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过大学，抑或没有上过北京大学，是我的终身遗憾。如今,老年大学遍地,却又完全不是我心中曾经的梦想。
上高中时，我的人生偶像是居里夫人。当年，我们那茬文革后恢复高中教育以来的第一、二届高中生，是国家在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择优挑选，突击补课，准备直接考大学、上大学的。我也曾痴迷于元素周期率和物质的微观世界，一门心思地想考那时还属于在北京大学特别设置的物理化学及原子能方面的相关专业。假如没有后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我是否也能成为一个像何泽慧、屠呦呦那样的女科学家呢？
我记得我曾代表我们北京龙潭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了1974年深秋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事迹报告会”。听完知青榜样孙立哲在延安自修医理，在极其贫瘠而困苦的环境条件下展开自体血液循环，治病救人，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讲演；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曾现场号召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的小学同学苏丽娜代表她们北京50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率先在我们崇文区提出了向孙立哲学习，赴延安插队落户的倡议；在区委组织的现场讨论会上，我也曾代表我的同学们发言：不负时代，积极投身教育革命，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然而，我却意外而荣幸地，在经历了一系列遴选和政审以后，先一步戴上应征入伍的光荣花，走进了“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在以后的军旅生涯中，我虽然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人民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但那也只是一种自律或者自我完善，同样完全不是我心中曾经的梦想。
我一直认为60岁前后的10——20年间是大多数人综合能力最强，精力最充沛，最能有所成就的年龄。但中国的人口形式及社会意识、经济现状，却令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成了“富余人员”。一方面，我们的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我们却被过早地结束了职业生涯，很多人四五十岁就内退回家，以跳广场舞，研究养生养老而苟活。
忘记是叶浅予还是叶兆言的话，说一个人，当他想要做点事却什么事也做不成的时候，写作便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我就是在退休后，在无所事事的境遇中，重新拾掇起自己过往也曾揣摩过的作家梦的。然而，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写时更恨少。虽然我也曾接受过“鲁迅文学院”的专业培训；也曾发表过一些文字；也曾被路遥的苦难和坚忍不拔激励得泪流满面；也曾做了我们崇文区作家协会的会员，乃至文联理事，但当我真正铺排起自己的写作计划，却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水平之凹；想成就一部负责任有内涵的文学作品，谈何容易？！大半辈子的经历即使没有那般绚丽精彩，也是丰满的人生；大半辈子的思想即使没有那般伟大深邃，也有萦绕的心路，只觉得它们一股脑地拥塞心头，却又令我抓不住个头绪找不准个下笔的出口，有时甚至一整天，电脑上一个字都没有增加。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某老年报社审读员的聘任函。
我曾多年从事军队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曾与这家报社老一辈领导，编辑、记者及其举办的各类相关老年文化，老龄事业，养老论坛等方面的活动有过交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应该十分有益于自己文字功力，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加之并不陌生的人文环境和并不难当的工作任务，便放下作者的书写之笔,拿起编者的审阅之笔，欣然上岗。
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不想干了。
时过境迁，如今的报业，纸质媒体的不景气还在其次，内部管理以及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乃至稿件的质量、报版的编辑水平，都令我感到十分遗憾。我并不在意酬劳，直到辞职也未曾跟他们提出过一毛钱的薪资要求，然而，你认为你是来发挥余热的，其实你就是一个打工老太，不享受任何福利待遇也就罢了，竟然发展到每天上下班必须“按手印”，你早来晚走无人问津，但若迟到早退，扣工资的理由却能让你百口莫辩；而那些想方设法把自己搞成“指纹异常”，巧妙地获取免打卡的“聪明人”却依然能够“逍遥法外”，这对于一个一辈子严于律己，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崇尚自觉奉献的“革命军人”，简直就是无端的羞辱！其实，我做的事，很多都是总编、副总编及主任编辑的事，弄个廉价老太太在这里替他们坐班，领导们便可以轮番不见了踪影，各编辑室主任愈加放羊，反正有老太太盯着呢，一边煮着咖啡唠着嗑，一边看都不看就可以把小编送审的版面签转到我手里，经常是差错、纰漏满版“爆红”。年轻的记者、编辑们虽说都有专业学历，但浮躁的大环境，抑或合同制聘用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待遇，致使用功的不多，跳槽的不少，有时整版整版的内容都是直接从网上转录的，难怪这样的报纸没人看。更有甚者，每年秋天，我都积极参加报社妇委会组织为内蒙古贫困儿童编织“爱心毛衣”的活动，但结果却令我如鲠在喉，我的毛活儿，曾被领导同志拿起来模仿着我的编织形象摆拍成“爱心照”展示在宣传栏上；我的编织成果，竟也可以冒名拿到部里获奖、接受表彰。
此外，我不想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下班路途较远，加上堵车，每天从海淀区到朝阳区，来回穿越东西两城，至少有4个小时奔波在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退休前，我办公住宿基本都在一个院子里，甚至就在对面楼，很少有过挤公交车的经历；没想到退休了，反倒成为公交族，尤其冬天，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天日，回到家里饭都不想吃，草草睡下，第二天一早又得上路。毕竟也是近60岁的人了，有时在公交车上站久了，下车时总得跛上几步才能走得稳当。到了双休日，至少周六那一天，我都基本不起床；孩子们更是坚决反对我这种放着安逸自讨辛苦的“下岗再就业”。
然而我却没有就此转身，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不少，但可圈可点令人感动的地方也不少。我们总编室主任是个党外人士，看上去胡子拉碴不免邋遢，但斟字酌句起来却是异常地细致精到，一个版面拿到他面前，只须一小会儿功夫，时间地点、白字错字、标点符号、字幅格式一览无余，提出来的批评意见中肯而毫不留情。有时我会佯装疑惑，就为看他校对差错时的稳、准、狠；有时我还会成心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为听他引经论据，洋洋洒洒地说文解字，调侃自己或同业们的经验教训。50岁的人尚无家室，下班后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个人空间，我也弄不明白他们的职责分工，无论人事、行政，还是党务、编务，所有的总结报告文件纪要之类的东西好像全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领导同志们经常朝令夕改，反复折腾，有时刚到家又被叫回来，晚了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夜。有时候，打工老太也须加班，比如等待重要的新闻通稿，或有关“党代会”“两会”等重要会议报道的稿件与照片等等，他都守到最后，并安排加餐，嘚瑟点儿谁谁谁送给他的高级咖啡或茶品小点什么的，乃至帮我打车回家；还有一位从福建前线广播电台转业到该报社的女编辑主任，因为都是退役军人，又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她的海防前辈，前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郁教授，我们之间就没了情感距离。她是最理解我，给我最多思想关怀和专业帮助的人。她待她一屋子小编如姐妹、儿女，急病也得把当日的版面处理妥当，把人事安排好了再去医院，好吃的好玩儿的也总不忘送到我桌上一份。后来报社无记名投票竞选副社长，我曾悄声预言她是不二人选！果然，就在我离开之际她晋升了，至今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份非常纯净的战友情义。在他们身上，我看到并学到的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传承下来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敬业精神，乃至深厚的专业功底，文字功力。
其实，给别人“挑刺儿”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每当我在审读并修改过的版面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看着它终审付印，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尤其当我向小编们指出某些缺憾或提出某些建议，小伙子由衷赞叹：“姜老师，可以呀您，这样就‘欧’啦！”；抑或被姑娘们亲昵地搂住脖子，说“就听您的，就这样哈，谢谢姜老师!”的时候，幸福感更加溢于言表。有些事儿也许并不是我一己之力可以改变得了的，譬如把志愿军入朝时间写成1953年；把“反右”的事儿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甲将军的某事迹混淆于乙将军的某亲历；甚至把美军二战胜利时的经典图片当作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场景拿来插图做版，这些关于历史的年代性、常识性错误，纠其原因，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及教育方面的某些偏颇、缺失或刻意回避造成的，但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我有责任帮助年轻人弥补不足。而我的校对能力，文字水平，乃至篇目的谋略，文学及美学的修养就在这种边干边学的潜移默化中得到了迅速提升。时间长了，看到大马路上的错字、病句我都耿耿于怀；尤其越来越多的自媒体中，乃至某些正经出版物里的低劣粗糙，都越来越令我“不忍卒读”。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抱着学习的初衷而来，在喜欢做而且做得有所收获的情况下，坚持就比退却有意义。于是我说服自己和家人，不妨就把它当作我的老年大学吧，即使委屈，也是一种阅历，坚持个三年两载的，也是一种“开卷有益”。
高尔基的大学是社会大学，我的老年大学堪称社会大学的研究生班。老年报算不上社会的新闻前沿，但它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深重的当下，却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窗口。我自己曾经多年研究老龄社会、老年文化、老年产业及养老问题，尤其对军队离休干部高龄、高发病等“两高期”的服务与管理；社会化养老及其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合作养老等方面的诸多论述，曾经受到过部队和时任民政部、北京市等相关领导的重视和表彰。我没想到自己会有缘再续与老龄事业的情缘，在报社里，每天接收大量老龄工作信息，让我觉得自己能干的事，该干的事还很多，尤其新时期“文化养老”方兴未艾，更给我增添了不少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的信心和希望。至于那些看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面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放平了心态去度量，不过又是一处“平凡的世界”。此外，我虽无力改变什么，却也有心弘扬什么。每天我都要求自己像当年刚入伍的时候那样，小战士般主动擦拭办公室桌椅、倒垃圾、取邮件、打开水，为年轻人服务；我还经常主动帮忙清理废品，更换报栏，整理存档资料，收拾图书杂志，做得比专职人员还认真。没有几个人能理解，也无需多做解释，“不忘初心”之于我，也许就是无愧于当年好不容易才戴上的那朵应征入伍光荣花。每天迎着太阳出发，又追着落日回家，长安街留给我无数逆着光的美丽风景。
渐渐地，公交车也被我坐出了名堂。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也有了类似腰椎间盘突出之类的毛病，一不留神就会躺不下起不来地苦不堪言。“老腰”们曾经教我，说你做“小燕儿飞”啊！我却一直不得要领。我发现利用公共汽车停泊或启动时的惯性，有意识地加强身体或前倾或后仰的冲击力，可以收到反弓式牵引的物理效益。于是我爱上了“站”公交车，最爱站在司机旁边，抓紧窗前的扶手，抻脖子绷腿踮脚尖儿又收腹挺胸抬头耸肩地暗自较劲下来，下车时再也不用跛几步了。直到现在，我都喜欢乘公交，而且“站”此不疲。
不经意间，五个年头从天安门前悄然滑过。因为心底还有梦，借着生病住院和孩子们的严厉制止，我终于从我的老年大学“毕业”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如今，我的写作已然不是稻粮或名誉之谋，一如摇篮旁的守护者，书案前的书画者；广场上的舞蹈者；水域边的垂钓者；生命之晚香，在乎者，不过有所事事尔。温暖的居室里阳光明媚，写字台上女儿除夕抱回来的蝴蝶兰还在美丽绽放，端上一杯淡淡的黑咖啡，打开女婿特意为我“坐家”而高配的联想笔记本，灵感在指尖轻轻跳跃，人生的故事即在荧屏上涓涓流淌。
淡泊宁静，潜心以追梦的日子，真好。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