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编者注：1958年）春天，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苹同志来沪，给厂里交来《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剧本，约我饰演剧中的李侠。记得当时文学剧本的开始，是李侠夜间在延安窑洞中的发报。洞外雷鸣电闪，那强光使得李侠的脸部越发明亮。这个印象——闪电亮光中的李侠——在合上剧本之后，就愈加强烈了。

我怀着很大的激情投入创作。

剧本是由黄钢、杜印、东强三位作家根据解放前上海一些地下情报员的真实事迹，加以集中，编写成功的。其中，最主要是根据李白烈士的事迹。在上海外景开始拍摄之前，王苹同志和我们一起参观了李白烈士生前居住、工作以及被监禁的地方，并探望了烈士的夫人裘慧英同志。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作了报告，叙述了李白烈士的一生。

李白是湖南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长征时开始做报务工作。到上海参加地下斗争的十几年中，每天夜里，他都在小阁楼上坚持发出情报，为了避免敌人察觉，即使是在最炎热的夏天，他也要把窗户用棉被遮得严严的，不让它透出一丝光亮。发报是一上机就不能停手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所坐的椅子上，经常是一大摊汗水。上海解放前夕，他白天到复兴岛上去修理无线电，作为掩护性的社会职业。晚上回到家，略事休息之后，就到阁楼上去工作，一夜下来，用冷水拭一把脸，又赶到复兴岛去。当裘慧英要他注意身体时，他笑着说：“这不算什么，长征时我就是这样过的。而且我现在有三个愉快：第一是夜里工作很顺利；第二是有了社会职业，可以减轻党的负担；第三是白天工作，可以学到许多新技术，这是我们目前在地下环境中难得的条件。……”

李白曾两度被敌人逮捕。敌人用上老虎凳、拔手指甲和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他，把腿也打断了。但他始终镇静而且坚定，使敌人抓不到任何把柄。裘慧英去探望，他悄悄地安慰她：“不要多想到我！有人以为吃得好穿得好是荣耀，我却以为多为党的事业做工作是荣耀。天快亮了，你们将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但不要忘记今天的日子，要生活得朴素节俭……”他是在浦东牺牲的，解放后才在那里发现他的尸首，和其他烈士埋在一起。当地的目击者说：被害时，他和其他烈士一起高唱战歌，呼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执刑的敌军到附近小庙里去烧香，求天不要降罪，然后才敢开枪。

当裘慧英叙述到敌人的狠毒行为时，她愤怒地叫道：“我们要把那最黑暗最野蛮的行为永远埋葬到坟墓里去，永远，永远！”她的报告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激动，成为推动我们工作的力量。我们纷纷表示，要学习烈士的精神来出色地完成任务。同时，我也更加明确了，李侠这一角色的性格核心是：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和忘我。影片正应以这一点来激励无数后来者。

李白烈士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

在剧本中，为了保证工作的安全，李侠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社会面貌作为掩护：湘绣庄的写字先生、无线电行老板、高等生意人、糖果店老板、无线电修理工人。如何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面貌来展示人物的实质，是一个煞费斟酌的问题。在上海街道上拍摄他以湘绣庄写字先生的面貌出现那一段时，我仅仅想到要像个“生意人”，装啥像啥，强调了世故圆滑，因而举止显得轻飘琐碎。后来到北京，在拍摄内景前访问了一些当年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告诉我，前些时看了某些描写地下斗争的影片，感到那里面有些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显得卑微平庸，缺乏气概。看起来那原因，主要是由于某种社会面貌掩护下和敌人周旋时，处理得过于讨好对方的缘故。他们说：党的地下工作者是一贯艰苦朴素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脱离他们的正派、诚实的本色，创造李侠这个角色，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底色”，把他的底色涂好了，以后不论社会面貌怎么改变，都不过是换一个环境，一样地作战。要切戒把人物涂成灰色或白色，掩盖了他的“红底子”。那样会损害人物的精神面貌。

这个提示对我是很重要的启发。我开始明白了：如果我一味强调“装啥像啥”，在人物的非本质的表象上过分雕琢，那就会使李侠这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显得行踪诡秘，和组织、群众游离，“神秘”固然是“神秘”了，但会大大冲淡了人物平凡朴素的真实面貌。因此，在李侠第一次被捕前，他是以高等生意人的面貌出现的，我原可以戴上金丝边眼镜，叼起雪茄，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相的，但我决定放弃这样的“化装表演”似的细节，还他一个自然诚实者的面目，把他的外形处理得普通一些，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李侠如何警惕地判断敌情、如何采取更有力的对策上去，因为在这上面，体现着李侠这个人物最本质的东西。

在这方面，人物形体动作处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原来，我仅只是概念地想把人物处理得沉稳温和些，并没有作很具体的设想，因此自己生活中的习惯就渗透进了人物的语调和动作，说话时免不了哼哼哈哈拖泥带水，不干脆，动作线条不够明朗果断，思索时还不自觉地显出忧郁的神色。……幸好，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进行排练，合作者们指出了这些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地方。他们说：李侠是个老红军，多年在部队，语调和动作都应有较鲜明的军人气息，到上海后，虽然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善于应付不同的情况，但当他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时，仍然会流露出军人姿态。只有在日久天长之后，这种习惯才会逐渐消失。

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在小阁楼上发报等场戏中，我注意了这一点。由于在影片中好多场面是李侠和何兰芳在一起或独自一人，因此在这些戏中，角色的语调和形体动作与他在延安出现时的形象相呼应，就使这一人物的外在形象有了一个主调。

为了凸现人物的本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一些激烈斗争的环节，突出人物顽强的斗争性和工作上永不疲倦的精神。在这方面，我们也通过排练，进行了反复研究和探索。李侠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老虎凳上受刑那场戏，开始排练时，我处理得过于平稳，看不出愤怒的斗争的火花。后来又演得过于怒目相视，高声喊叫，那样显然是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当时的斗争。经过几次试排才确定采用现在的处理：由于李侠此时战略是“沉着坚韧、拖垮敌人”，因此他尽管脚跟上放上三块砖，痛得浑身颤抖，仍然咬紧牙关，只从牙缝中迸出“我是中国人”几个字，既表现出人物的民族气节，又不做过份的表现的叫嚷。而导演的镜头处理，也抓住他在酷刑面前始终坚毅不拔这一点，做了有力的渲染。另外，李侠出狱后返家与何兰芳相逢一场，在原来的剧本中，李侠向何兰芳表示要重新建立电台以后，还交待了何兰芳将生小孩的事情。仔细研究下来，觉得这一场戏主要是要表现：李侠尽管在狱中被折磨得极度衰弱，但仍强烈地要求继续投入战斗。这是一个有力地突出李侠永不停歇的战斗精神的场面，如果在达到这样一个饱和点后，再去表现何兰芳要生小孩，那就会冲淡这一场戏的效果，因此决定删去这个细节，而把笔墨集中在李侠在肉体极度伤痛中，仍然坚持要尽快地恢复电台。

紧紧抓住角色的核心。这是我在扮演《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一点重要体会。

1958年11月

文丨孙道临（演员）

（本文出自《走进阳光》，孙道临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略有校订。）

来源：中国电影资料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