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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的新浪潮之父让-吕克·戈达尔，以求助于“协助自杀”的安乐死方式，告别了影像，告别了世界。

合法的“协助自杀”这个词，上一次被世人熟知，是2018年。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道尔，并未患疾病，但表示自己活得不开心，且生活已不能自理，因此前往瑞士的一家诊所，听着贝多芬的《欢乐颂》迎接安乐死。目前，全世界仅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允许安乐死，而瑞士更把境内“尊严机构”执行“协助自杀”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扩大为包括“厌倦了生活”在内的精神疾患。

回到儿时生活的日内瓦湖畔小镇罗尔多年，戈达尔显然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一决定。据其家庭顾问告诉法新社，戈达尔“在出现多种丧失能力的症状后”，向“尊严机构”寻求了援助。

1990年的电影《新浪潮》中，阿兰·德龙饰演的流浪汉在路边突然倒地。典型戈达尔风格跳接的画外音说，“人越来越不希望自己会死。”而与戈达尔从处女剧情长片《筋疲力尽》开始，就有着更多次合作的另一位法国巨星让-保罗·贝尔蒙多，则在去年9月6日辞世。经典作品《狂人皮埃罗》结尾，开枪打死女主角及其男友后，贝尔蒙多扮演的皮埃罗将脸涂成蓝色，身绑炸弹，却在最后一秒后悔，试图摁灭导火线。

不知道选择“尊严死亡”的勇敢者，会不会也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产生后悔。作为影迷，我们只能去戈达尔难解的影像里寻求蛛丝马迹，去牵强附会地想象他的人生、他的抉择。与此同时，也同步进入“新浪潮之父”充满辩证呓语、夹叙夹议的独特风格圈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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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和语言的游戏，用写影评的方式拍电影的戈达尔永远乐此不疲，对于苦心寻找其“影像之书”秘密的记者和影迷，也从来愿意奉陪到底。新冠疫情前后，无论是面对《电影手册》徒子徒孙们的侃侃而谈，还是拿着iPhone8上INS首次尝鲜直播，都能在新浪潮记忆、中东地缘政治、私人生活、人生可能等话题间天马行空地穿梭，如同他从不按常理出牌的电影，迅速适应了当下的短视频传播。

今年初的柏林电影节，戈达尔为影像装置艺术展《影像之书》，拍摄了一条祝福短视频，一如既往叼着雪茄说到：“呈现给我们的电影，就像走进自然看到的大树，枝繁叶茂。每一部电影都有一棵电影树，希望大家看到这棵树。”戈达尔这棵电影大树，从跟着巴赞参与撰写《电影手册》起，已经开枝散叶了70年。

让-保罗贝尔·蒙多、阿兰·德龙、碧姬·芭铎，以及导演的第一位妻子安娜·卡里娜，自然是这棵大树的演员枝干。贝托鲁奇、王家卫、昆汀·塔伦蒂诺等后辈名导，则是汲取了大树躯干营养、并落地生出自己电影大树的漂亮叶片，或是继承和加强了没剧本即兴发挥的现场创作，或是戏仿了戈达尔的电影台词和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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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辈甚至前辈名导，也不吝于给予这位新浪潮最叛逆的领军人以最夸张的赞美。布努埃尔表示，“除了戈达尔，我丝毫看不出‘新浪潮’有什么新东西”；特吕弗定义电影史可以分为两部分，“没戈达尔的和有戈达尔的”；史学家乔治·萨杜尔认为《筋疲力尽》在颠覆电影制作和表现方式的同时，也颠覆了“口头法语”的日常。

终其一生，戈达尔没拍过自传，却无时不刻不在作品里絮叨着自我。“他拍片都在不断寻求意义是怎么制造的、符号的系统如何制造意义、如何改变我们的认知这些问题”，“夹评论于虚构中的创作方式，使观众无法看电影中的剧情，老会被指引至其具分析性的形式和风格上，如文学中的乔伊斯，音乐中的勋伯格，会话中的毕加索”，电影学者焦雄屏在著作《法国电影新浪潮》中分析到。

 早在成为导演前，戈达尔曾在一篇《走向政治电影》中摆出立场，“电影就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直初心未变，但直至1967年接连出产《我略知她一二》《中国姑娘》和《周末》，并让《中国姑娘》扮演者维亚泽姆斯基成为自己第二任妻子后，他才彻底从传统电影的工业中退了出来，“不但要拍政治电影，还要政治化地拍电影：（戈林·麦凯波《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即便再后来与工作生活伴侣米耶维尔的声像制片录影技术时期、上世纪80年代的叙事回归时期、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史影像化时期，乃至到新世纪的《电影社会主义》《我们的音乐》《再见语言》，戈达尔作品强烈的左翼特色——热衷政治讨论的角色和标志性的口号宣言跳接——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影像之书》是戈达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绝大部分素材都来自不为人知的老旧电影和当代手机影像，他继续评论式的导演法，在后半段虚构了一个原油枯竭的海湾城市多法，除非用炸弹，否则开展颠覆性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听上去像是在缅怀自己颠覆电影史的丰功伟绩。其最后一部电影的最后一句诉说着初心，“尽管一切并非我们期待，但不会动摇我们从年幼时就有的热切期望，一切必然会留存为一个乌托邦。”跟着来到最后一段影像，黑白默片中，大幅度摆动着的戴礼帽男舞者突然倒地……

文 | 张海律   编辑 | 陈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