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丨谷李军:另眼相看弼马温
文史知识 2024-09-13 17:00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四大奇书之一,孙悟空大闹天宫,保唐僧不远万里,西天取经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但是,这些神奇美妙的故事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传统的答案是:天宫众神和西天如来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对孙悟空采取了不择手段的高压和残酷的打击;而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映了他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此后他又保护手无缚鸡之力的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斩妖除恶,又体现了他爱憎分明,不除妖恶誓不休的高贵品格。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西游记的主题理解成“褒孙贬唐”,而这一主题在我们的大众文学中尤其得到了突出的反映。70年代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主题就是造反有理;9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系列动画片《西游记》虽有很多改进,但同时也还是在有意无意突出这样的主题。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一部《西游记》变成了以孙悟空为主题的变相武打片。这样的做法怕是有失片面。这部小说的名称毕竟是《西游记》,而不是《孙悟空》,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意义远远超出孙悟空这一个形象。

如果我们不去这样理解《西游记》的中心思想,我们就无法满意地回答为什么孙悟空这个不畏强暴、反上天宫的神猴却要给一个迂腐无能的唐僧去当徒弟的问题,也无法深刻体会他们这样的师徒关系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我们不能圆满地回答这些问题的话,无论我们把故事讲得多么生动,主题歌唱得多么优美,摄影特技搞得多么逼真,我们对《西游记》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比较肤浅的水平上。笔者愿将对《西游记》的粗浅感受简略地写在这里,借此机会向国内同行求教,以望能对《西游记》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将集中论述孙悟空,对唐僧和其他人物的体会将另撰他文。

起点

一部《西游记》,讲的是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却以孙悟空的诞生为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孙悟空确实是整部《西游记》的起点与动因。因此,《西游记》既是唐僧取经的征途,也是孙悟空一生磨难的历程。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对待这一历程,而只是简单地把孙悟空描写成大闹天宫的英雄,则有可能对孙悟空产生错误的理解。

孙悟空的来历是大家所熟悉的,他是一个石猴,化天地之精气而成。这不但意味着孙悟空无父无母,而且对他的生性亦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孙悟空性格突出,桀骜不驯,这在书中处处都有体现,直到最后让观音套上金箍为止。但被我们所忽略的是孙悟空在开始时性格并不是这样的。在第一回求师一节中,当菩提师祖问他姓什么时,悟空答曰:“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答话简短有趣,但细究起来,颇有深意。首先,如上所述,它反映出悟空无父无母的身世,否则,有父母则会有姓氏,悟空便不会误解师祖的问题。

其次,这样的误解又很有意义。“姓”字从“女”从“生”,来自父母;而“性”从“心”从“生”。从悟空的角度来看,无父母不但是无“女”“生”的姓氏,而且是无“心”“生”的性格。悟空所做的这种无意识中的联系非常微妙深刻。因此,他的误解说是误解,但又不完全是误解,而是他从自身的角度对“姓”和“性”之间的关系作出的一种体会。

最后,悟空答话中所讲的“一生无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无性”一词,从一个角度讲,无非是人在出生时便具有的天然个性和品质。从勇猛无比,到忠厚老实,到懦弱可欺都是性,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无性。换一个角度讲,“无性”即是心生无物,内心不能产生任何渴望。无性之人就是心如枯木,平平无味,无以有任何作为。因此,悟空所言自己无性,乃是他心如顽石,无人性,甚至无兽性的表白。

那么,既然悟空原是“一生无性”,他的野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如果我们顺书追寻下去就会发现,悟空的野性滋生于学艺以后。一日众人撺掇悟空把师祖教给的本事演给众人看,这时的悟空心高气盛,“抖擞精神,卖弄手段”着实地演习起来。却惊动了师祖,喝退众人,逐走悟空。因此,学艺乃是有性之源。但细追起来,师祖究竟教了悟空一些什么呢?师祖所列的众多科目中包括三教九流,请仙扶鸾,阴阳问卜,参禅打坐,炼丹炮制,其中颇不乏高深或实用之类,但悟空一概予以拒绝,到头来真正教给悟空的只是个七十二变和跟头云。既无博大精深之处,亦未满足悟空的初衷(永生)。相反,这些法术只可称为雕虫小技,与妖怪和下三流所有的法术无甚大的区别。不教其心,而授其术,焉能不使悟空走入歧途?无怪师祖在逐悟空时断言他今后必生不良。这时的悟空与当时那骂而不恼,打而不嗔,“一生无性”的悟空形成鲜明的对照。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授艺是邪恶之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看一看悟空在学艺以后除了滋长野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故事的开始,看看悟空为什么要远涉重洋,离开花果山去求仙学艺。故事的第一回叙述悟空与群猴在花果山初始的生活时,讲到一日众猴在涧中戏水,忽然想到去追踪溪水的源头(追踪源头历来是与对智慧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的),在寻到水帘洞时,众猴说:“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在悟空钻进水帘洞并引众猴在那里安家以后,众猴果然拜悟空为王,从此“分派了君臣佐使,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合契同情,不入飞鸟,不从走兽,独自为王,不胜欢乐”。在这里,《西游记》与儒家传统大相径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下尊严、君臣礼仪绝非人类所独有,而是人兽所共有的本能。人可以称王,猴子亦可以占山面南,分派君臣,独自为王。因此,人兽之间的区别尚不在这上下之别,君臣之义上。

更具有深意的是这福地洞天并不真正是生活的全部。一日,悟空突然烦恼,众猴问时,悟空坠泪而言:“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天人之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鲜花美景,还是尊贵为王都掩饰抹杀不了一种渴望和恐惧。这种油然而生的渴望就是对永生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花果山水帘洞所代表的家庭和政治领域所无法满足的。所以悟空才要远出海外,求仙拜神。但所有这些都是在悟空拜师学艺之前,因此他的渴望和分派君臣一节一样,都是本能的反映,而不是来自内心之性的向往。

求仙拜神的结果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从师祖那里学来的法术。这些法术没有直接使孙悟空得到永生,但给了悟空必要的本领。悟空被逐回山,从妖怪那里夺回花果山重新为王后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仗着技艺,闯入地狱,强将自己与群猴从生死簿上勾名。但是,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学艺使悟空生了野性。这种野性的直接后果便是现在的悟空已经不满意这种“消极”的长生不老了,他要以更“积极”的方式来获得永生。这便是要在野性的驱使下上天,要当众神之一。因此,学艺不仅仅导致悟空日后“定生不良”,也导致了他内心的重大变化——从本能地希望长生不老到内心里渴望登天为神。这两者并不是互相冲突的。在没有正确的引导下,为神的渴望与定生不良的野性结合起来,导致悟空与天宫众神的直接冲突。

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并不像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波澜壮阔,光彩照人,相反,这是一出丑行闹剧。笔者的这一结论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基于作者原文的。在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中,猎户刘伯钦对唐僧说:“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时,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这里所说的“天降此山”,乃是指如来以五指化五行山,以此来镇压悟空的。因此悟空大闹天宫一节是与人间王莽篡汉相提并论的,而王莽篡汉一事历来被人唾弃,王莽本人被人骂为汉贼、小丑。大闹天宫一事与王莽篡汉相提并论,应不属于光彩之列,所以,我们对悟空本人的评价绝不应以大闹天宫为主导和基础。

那么,大闹天宫一节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大闹天宫的起因是两条罪状,一是强索金箍棒,二是勾销生死簿。在这两者中,后面一项尤其重要。在冥司秦广王的状子中有下列句子:“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轮转;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数。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天产妖猴孙悟空,逞恶行凶,不服拘唤……”因此,从众神的角度,悟空的行为不仅仅是野心勃勃,而是要打乱自然之数,此举的含义无非是要打乱神、人、妖之分,强以妖为神,是以抹杀神妖之间的区别。悟空初次被召上天,官封弼马温,初时并未有事。悟空安分尽职,天马得以膘肥体壮。因此,造反一事本与官职本身无关。悟空的不满源于他与下属的一次谈话,从中了解到弼马温在天宫的地位,结果大怒而反出天宫。在天兵收剿时,悟空听取鬼王所进的谗言,自封为齐天大圣,并对巨灵神说:“……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无人去报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对玉皇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因此,悟空的造反,并不是要与天宫为敌,而是要官位极品。所以,悟空欲以妖为神,与天并位的野心乃是反天宫的主因。正因为如此,当玉帝再次下诏请悟空上天时,悟空认定金星此来,“必有好意”,遂开门迎接。当听说玉帝应其所求,封为齐天大圣时,悟空并未仔细追究封官的来由以及管辖职责,便欣喜应召。上天以后,饮酒作乐,“遂心满意,喜地欢天”起来,可见其志向所在,一不是反抗压迫,二不是尽力为事,而是追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悟空的变化只是由妖及神,并未真正地脱妖成神,而这正是官封齐天大圣的意义所在:由此成神,空名而已。悟空举止颇有意味。他是个妖猴,“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计较俸禄高低,但只注名便了……闲时节,会友游宫,交朋结义,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此种以下同上、无下无上的言行,与他在下界的举止颇有些差别。他在花果山时颇有上下之分,自己是美猴王,群猴是“小的们”。到了天上,却是不分上下,称兄道弟,这些似乎表明悟空意识到自己下贱的身世,只有通过这种称兄道弟、混淆上下的方式才能使自己称为天上的一员。由此可见,官封齐天大圣并没有使其野性得到任何改变。因此,如上所述,悟空与天宫的冲突实属不可避免。

应该申明的是,悟空的这种举止必为众神所见所识,日后冲突早在玉帝和众神的意料之中。说玉帝与众神早已预料到日后的冲突,首先是因为菩提师祖曾言悟空日后必生不良,而玉帝为天宫众神之首,其先见之明应不在师祖之下。另外,更直接的证据是在让悟空管理蟠桃园一事上。该事的起因在于许旌阳真人对悟空的行为颇为忧虑,上奏玉帝说悟空无事将要生非,“不如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许真人在这里并没有指明是哪件事,而是玉帝本人亲自作的决定让悟空去掌管蟠桃园。此一举动颇为蹊跷。用评家李卓吾的话讲,令猴看桃,不啻是让猫守鱼,和尚守妇人,岂会有好结果?悟空名为齐天大圣而妖性未改。因此,玉帝此举颇有深意。从一个角度讲,是玉帝看出冲突之不可避免,因而有意设置陷井,使其闯祸,让冲突公开化,极端化,有预谋地将孙悟空从天宫中赶出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玉帝借此端给悟空开辟了另一条成神之路。孙悟空在大闹天宫被众神抓住之后雷打不伤,刀砍不死,这些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悟空与众神的冲突是无法用武力来解决的,天宫的宫廷与众臣的场面是政治在天上的反映,因此,在妖(人)与神的冲突上,在政治与武力的范围里是无法解决的。脱妖成神需要走另一条路。玉帝对此十分明了,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悟空踢倒丹炉,二闹天宫时,玉帝并没有再去召二郎神,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如来请出西天,来锁拿悟空。这实际上是等于把一个用家庭与政治两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交给了政治以外的领域(宗教)来解决。但如来在当时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只是政治手段的继续,也就是说只能把神猴暂时压在五行山下。真正的路还在后面。这条路绝不像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那样容易,而是漫长痛苦的,是带着紧箍咒,甩掉蹬天的法术,在下界人间一步一步老老实实,疲惫不堪地走出来的。这条道路虽然漫长痛苦,却正是脱妖成神的真正正确的道路。但这条出路又是神与佛都无法包办代替的。如来可以指出未来之路,但还是要等待他人来领着悟空去完成这一旅程。

上面的这个论点尚可以从侧面得到证实。在大闹天宫的冲突中,孙悟空向来被描述成所向披靡的英雄,众神对他是束手无策,直到二郎神大展神威才将悟空制服。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在日后取经途中,悟空经常碰到天宫思凡下界的神将乃至他们的坐骑。他们仅凭天上的一两件法宝便将孙悟空打得连连败北,束手无策。三十一回的奎星,三十五回的金银二童,和五十一回老君的坐骑青牛都是很好的例子。这五十一回的青牛尤其重要。青牛下凡后用一个金刚圈屡屡收走悟空和其他神将的兵器。在五十三回中我们得知青牛用的金刚圈正是老子在大闹天宫时用来打悟空的,老子当时对观音说此圈“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物”。当时悟空被这金刚圈打在头上,跌了一跤,方被二郎神捉住的。因此,如果说天上的兽类都可以如此,制服他们都需要悟空上天找他们的主人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在大闹天宫时天上的众神若真的施展神通的话,在制服悟空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老君当时没有使出金刚圈的全部神通,否则他完全可以用它套走悟空的兵器,使悟空束手就擒。但如上所说,这种制服仅仅是力量上的,是完全达不到目的的。因此,众神的败退与其说是不敌,不如说是让如来出山的前奏。

妖精取经

什么是妖精?我们在读了《西游记》以后,对妖精最深的印象无非有三,一是妖精面目狰狞,二是妖精善于兴风作浪,霸占一方,涂炭百姓,三是他们以人为食,并具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希望通过吃唐僧肉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笔者在上一节反复用“妖猴”一词来描述悟空,这并不是对悟空的诋毁。在众神眼里,悟空从一开始就是妖猴。这在前几回玉帝与众神的对话中处处可见。悟空本人是猴,属兽类,善于变化,兴风作浪时也是飞沙走石似的吓人。学艺于师只是增加了他的神通,而这样的神通绝不应该是孙悟空与妖怪的区别所在。因为,虽然孙悟空的神通在开始时显得很厉害,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一根金箍棒十万八千斤,但后来在与妖怪搏斗中才发现,妖怪们也都不差,金箍棒没有把任何妖怪的兵器打折,跟头云也没有把任何妖怪甩在后面。因此,无论孙悟空学到了什么本领,都没有也无法改变他的本质。师祖在逐走悟空时说:“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就是了。”悟空是从花果山为兽而来,师祖此言,定指悟空要回花果山重新为兽为妖而去罢了。果不其然,师祖的话成了悟空是妖的最有力的证据。在家喻户晓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回中,悟空有一段关于自己在回花果山以后的生活的自白,因其与我们所具有的悟空的印象格格不入,便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这一节里,孙悟空要打杀扮成美女的白骨精,在遭到唐僧的怪罪后说:“师傅,你那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内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我就迷他到洞里,尽意遂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防天阴哩……”可见,悟空为妖,不但仅仅是名上的,而且确是行妖怪变化吃人之事。后来唐僧被难,八戒去花果山二请悟空出山救师,悟空在出山时特意跳到海里去洗澡,八戒问时,悟空答:“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傅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可见悟空为妖,自己亦未否认。

更展开一些讲,唐僧师徒四人,三个妖怪。八戒沙僧被打下天宫后,都是以吃人为生,作恶多端。沙僧是天上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后,“三二日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八戒则是下界以后咬死生他的母猪,“在此占了山场,吃人度日……”在菩萨指责他时,他还说:“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第八回)因此,悟空师兄弟三人均是妖怪应无任何疑问。但是,他们三人为妖,又与其他妖怪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首先是由金星讲到的。在第三回金星反对收剿、主张招降时说:“三界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体,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服露食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于人何以异哉!……”悟空本人在求师祖授艺时也说:“我也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窍四肢,五脏六腑,何以比人不同?”因此,悟空是妖,但与人无异,此话看来矛盾,但实际上是理解悟空的主旨。悟空是猴,是兽类,是妖,但同时也是人。从这一点来看,很多令人难解的疑惑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人与妖与兽之间的差异何其微也,他的本性本来就是:欲望一半是兽,爱与思维一半是神。人与兽各自都有自己的神通,深入其寓意理解,这些神通无非是马善跑,鱼能游等等不一而足。他们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要长生不老的本能。但是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妖要长生不老,只能靠吃人(唐僧),而人比其他众妖又有一个不同。勾销生死簿,吃块唐僧肉可以满足众妖长生不老的愿望,但却无法满足人对天宫,对美,对众神的向往与渴望。这种渴望既是美的,是我们与兽类的根本区别所在,但同时由于没有正确的引导,这种渴望从另一方面来讲又是野心、狂妄,和自高自大的根源之一。正因为这种渴望是来自于内心,扎根于内心,是无法靠什么神通去调和或消除的,所以这种与天宫的冲突是无法在天宫解决的。连如来本人也无法靠自己的法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真正的解决在于人自己深刻地认识自己内心的这一渴望,将这一渴望引导到正轨上来。这一引导是由如来(佛教真旨)指引而由人自身来完成的,这就是征途漫漫的取经之路。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西天取经,绝非为了抱回几本烂书,否则,如来根本不用找什么取经人,让观音驾个什么云把经书带去就是了。对于这一点,悟空后来知道得也很清楚,他曾讲八戒驾云不几日就可到西天,而自己则是一个跟头顷刻即到。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取经恐怕都不是为了弘扬佛教本身。在前面讲到的悟空学艺一节里,菩提师祖明确向悟空摆出可教的科目:流家门中有三教九流,包括儒,释,道;看经念佛乃是其中一部分。静门中有清静无为,参禅打坐一说。此等各教派别,乃属诸子之一部,师祖并未看重,悟空也一概拒绝。因此,取经一节,并非为了什么经卷,那么取经是为了什么?

▲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唐僧取经图》

取经之艰难是众所周知的,妖魔鬼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为紧要的是来自各方面的诱惑。这里面既有美色,又有金钱和名誉。师徒四人在这些方面是考验要一个一个经历,关要一个一个地过,这种不是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轻易上天,而是在人间一步步所要亲身经历的磨难正是取经征途的意义所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游记》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哲理,即成人成神是在人间完成的,而不是在天上完成的。

①在这里,西方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一段论述可能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在“论灵魂”一文中,亚里斯多德说神是永生的,所以万物都渴望作神以达到永生。但是,因为万物都属于可以死亡或毁灭这一范围里,而可以死亡或毁灭的东西是不可能永远地和连续不断地生存下去的,所以,万物是不可能以连续不断的方式来参与那些永远不变和那些神圣的东西的。但是,他们总会以自己所自然能够做到的方式来作神以达到永生的目的。对于万物中的绝大部分来讲,这些能够做到的方式就是持续不断地繁衍后代,即不是让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永存下去,而是让自己以一个物种方式永久地延续下去(见亚里斯多德,“论灵魂”415a—415b8,《亚里斯多德全集》,牛津修订译本,第一卷,约翰逊·伯恩斯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60-661页)。自然万物都有一种对永生的向往,这种向往绝对不是人类所仅有的。动植物都在以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方式来参与和达到永生。在这里,《西游记》里所讲到的兽类也自然而然地渴望永生,这实在是与亚里斯多德所论述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我们也和动植物一样以繁衍后代的方式来获取永生,这与动植物一样都属于本能。但同时我们人类还能够更进一步地以一种非本能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下一段所要讲到的“生性”和本文后面要讲到的大闹天宫和取经。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2年第2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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