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人类文化历史上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学相伴相生。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负载着作家的灵魂，折射着作家的心志。许多文学作品虽然不是以酒为描写中心，却是以酒为重要符号与意象，散发着浓厚的酒的气息，承载着作家大量的文化信息。

本期“为你读书”选取中国古代宴饮文学的部分经典文学作品，带领各位读者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角度出发，探索酒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及其象征意义。

壹

酒诗代表作品《诗经》的文化模式和精神

酒诗主要指的是描写酒、酒器、宴席等相关题材的诗歌，反映了诗人的饮酒生活、饮酒状态与饮酒心理，也包括诗人在醉态思维状态下创作的诗歌。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辉煌的开篇，记载了当时社会的神话传说、祭神祭礼、爱情婚姻、农牧渔猎等，以最大化视角展现了辉煌的周代酒文化，开创了中国酒文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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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异乐和”的和乐精神

《诗经》宴饮诗充满着一种祥和安乐的气氛。诗中传递的“和乐精神”，与宴饮场合使用音乐分不开，这是“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宴饮场合下的琴瑟合奏、钟鼓和鸣，展现了周人追求家国天下、和谐社会的乐教精神，代表了一种“宴以合好”的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宴饮诗突出的愉悦精神、快乐原则，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和”的概念，既发轫于饮食（“和酒”），延伸至音乐、国家之“和”，反过来又对宴饮的文化功能产生影响，表现在“礼异”的基础上实现“乐和”，即在“饮酒以乐”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整体和谐，这些在《诗经》里都得到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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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规范下的日神规则

日神文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礼仪的尊崇与讲究，礼的要素包括“礼治”“礼制”“礼仪”“礼器”等。《诗经》宴饮诗与一般宴饮诗不同，它实际上成为礼的载体。所以，《诗经》宴饮诗大部分都有礼仪性质。这正反映了周代早期农业社会宗法制度以及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社会特点，体现了宴饮之礼在周代的教化、组织、治理等功能，酒以载礼，义在其中矣。

曾侯乙编钟资料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诗经》宴饮诗所渲染的饮酒快乐原则，不是酒神精神所推崇的绝对自由、放纵原则，而是在礼的规范下取得的日神规则。这使得“和乐精神”与“礼制精神”紧密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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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之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德行精神

《诗经》宴饮诗非常强调和突出“德”，反复塑造君子饮酒道德的典范。对一个人在宴饮场合的道德修养要求，如遵守各种宴饮秩序，保持良好的风度等，最能体现出礼乐文化背景下的饮酒道德审美观念。

《诗经》宴饮诗也有一些醉酒场面的艺术描写，塑造了一些“酒鬼”形象，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醉态描写，就遽定它们是酒神精神的文学反映，因为它们只是树立一个个反面形象，其意在批判、讽刺宴饮场合中违礼、丧德的现象，是通过抨击失德来突出酒德正能量的主题，强化酒的道德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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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身归性、酒德饱满的适度精神

在尼采的日神哲学中，非常强调“适度”原则。我国宴饮文化中的“中和”正是日神“适度”原则的典型体现。具体来说，表现在旨酒的味觉审美和饮酒的节制原则上。

《诗经》宴饮诗反映了饮酒重厚、重甘、重和、重柔、重香的味觉审美倾向，反映了对中和酒味的一种审美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要求柔和，排除刺激，饮用起来也让人心平气和，从生理到心理、从味觉审美升华到文艺审美情趣，坚持的是味觉审美上的“适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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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宴饮文学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南北朝宴饮文学是魏晋到盛唐发展过程中的低谷，除了陶渊明的酒诗，反映魏晋名士的许多酒故事片段构成的《世说新语》成为了这一时期最大的宴饮文学成果。

《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时临川王刘义庆集结门客编撰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魏晋风度”，展示了当时名士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貌。其中与酒有关的故事占了近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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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人饮酒的时代意识

《世说新语》通过文士饮酒塑造了一系列悲剧酒人形象，如大将军王敦专权跋扈，阮裕乃终日酣畅，以酒废职免官；羊曼也“终日酣醉讽议而已”......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文士们内心充满了孤独、矛盾、迷茫和苦痛。然而，存身待时之道，高风亮节之风，导致他们努力探索既能明哲保身又不同流合污的“中间路线”，于是从精神上找到了庄子、玄学，从物质上找到了饮酒韬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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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人饮酒的行为艺术

汉末魏晋时代的文学作品里，常常把醉态作为审美对象。在《世说新语》里，醉人被塑造成正面形象，反映了醉人品藻的唯美主义倾向。像蔡邕醉卧道上，人称“醉龙”；山公谓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种对酒人的品藻风气已经摆脱了礼教功利的束缚，进入纯粹的审美境地，对后世酒品、酒人之赏、酒器之玩等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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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文人与酒的抗争精神

《世说新语》中酒事主题是从酒与礼的合与分开始的。“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在礼制中国，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汉末三国时期受到严重质疑，这正是酒从与礼之合走向与礼之分的开端。

古代酒礼非常强调等级身份，在《世说新语·任诞》中，燕礼为君王的宴饮礼，乡饮酒礼为士大夫的宴饮礼，因此在席位座次、献礼数量、音乐规格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作为士大夫的刘公荣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宴饮，显然是不合礼制的，酒、礼亦由此走向彻底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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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烈的悲剧命运的描写中，蕴含着深度的悲剧精神

当前学术界多数人认为：《红楼梦》最大的成功就是以小说的形式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悲剧结局。《红楼梦》中的悲剧，包括爱情悲剧、女性悲剧、贵族家庭悲剧、社会悲剧以及人生悲剧。书中的“酒”，写出了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首先，通过有关“酒”的谶语（酒名、酒令），预示着大观园人物的悲剧性命运，这一点最能体现宴饮文学的特色。《红楼梦》第五回借虚幻的仙境比喻人间，讲述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

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来，宝玉自觉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摆设酒馔......宝玉因此酒香冽异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麹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宝玉称赏不迭。

警幻仙姑讲述的茶名酒名，虽是神话，却寓意深刻，隐喻着大观园姑娘们生逢“末世”，必然遭遇令人痛哭的悲剧命运。

其次，《红楼梦》中通过饮酒对生发出的突发事件的描述，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吏治与法治的腐败，从更高的用度揭示了社会悲剧的广阔社会背景。小说通过对薛蟠醉酒行凶的刻画与知县贪赃枉法的描述，鞭挞了封建社会吏治与法治的腐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其他如贾珍、贾琏“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贾赦“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这些描写无一不预示着四大家族的败落和书中人物的悲剧命运。

第三，《红楼梦》还通过对酒事的描写，揭示了社会矛盾，暗示了四大家族家庭悲剧的必然命运。作品利用酒宴场景的描写，来讽喻大家族的奢侈腐败，以及贵族公子的不学无术，揭示了贫富差距之大、社会矛盾之激烈。

小说多处写到宴会饮酒活动，贾府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可以推知贾府宴会相当奢侈，不消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比如第三十八回写了螃蟹宴，这一顿螃蟹宴，在贾府是极其普通的，却够庄户人家过一年，可见贾府家族饮酒风气之盛，消费之大。

“酒以合欢”，尽人皆知，然而，曹雪芹却在这看似欢乐热闹的府上，透过“酒”看到了“合欢”的背后蕴藏着不可避免的“悲”的因素；四大家族盛极一时，然而，作者却在这灯红酒绿、穷奢极欲的背后，透过“酒”提示它们必然走向分崩离析的悲剧命运。

螃蟹宴全景图选自（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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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醉酒状态下的微弱的平等意识与抗争意识

有悲剧性精神，就会有命运的抗争意识。《红楼梦》也借对“酒”的描写来表现悲剧性人物的平等、抗争乃至民主意识。

在四大古典小说中，《红楼梦》的饮酒心理描写最细致深刻、富有力度和美学、心理学价值。小说中焦大和尤三姐的两次“醉骂”是《红楼梦》宴饮文学中最富有酒神抗争精神的场景。焦大、尤三姐借酒使性，展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虽然二人心理基础同中有异，但这种野蛮原始的非理性冲动，抛弃个体受到的道德文明约束，酒使得焦大、尤三姐成了最具反抗性的人物，这也正是酒神反抗的精彩时刻。

中国宴饮文学走的是一条多元、多样化发展的道路，从以《诗经》宴饮诗、汉代酒赋为代表的日神文化模式，发展到以陶渊明和苏轼宴饮文学为代表的酒仙文化模式；从酒令、酒词发展起来的浅斟低唱模式，世俗化了的酒仙文化模式，到《红楼梦》宴饮文学，共同谱写着中国古代宴饮文学从发轫形成、成熟繁荣、文化转型到世俗化的发展历史。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