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的客厅，不只四壁皆书，而是目光所及处皆是排列整齐的书。陈教授在引客人进门时申明着：我们已经收拾过了！

夏晓虹的又一部新著出版，是我登门拜访的理由。新书名为《今生有幸》。在自序中她说：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这本与我的个人生命历程关系最为密切。她在书中回顾很多人与事，为自己考进北大感到庆幸，为遇到那么多值得回忆、书写的亲友师长而感恩。于是，书名是即《今生有幸》。书中所收各文虽然分为四辑，实则由在学与怀人两类文字组成。她的文字弹性温润，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感染力；谋篇自然随性，所书事件令人身临其境，人物仿佛能从中观见其影。

夏老师善泡潮州功夫茶，茶盏挤在茶几上书堆的边边上，香气扑鼻。阳光透过落地窗轻轻洒进来，包裹着客厅里谈天说地的散漫氛围。话题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诸多人生况味也由这里开始。

在扩大招生这件事上

陈平原有独到发现

1977年恢复高考前，夏晓虹已经费尽周折结束插队回到北京，时年24岁，在北京皮毛三厂学徒期满，评定为二级工，月薪40元，算当时的高工资。她回忆当年工厂场景：“皮毛三厂主要做成衣，这比皮毛一厂处理生皮的活计要卫生一些。但最要紧的环节，比如上领袖之类的精细活，还轮不到二级工们来做，那是最体现高手艺的地方，一定要老师傅上手。”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经确实，立刻激发起青工们的向学之心，“我们厂就有七八位同事报名。”夏晓虹说。工厂不仅不阻拦报考，还提供了至少十天到两周的带薪复习时间，这令她至今感激不已，认为这个假期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改变意义重大。但录取并不顺利，她第一批榜上无名，在二次扩招时才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说起首考失利，陈平原首先将原因归结于夏晓虹填报志愿的不科学。“夏老师报志愿，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个是南开大学。她的理由是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距离超过天津的大学就不报。”

三所拉不开档次的学校，谁都知道一个考不上全都考不上，但夏晓虹无所谓。“因为对于知青来说，回北京是最大的事情，回到家里比考大学重要得多。”陈平原说。

夏晓虹则认为首次落选与文学专业的招生标准有一定关系。“当年比较看重考生的创作成果。听说有一个同学上大学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歌，就成为被录取的一个重要指标，尽管她的数学成绩只有二三十分。”夏晓虹说着狡黠一笑。

“而我的四门科目中，语文课的分数比较低。我知道肯定是作文做得不好。”那一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夏晓虹觉得“我在皮毛厂怎么战斗呢？”所以实在是想不出。虽然觉得作文一塌糊涂，但是夏晓虹后来知道，她的总平均分在80分以上，那已是较高的分数。

没有录取也不焦虑，夏晓虹想的是“大不了第二年再来，反正已经有了薪水”。她回忆当时工厂里的同事看到他们去考大学颇为不解，因为皮毛三厂在同类工厂中算高工资，放弃这么好的工作去上几年学，怎么想都不划算。

夏晓虹等来的扩招，她在进入北大后渐渐了解到其中原因。“我们班一位女生查到自己的考试分数，她是数学老师，所以数学特别好，考了满分，总成绩绝对高过已经录取的好多同学。”这样的高分考生可能有一批人，他们不断找招生部门申诉。在他们的努力下，北京市出台了扩大招生的措施。“皮毛三厂真考出来一些人，不过没有一个是第一批录取的。”

北京市后来扩大招生的面积很大，夏晓虹所在的文学专业扩招得不算多，只有10人，新闻专业（人大的新闻系当时已并入北大）则直接扩招了40人，相当于多出一个班。扩招同学晚一个月入学，文学专业这10人进来前，班主任曾在班上交底说：“后来的这10位同学的总分，可比我们这里的好多同学都高哦。”

而在扩大招生这件事上，陈平原还有独到的发现。他的学生在编《漫说文化丛书续编·学堂往事》时，搜集了不少七七、七八级考生的回忆文章，注意到好几位现在的著名学者都没有被第一批次录取，而是扩招进来的，如陈思和、许纪霖等等。他笑着总结：“可见高考成绩不太可靠，只是参考而已。”

夏晓虹1981年春在北大南门

从小在人文社一大批人才中

耳濡目染

讲起当年高考故事，陈平原想起夏晓虹曾经告诉他，当年高考后，老学者舒芜曾专门问夏晓虹作文写了什么，听了汇报后很高兴，然后做出判断：肯定能考上。夏晓虹听了抿嘴笑：“我都没他那么有信心。”而在得知夏晓虹被扩招录取后，舒芜更加高兴，甚至说了“你如不中，天理难容”之类的话。

舒芜是夏晓虹父亲刘岚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舒芜属古典部，刘岚山在现代部，工作上本来少有来往，但两家曾经两度为邻，孩子们又最先熟悉起来，加上两家女性长辈来往较多，所以关系很是密切。

夏晓虹最早称舒芜为“方叔叔”（舒芜为笔名，本名方管），插队回京后，改口称“舒芜叔叔”，她说感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的尊敬。

两家一度为邻在崇文门外豆谷胡同，那是一个属于人文社宿舍的院子。夏晓虹记得，夏天的晚上在院中纳凉，喜欢聊天的舒芜有时会搬出一张靠椅和邻居们闲谈。“只要他在场，谈天的水平便大为提高，带上浓厚的学问气。他的记忆力令人吃惊的好，许多早年文坛的掌故烂熟于心，叙述时尽管不动声色，分寸却掌握得极佳，特别引人入胜。”夏晓虹当年并不能完全领会舒芜顺口背出的诗词，舒芜在详细讲解之后，间或会录写下来传示。夏晓虹后来在《舒芜口述自传》第五章读到一首讽刺蒋介石打内战的《虞美人》词，就是她在乘凉时听他讲过的。

夏晓虹也喜爱填写旧体诗词。当年插队在乡下无可消遣之时，她便抱着一册王力先生编写的《诗词格律》练习。陈平原说：“晓虹写的旧体诗，舒芜是看过的。”夏晓虹答：“那是给家里写信，我妈妈拿去给他看的。”

望女成才的母亲，听到舒芜对女儿的称赞很高兴，听到母亲转述的夏晓虹却有些许不安，只把舒芜的话当作鼓励。因为她曾听舒芜的二女儿方林说过，父亲每次给一位常抄录自己诗作请求指正的老先生回信，都要煞费苦心地挑出些好处来。

陈平原说：“所以夏老师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因为有人文社的一大批人才在，耳濡目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初大家都写新诗的时候，夏老师写旧体诗；现在旧体诗又热，她却不写了。我经常要她把当年的诗拿出来，她还不肯。”

“那时候我们班也有一些人写旧体诗，互相传阅作品，我也抄出过几首，从男生那边得到的评语是‘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夏晓虹淡淡笑着说。

风格是始终一贯的散淡

说回中文系，话题更多。夏晓虹回忆当时的文学社团，学校一级的有五四文学社，本班也有早晨文学社，分成了小说、诗歌、评论等几个组，参加者众多。

“我们班的小说组组长是陈建功，诗歌组应该是李彤，评论组是黄子平。他们经常活动，创作热情很高，写出作品后，大家就一起讨论。查建英也是小说组的，还有黄蓓佳、梁左。”谈到查建英，夏晓虹又笑，说起查建英当年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到北大后才开始创作，所以那时还显得比较“嫩”。

小说组的元老，是陈建功、王小平和黄蓓佳，他们都在进校前已经开始创作，新秀就要数上梁左和查建英。“当时南京有一个杂志叫《青春》，是发表青年作家作品较多的刊物，他们的作品也常发表在那里。”而梁左创作相声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小说组的同学中，夏晓虹和查建英、王小平接触较多，因为先属同一宿舍，后又同时在留学生楼陪住，所以“小查、王小平的小说初稿都看过”。

所有社团夏晓虹都没参加，因为不喜欢团体活动。班里另外四五个没参加的女同学和她一起，由着夏晓虹自封为“不管部部长”，归入她的麾下。而其中还有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所以我们‘不管部’里是有人才的，虽然我们不创作。”

当年文学班和新闻班一起上课，但对新闻班的同学，夏晓虹大都不熟识。陈平原不由得打趣，说“夏老师能把班里的男生都认识就了不起了”。“男生当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不见得跟他们都说过话。”夏晓虹的“反抗”透着点儿无力。

他们的对话很有趣，透着默契和亲爱。夏晓虹又提起学校开运动会的趣事。她参加长跑比赛，记忆中是跑了3000米，勇夺第六名，赢得至关重要的一分，为班级取得年级第二名立下赫赫战功。陈平原却说女生没有3000米跑，只有1500米，所以，这是夏老师在夸大自己的战绩，而且“总是夸大”。

夏晓虹经历的这一场运动会也在她的笔下呈现得妙趣横生，并收入《今生有幸》书中。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也记述了这场运动会：“夏晓虹和赵红参加女子1500米项目，赵红获得第四名。夏晓虹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大亮点，她不仅跑跑走走，中间还停下来喝水，像个马拉松运动员，最终获得第六名（不过，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也就六名）。”

1988年，夏晓虹（前排左）与同学们

2009年，为纪念入学30周年，夏晓虹所在的班级出版了《文学七七的北大岁月》，运动会被作为“大事记”列在其中。“我才发现我那一跑还挺重要的。”大家见面时说起来都哈哈大笑。

在北大，夏晓虹始终是一种散淡风格。她和老师的关系，“基本是上完课就走，根本不请教老师。”这是陈平原在“揭短”。

夏晓虹对这一“指责”浅笑承认，还告诉我另一件古代汉语课上的趣事。“第一学期是何九盈老师教，第二学期借调来一位老师教。很多同学都会在课间去问问题，或多或少跟老师有过一些交流，我真的是没去找过老师，所以所有课程的老师几乎都不认识我。但那次的古代汉语课考试，我刚好考了全班第一。老师就很好奇，说这个同学我没见过，哪位同学通知她来见个面。”

陈平原随后总结，夏老师古汉语考得好有两个缘故：一是她本来想学历史，阅读古书的能力本身就很强；二是在古汉语方面自己有兴趣，本科阶段已在注释《诗品》了。“但是轮到写作文就不行。”这一句尾音的拖出又逗笑了我。

七七级的学生在社会上经历漫长的时间蹉跎，对于难得的上学机会普遍珍惜。夏晓虹和她的同学们也不例外，上课出勤率、图书馆的利用率都非常高。而“泡”图书馆更成为夏晓虹毕业后常年保留的习惯。

夏晓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依然是图书馆的常客。家住蔚秀园时几乎天天去，一去就待上一天，和馆员们都熟悉起来。她那时大多到图书馆旧报刊室看东西，回忆起编《北大旧事》时的旧事也很有趣。

“当时旧刊室还不允许复印，我开始抄了一些，后来觉得太麻烦了，因为和馆员熟，就请他帮忙抄写。他不但帮我抄，抄完以后，还送给我一份复印件。”夏晓虹不禁吐槽：“我心里想，你给我复印不就完了？抄了再复印，我还得核对一遍。”“但抄写是付钱的。”陈平原提醒她。“哦，那倒是，我都忘记是多少钱了。”

旧报刊室不仅给夏晓虹的学术研究带来便利，也给她和陈平原的学生以助益。陈平原说：“旧报刊室真的是我们俩的学生用得最多的地方，学生写论文都用得到。好几个学生上交博士论文时，都在致谢部分提及北大旧刊室。”旧刊室馆员当然也很高兴，如今到旧刊室，只要说是陈、夏的学生，都会得到热情接待。

夏晓虹说起图书馆旧馆改造那一年最关键：“本来旧馆要全部封闭，我特别去跟当时的馆长讲了：一定要保证旧刊室能用，不然我们的学生论文都写不成。他就在新馆弄了很小一块地方，摆了四张桌子，学生可以到那儿去查阅，因此没有中断论文写作。”那次旧馆封闭了一年多，如果查不了资料，学生们怎么办？夏晓虹说：“所以那一次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实际上图书馆馆员都很辛苦，常常要将整盒装订好的旧报纸或合订本的旧杂志抱来抱去。工作之余，有心者在管理书刊的过程中，也可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夏晓虹说：“我熟悉的一位馆员就经手过整个旧刊室的报刊，现在接上来的都不如他熟，所以他能写一些旧期刊介绍和研究文章。”

年纪渐大，两个人去图书馆的次数渐渐少了。陈平原说有两个缘故：年纪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夏老师有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工作。后一句话的口气很是有趣，夏晓虹听后赶忙解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可以在数据库上看，只有需要时去馆里核对一下。疫情期间图书馆封闭，而我有一段还真的要用到《北京女报》和《京话日报》，数据库里没有，只有图书馆里有，我就请学生和馆员帮忙了。”

夏晓虹与季镇淮先生

为导师季镇淮的日记

没能留下一份而惋惜

夏晓虹的研究生导师是古典文学大家季镇淮先生。她为季先生写过多篇回忆文章。谈到导师，两个人的话更多了起来。

陈平原谈到：“每年我都会跟着她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不爱说话，晓虹也不爱说话，他们都属于不善于表达感情、比较内向的性格。我在场还好一点，不然他们两个都没什么话，就坐在那里。”

夏晓虹听到这番话反驳：“我觉得我跟季先生交流还是很放松的，不像你说的非得你在场。”

由季先生说到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先生。季镇淮和王瑶两位先生的身后事颇有不同，听他们谈来亦令人感叹。

王瑶先生留有一盘录音带，是在澳门的演讲。学生们想要整理出来发表，但王先生的山西口音难懂，只好找同为山西人的高远东老师，又找学生中熟悉平遥口音的张毅同学，费力整理出来，发表在《现代中国》集刊上。

陈平原说：“当初我和老钱（钱理群）商量过，想给王先生做录音，但王先生不喜欢，而且，根本没想到他会那么早去世。平时聊天很畅快，放个录音机就觉得拘谨，结果就是一盘都没有录。而季先生更是完全没有。”季镇淮出身于西南联大，是抗战时随湘黔滇旅行团和闻一多等先生一起走的那批学生。

陈平原说：“他这一路的日记去世前交给晓虹整理。”夏晓虹说：“其实不能说是真的日记，因为他不是每天记，是一连串的散文连起来的。比如今天到某个县城进了一个山洞，看到题壁诗，他就会抄录下来，发表一些感想。有时也写思乡。每一篇都有题目，大概有四五万字。”季先生原本是让夏晓虹看一下，夏问能否发表？季先生答可以。但季先生去世后，家人担心有隐私问题，不同意发表。“我都没有复印一份。”如今说起来，夏晓虹还是感到可惜。

陈平原说：“这类事情只能听家属的，除非本人生前就委托清楚。相比来说，王瑶先生的东西基本上都发出来了，因为夫人委托学生来做。”

1982年的刘岚山    

夏晓虹的父亲刘岚山也有回忆录，有十几万字，可惜未写完，部分在《新文学史料》等处刊发出来，是夏晓虹颇感安慰之事。

刘岚山早年经历丰富。曾在重庆《新民报》、重庆南方印书馆、上海《新民报》、皖南游击队《黄山报》、北京三联书店编辑部、志愿军战地文化服务队等处任职。解放后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上世纪30年代末，可称为进步青年的刘岚山从湖南湘潭出发，单身徒步四千华里奔赴延安。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而未被抗大接收。在南返途中，他还被抓进了国民党西安集中营。

刘岚山热爱文学创作，亦曾提携过不少新人，是一位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人，有诗集《漂流者之歌》《乡下人的歌》等著作，但即使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太了解他，“我们系里只有孙玉石老师知道他。”陈平原说。“而且他的诗集有些是自己印的，像《漂泊者之歌》，大概最多印了100本吧，是他拿自己的伙食费来印的。”夏晓虹说。

“他不是著名作家，对他后来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活动，就是几次进出解放区，以及在上海跟袁水拍编文艺副刊，更主要的还是解放后在人文社做编辑工作。”陈平原评价，岳父刘岚山身上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气质，对政治不熟悉，早年说走就走，投考军校、奔赴延安等，都是独自一人扛起背包就走。“他像是永远的漂泊者，具有那一代读书人的诗人想象。晚年他对政治很关注，所以我每次回家就陪他谈话，谈诗歌，谈政治，尤其是谈国际政治。”

说到这儿陈平原笑起来：“她爸爸妈妈对我印象很好，妈妈说我特别能干，因为我第一次到他们家，就积极表现，打扫卫生。”“我妈妈还说你是广东人，一定很会做菜，其实在家里你也没做，但总会装模作样地指导一番。”夏晓虹揶揄地说。

笑声中，阳光温暖，茶香依旧。这一场散漫的谈天温暖着整个午后。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