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时耕耘……9月10日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青年报·天天副刊》推出《问卷·第六季》，本季特邀请尹鸿、孟繁华、葛水平、段召旭和袁一丹五位《天天副刊》的老朋友作为问卷“出题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位文化名人还拥有一个相同的职业：老师。
作为出题人，他们把自己从教多年的思索融入了题目中，而回答问题的嘉宾，也均有教学经验，他们有的曾经做过老师，有的现在仍是老师。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希望本文的问卷能够走入教师的精神世界，从他们的真诚问答中，了解教师行业的苦与乐，思索育人的意义所在。
出题人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答题人
周慧（北京中学高级教师、副校长）
颜浩（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刘起林（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壹
疫情以来，网络授课代替了教室里面对面的交流。在网络平台上面对一个个头像，看不到学生的真实反馈，上课似乎成了独角戏。能否分享一下您网络授课的心路历程。
周慧：如今在高中课堂里娴熟地进行网络授课，成为老师们的新基本功了。
我和同事使用Zoom、腾讯会议较多，这两个平台都是支持师生打开摄像头且能开麦说话的，也有小组分组功能可以促进小组之间的对话，也会运用“投票功能”组织学生进行学习反馈，聊天区可以打字互动，所以整体来说课堂互动性还不错。
学校也专门组织了UMU平台的培训，鼓励老师录制微课上传，做好个性化学习支撑，也可以在该平台布置作业，学生们也能在交互中看到老师点赞的同伴作业等。通过两年多的探索，我感觉我们学校师生们在网络课堂的交流是畅通的。
颜浩：说实话，我很快就适应了网络授课，技术上没有困难，心态上也没有排斥。这可能是因为对于面对面授课是否就能实现有效交流，我其实心怀疑虑。我感觉到的壁垒并不是交流的形式问题，而是交流意愿的淡漠。
在线下课堂，虽然师生能够照面，但不少时候学生们都是低头刷手机、抬头拍课件的状态，老师也不过是在唱独角戏。这种交流意愿的淡漠有很多原因，有形的教室的束缚是原因之一，进入教室空间产生的“教与被教”的身份认知是根深蒂固的。反而是网络授课打破了空间局限，也释放了某些在线下课堂被压抑的可能性。
我感觉在互相看不见的网络上，师生的交流反而更轻松和顺畅了。我自己不用正襟危坐，可以盘腿歪在椅子上，或者在学生发言时偷吃一点零食。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线上课堂报告普遍比线下时精彩，也许“独自登场”也让他们更自在放松吧。这几年的网络教学经验让我反思了过往的授课形式、内容和目的，以后恢复线下授课后，如何跨越交流的壁垒，可能是我需要努力的方向。
刘起林：开始一两次我有点自言自语的感觉，后来就适应了。人文科学的授课就是与人交谈，找到交谈的心理感觉，就一切都自如了。其实大学上课、特别是上大课，也不是像小学教书一样需要不断地找现场感、不断地“对眼”、不断地“抓纪律”，而是要形成一种语感和思想交流感。这种思想交流感是以对讲述内容的深刻理解和讲授对象的整体把握为基础，而不是以讲授对象离得远或近为条件的。
从前唱戏有句话叫“目中无人，心中有人”，所说的应该就是这种状态。至于学生，线上课堂报告反而能去掉很多外在因素，把他对讲述内容的理解、讲述的逻辑、潜在的价值指向和内在个性特征，都明显、集中地体现出来。
网上授课需要一个条件，就是信任学生，如果眼睛没盯着就认为学生肯定都没听的话，讲课过程肯定会感到很缺失、很落寞。
贰
在跟学生的日常交流中，您是否会忽然意识到代沟的存在？青年人追逐的潮流热点与表情达意的方式变化得很快，作为教师如何才能贴近他们的精神生活？
周慧：Z世代的学生们信息网络发达，思维活跃，很有创新潜质，与年龄差距较大的老师有思维方式的差异，这很正常。现在的学生们非常热衷逛B站、知乎，常通过Vlog记录生活，喜欢用网络热门词汇，爱制作和使用各种表情包，通过Tape提问箱表达他们的声音或困惑，通过网络方式积极与陌生人交流等。作为教师，我始终对新事物保持开放的态度，多上网了解一些新的讯息，有时候我查查网络流行词的由来和使用方式，多蹲下来聆听学生的声音，尽量多一些平等交流，主动适应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延迟作出判断和评价，才能走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颜浩：我常常会意识到代沟的存在，但困难之处不是我无法贴近学生，而是如何让学生理解我们这一代，或者更早的历史与人物。
我觉得在网络时代要跟上热点并不难，我也基本上是和网络时代同步成长的，所以年轻人不断翻新的表情达意的方式，在我看来并不新奇，也不难解，我自己也会常常使用流行的句式和表情包。但要让年轻人理解上一代人，却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趋新厌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在教学中，则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学生们历史感的普遍缺失。很多学生的历史知识单薄得只剩下教科书上的几句话，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可能对于“五四”的基本常识也是懵懂茫然的。但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怪罪年轻人，或许我们更应该反省，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不是出了问题。其中一个可以反思的点在于，我们从百年前就开始赞美和崇拜青年，强调要贴近青年的精神生活，有没有因此造成“媚青年”的问题？这种“媚青年”和越来越低幼化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有没有关系？
刘起林：代沟是肯定存在的。所谓代沟需要从两个方面讲，一是师生之间的距离感，优秀的老师在学养、眼光、心理素质等等方面都应该远远高于、大于和深于学生，说师生之间不存在代沟，更有可能是把自己降低、与学生拉平了；
二是因为年龄不同，情趣和兴奋点之类的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没那么紧要。如果把这种差异当作南方和北方的地域差异、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一样来看待，就不会被吓住。
青年学生追逐的潮流热点、表情达意的方式与老师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时远时近，从人生整体来看其实是一些小事情，“求同存异”就行了。几个同专业同方向的老师，学术研究的思路、重心和目标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嘛。所以，没必要因为青年人潮流和热点的某些变化，而人为地产生心理紧张感。
叁
在一个班当中，得到关注最多的往往是优等生和少数问题学生，我们有时会忽略那些处于中游、不上不下的孩子。应该如何倾听这一沉默寡言的中间层，了解他们的意愿与诉求。
周慧：这些看似很不错的普通学生，似乎不太要老师操心，很懂事，有时候很沉默，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只是囿于性格或家庭养育方式的特征，主动表达得没有那么多，实际上是特别需要老师关爱和鼓励的孩子。
学校里老师的角色有点像消防员，始终处于解决各种个别化的任务或紧张的工作状态中。不过再忙碌的工作也要关注到这类群体的情绪状态，如有细微变化一定要找机会和孩子谈谈心，表达老师的关心，多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孩子知道关键时刻老师是值得依靠和信赖的。
如果孩子不太愿意当面交流，也可以鼓励通过书信、日记或邮件、私信等方式和老师私下交流，个性化的沟通会让师生情感联结更紧密，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有时候老师简短的两句话，或者一次中肯的表扬，一个鼓励的微笑，对他们主动参与活动的鼓励……都将成为改变他们成长道路上的无限可能。
颜浩：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更细致的界定。在学业上，我从来不曾主动忽略任何一个学生，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给予同等关心和尊重。
以研究生教学为例，我们专业的研究生都有我的微信号，在微信上向我请教问题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名下的，有的甚至我只知其名，不识其面。
但在学业之外，我觉得专业老师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无论学生学业优秀与否，他们面对的问题往往是社会性的，他们的意愿和诉求往往是老师们无力解决的，我个人的经验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作为老师的我们是否愿意倾听，而是学生们是否愿意向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老师倾诉。
刘起林：普遍关注，最需要的是爱心，而不是他们能否成功的指标，一枝一叶都关情。中小学生常常背后骂某些老师“两双眼睛看人”，所指的不是老师看出了学生成绩的好和差，而是对某些学生明显有偏爱，对另一些学生则明显地不喜欢。所以对各类学生，我的态度是既要“因材施教”，又要“有教无类”，尊重每一个学生，这样学生就不会沉默。
肆
在您的教书生涯中，是否有哪位学生的特殊经历或言行给您很深的触动，是否也从学生身上学到某些东西？有没有让您感到后悔或遗憾的事？
周慧：我刚教高中时，下课后经常会了解同学们课堂学习的反馈，大部分同学都礼貌地说“老师，挺好的。”有一位男同学告诉我：“老师，我想提一个建议，希望能有机会让我们在课堂上更充分地展示我们的观点，比如开展辩论。”我说:“可以的，不过需要你们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来根据教学进度，我安排了两节课请同学们结合《史记》某专题进行辩论，课下他们分组去准备资料，课堂上他们唇枪舌剑般展示小组观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了解孩子们喜欢的学习方式，关注他们的思维特质，倾听他们的合理表达，这对我后来的教学以及管理工作都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
颜浩：很难具体说哪一个学生给我特殊的触动，我也没有什么后悔和遗憾的事。如果说从学生身上得到什么，我觉得他们的成长给我的意义最大。不是指某一个学生，而是青年人这个群体。我对于教育的力量始终抱有信心，正是因为看着一代代学生从稚气未脱地进入校园,到逐渐成熟蜕变。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破茧成蝶的过程，对于教师来说就是收获的欣喜了。
刘起林：可能是因为研究文学，从文学中看到了太多各种各样的世相和人生，所以没有碰到特别让我意外的学生。“教学相长”倒是常有的事，但不是从学生身上学到什么，而是学生的思考或行为给我以触动，促使我更深入地探讨某个问题，或者拓展、丰富一个思考的领域和面向。
也不存在后悔或遗憾之类的事，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跌跌撞撞，但到毕业时都会明显地成长了，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轻松和欣慰的。
伍
在对大学教师的评估中，科研成果是看得见的硬指标，教学上的投入则是难以量化评估的良心活儿。面对不断加码的考核压力，应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周慧：老师们在教学上的专注投入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也是对学生的无限赋能，更有他们对专业研究的执着坚持，包括备课、课后辅导、个性化答疑等。我们的年轻教师和骨干教师也会利用课余时间，准备展示课、承担科研课题等。大家始终坚守的是课堂第一，科研也是服务于学生发展和教学提升。
颜浩：首先当然是尽力而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敷衍。科研也是要持续努力的，同样需要严肃认真。其次，教学和科研也可以互相启发。科研的成果可以转换到教学之中，上课时突然想到的问题，也可能变成论文的题目。我想很多学界同仁都有类似经历，并从中获得乐趣。
刘起林：就我的感觉而言，人文科学的名师都是教学和科研统一的，研究的深入有助于教学的精彩，教学的认真常常会生发出新的学术兴奋点。现在不少学校对学生抓得很细，也要求老师管得很细，结果学生反而局限在学校制订的学术和人生模式之中，老师也展不开自己培养学生的全部潜力，甚至教学和科研脱节。
我记得我读博士的学校有句校内名言，“羊赶到山上就会吃草的”，所以关键在于草的好和差、多和少，而不是时时指点着甚至限制着吃这块、吃那块，草太少或太差怎么指点也没用。量化指标更多的是填表用的，说好听点是管理用的，量化获得的最多是一个平均值，而不是最优化。
陆
教师这一群体往往被赋予某种神圣的光环，这一光环与其实际的生存境遇多少构成某种差异。您怎么看待这种差异，又如何进行自我调适？
周慧：中国向来尊师重教，教师看似是非常神圣的岗位，受人尊敬，校园工作环境比较单纯，我曾听不止一位朋友表达羡慕。实际上教师的工作比大家想象的要辛苦很多。尤其疫情以来各类复杂情况都要在第一时间传达给家长们，并及时收集相关数据上报，还要组织学生做核酸、打疫苗等，这都是老师们新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同时“双减”背景下，学校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内卷的家长们格外焦虑，他们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与成长期待更高了，这与当下社会教育机构的定位有关，所以老师课后辅导的任务也加重了，工作时间延长了不少。
过学校集体生活的学生们会遇到各种挑战，都很正常，他们需要老师们的悉心陪伴和指导；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年轻“二孩”家长们多是高学历群体，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家长们不间断的咨询及孩子的个体差异性都希望得到支撑，也让老师在家校沟通中承担了更多的任务。
我和同事经常从早上到校开始忙，一直到傍晚离校，也顾不上喝几口水，处理各类事务性工作、临时通知以及可能的突发情况。一位海淀名校的老师曾和我打趣说：“白天各类事儿都忙完了，晚上才是备课工作的开始。”
教师工作是良心活，老师为孩子们的付出远远超出旁人的想象，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懂得老师的不易，能尊重并感恩身边的老师，也更主动参与学习，家长能更开放、包容地融入家校工作中，我们共同守护学生们的健康成长。
颜浩：我从来没有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有多神圣，也不觉得大学老师的生存境遇比其他职业差多少，或者好多少，所以也没感觉到有什么落差。但教师职业的去神圣化和提高教师待遇并不矛盾。我是坚决支持提高教师待遇的，但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剥离所谓“神圣的光环”，不再将教师的付出视为“爱的奉献”，而要肯定知识生产在商品社会中应有的价值和权利。
刘起林：教师只是个职业，现在自我神圣化的现象已经比较少了。至于对生存境遇的认知，大学教师基本都是博士毕业，博士毕业至少在职业上还是可以有不少选择的，最后不管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成为了教师，就只能遵循社会给予教师的生存模式，“为人不自在，自在莫为人”，这也许是一种达观后的乐观？
另一方面，老师作为一种培养人的职业，确实又有一种需要自我严谨的行规，“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但这应当是一种自我人格的内在约束，而不是社会评价的借口。“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教师也不可能是一个模式，所以，“你是老师你就应当怎样”，是一个看起来庄严，实际上无用的空话。
柒
从传统的板书到加入声光电的多媒体技术，教学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更偏爱哪种教学手段，是否有PPT依赖症？
周慧：我会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合的教学方式，不迷信任何一种教学方式。有时，会选择多种教学方式的结合，比如根据教学目标的设计，以某种教学方式为主，其他教学方式为辅。
颜浩：我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PPT依赖症吧，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写板书了。
经历过教学方式的迅速转型，我对于PPT等多媒体技术并不排斥，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欢迎的。我不觉得多媒体的使用会拉低教学效果，至少在我熟悉的文学教育中，多媒体还是很有帮助的。
例如PPT可以将作品的原文呈现在屏幕上，使得文本分析有据可依。一些视频、音频也能够呈现历史的原生态，让学生有更直观的体验。我想科技的发展总体上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高效，它会不会成为障碍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利用它。
刘起林：在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年代，我讲课就习惯于只写关键词和论述逻辑，然后让自己的思维在一个大致的框架内自由流淌。这种自由流淌其实就是一种最新的研究过程。有了多媒体技术，不过是把关键词和论述逻辑移到PPT上面。多媒体确实有它的好处，就是很多原始资料可以具象、直观地体现出来。
但在我看来，过于花哨的多媒体很可能会形式掩盖内容。所以，我是有多媒体和没有多媒体一样讲课，人文科学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和技术。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