是羊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品，也是从那时认识了它，知道它是日本传过来的食品，是把红小豆熬成泥加糖定型而成，长方形，用漂亮的透明糖纸包装。他们抿着小口吃，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豆香。

我的小眼睛偷偷地扫视着这一切，内心里涌出一种自卑，还有更可怜的滋味，就是馋。真的，那时候，我实在是太没出息。在以后上小学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想起这次春游，想起自己的没出息。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努力学习，奋发刻苦，争取好成绩。我知道，我家穷，我没有果子面包，没有羊羹，唯一可以战胜他们的，是学习。

六十年过去了，大家都认不出来照片上的我了。大家都记不得当年的事情了，大家都老了。

是啊，小孩子一闪而过的心思，不过像一朵蒲公英随风飘走就飘走了，谁会注意到呢？况且，当时大家都是小孩子，能够在意的是自己的事情啊。别人的事情，缅裆裤呀，芝麻酱糖饼呀，又算什么呢？一个孩子的成长，只能靠自己。馋，每一个小孩子都会有，算不得什么。但是，自卑与虚弱，却是需要靠自己，不是屈服于它们，就是打败它们；不是作茧自缚，就是化蛹成蝶。

照片上的我，不知是因为自卑，躲在最边上的位置；还是同学对我无意的冷漠，把我挤在那里。一切在不经意之间，都有命定的缘分与元素。重看照片上六十年前的我，我没有自惭形秽，只是，我没有告诉大家那个孩子是我。

本文来源：《我们的老时光》，四川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年版。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