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海下半年的艺术家个展，其中最让人惊喜同时又产生困惑的，可能就是明当代美术馆推出的“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

小镇阿姨“狂野”的创造力

在远离市中心的原上海造纸机械厂厂房改建的明当代美术馆展厅里，巨大的空间被充满想象力的各种毛线织物填满。我们最先感受到的是鲜艳的色彩，如儿童画一般，让人心情活跃起来。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美术馆入口处的手工编织隔离带上面的文字：“家家户户都把门关起”“打新冠疫苗不能喝酒”“口罩一带健康常在”（阿姨误织，应为“戴”，编者注）……非常有生活的幽默感，这是《安全感》系列之《疫情防护人人有责》。

美术馆一楼正是胡尹萍从2015年开始的“小芳”项目持续至今的集合。艺术家以“小芳”和“胡小芳”名义在7年间以不同主题向母亲和家乡阿姨们定购毛线织物，目前的五个阶段系列分别是《小芳》《雪白的鸽子》《安全感》《联合国》《标准配置》。

二楼则是艺术家以“乔小幻”名义制作的商业雕塑，以仓库的形式呈现，首次展现在大众面前。乔小幻的雕塑销售所得，支撑着艺术家“胡小芳”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支出。

漫步在一楼，我们时不时会遇到如假包换的毛线“装置”，比如石狮子、消防器材、安全生产标语等等，真真假假特别有趣，还会看到毛线织成的比基尼、蚊香、大葱、门、办公楼，甚至火箭。很难想象它们都出自小镇阿姨之手，透露着狂野的创造力。

最为吸睛的“胡小芳”项目，其实缘起非常个人。2015年，胡尹萍有一次回四川老家，发现她的母亲和镇上阿姨们都在织毛线帽子，灰扑扑的老年帽，毛线很劣质，帽子最后会被廉价收购。她当时非常触动，“我母亲的时间在被廉价地收割”。

胡尹萍不希望母亲的时间这样被用掉，便提出买母亲的帽子。但是母亲不同意。后来她想到一种方法，委托朋友扮演“小芳”，充当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收购者。她把“小芳”介绍给母亲尹三姐认识，让“小芳”以较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织的帽子。

展览最初部分正是讲述了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胡尹萍母亲最早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织出的上百只形态各异的帽子，母亲的“时间”被胡尹萍收藏着。尹三姐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智能手机，有了自己的微信账户，获得了存在感和自信心；而胡尹萍也找到一种跟母亲的联结。

小镇上的阿姨们陆续被吸引，胡尹萍决定成立公司，让阿姨们也加入进来，参与“小芳”给到的奇奇怪怪的创作命题中，阿姨们的创造力被艺术家激发出来……

这些奇怪的命题简单概括起来有：法国比基尼大赛——《雪白的鸽子》，遇到坏人怎么办——《安全感》，编织一面家旗代表自己的家庭——《联合国》，幸福生活需要配备什么——《标准配置》等等。你会在展场看到阿姨们形形色色的答案。

这些命题来自胡尹萍的自身体验。以《雪白的鸽子》为例，一次胡尹萍在海边，想到了母亲没有见过大海，于是编造了一场海边比基尼大赛，邀请母亲和阿姨为自己或家人编织属于自己的比基尼，最后收到了一百多件。胡尹萍再将阿姨织的比基尼用电脑软件“P”在超模身上，完成了一次比基尼秀。这个《雪白的鸽子》项目非常完整地表现了“胡小芳”项目的过程和具有创造力的成果。在展场中，我们都被这些造型各异、个个都好看的毛线比基尼迷住了。

之后的《安全感》《联合国》《标准配置》系列也同样来自艺术家的遭遇进而延展到阿姨的情景。胡尹萍提到，这个项目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不只有阿姨，也有男性编织者，甚至可能会走到不同国家，邀请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参与。

毛线比基尼的背后

一边因阿姨们的织物而兴奋，一边我好奇：如此惊人庞大的创作、如此让人惊喜的展览，阿姨们真的不知道吗？她们不能知道自己创作出了可称为艺术品的作品吗？但是如果没有小芳这个角色，这些织物还存在吗？如果不存在，那么“胡小芳”项目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艺术家和策展人先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回答。对于胡尹萍来说，阿姨们不知情是因为互联网看起来是透明的，但实际上大数据面前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并不同。策展人钱诗怡则从她理解的角度提出阿姨的不知情其实是这个项目的前提条件，不知情下她们发挥了主动的创造力，艺术家也在想尽办法保护她们的不知情，包括不接受视频采访。

关于后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了胡尹萍作为艺术家的理念和创作方法。如果将这些织物看作最终的艺术品，那么这个“骗局”里，胡尹萍似乎变成了幕后操作者，而阿姨们成为了创作过程中的元素。但是这样的理解还是没有跳出我们看待艺术的惯常角度和眼光，胡尹萍的个展正可以打破这种眼光。

艺术家说，母亲和阿姨们不是作品的元素，她们与艺术家是共同生长、互相滋养的关系，虽然与阿姨们的沟通需要时间和耐心，也要避免滋生懒惰和贪婪。策展人钱诗怡则在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胡尹萍的创作始终不被限定在这个展览中所能看到的作品和现场之中，它更像是一种需要靠想象力来组织的关系。”

这个项目的复杂性慢慢显现出来，正如胡尹萍形容：“一支牙签触碰一只巨大的水母后回馈的惊奇世界。”

也许我们还不可避免地问道：胡尹萍创造的“胡小芳”这个艺术品牌，背后是谁在埋单呢？雕塑家“乔小幻”就是回答。在乔小幻身份下进行的艺术生产让她可以在创作时免去现实生存的压力，反哺自己的一系列创作计划。

这一真实的艺术家生存情景也同样需要跳出美术馆空间理解。它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胡小芳”项目到目前为止都不是商业运作，而是艺术家埋单的“事件”。

透过事件关系看现实世界

本硕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胡尹萍，在研究生期间去国外交换。逛遍了欧洲美术馆博物馆后，她发现前卫艺术家表达的自由度是雕塑达不到的。回国后，经过了一段时间思索，她展开了具象雕塑外的“事件”创作。

她先是发起、参与过“快展快递”“大哲学家”等艺术小组，在其中以匿名的方式创作表演性的事件型作品。有的展品，比如与厉槟源组成的“快展快递”以卡车为载体做作品和展览，把展览运到任何一个想看的人面前；有的作品，则是对社会事件做出一系列直接反应。这一时期很多作品是在大街上完成的，观众也是开放和随机的，“小组作品是生物性本能和对抗，是面对现实时人能做的一点反应。艺术也许不能回应什么，但也得做”。

结束小组创作状态之后，胡尹萍创作延续事件型作品的特点，与自身现实和生活遭遇高度相关。比如她参加展览得到制作费500元，在美术馆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一直左转直到花光制作费（《一直左转》，2013）；她为工作室的来访者提供一日游服务，请司机接到VIP后按特定路线和速度经过城郊各地，最终目的地为火葬场（《VIP》，2014）；她收到一张朋友认为和她很像的女性照片，便从外形和衣着上逐渐靠近这位女性，最终按照对方的模样更换了证件照（《身份》，2012-2018）。

虽然胡尹萍认为自己的作品严格来说并不算行为艺术，但它们都不以具体实物为目标——方式自由，在行动中展开，回应艺术家在每个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胡尹萍也在创作中保持一贯真诚、细致、大胆、野生的风格，和艺术系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些听起来“出格”的作品似乎与“胡小芳”项目有不同色彩，但是策展人钱诗怡在文章中提出，胡尹萍艺术家小组时期“一系列可被大致归为‘代理式展演’的创作为‘小芳’埋下了经验基础”；也让艺术家意识到“只想做作品，把人给简单地材料化处理了，忽略了个体本身”的问题，提醒我们在由中介角色勾连起的参与性作品中，“作为观察者、参与者在享受行动带来的冲击与冲突时，依然不能忽视作品背景和来自内部的复杂性”。

这些为我们回答上面的疑问、理解“胡小芳”项目提供了一种参考。胡小芳项目中，艺术家也是从生活遭遇出发——发现母亲在花时间编织廉价出售的帽子；创造一个事件——让一个角色来收购母亲和阿姨们的织物，开公司创品牌；让它慢慢成长起来——根据自身遭遇联想到阿姨境况并制定主题、扩大参与范围和影响外延。

艺术家并非“幕后操控者”，其他参与者也并不是在被动扮演角色。我颇为在意的阿姨们的不知情，其实也是艺术家在为艺术行为承担的一份“责任”。而从小芳这个谎言开始，一路上遭遇到的种种都映出社会现实，这可能是作品隐秘的真正触动人之处。至于“乔小幻”的角色不仅保证了这个项目的持续，同时增加了关于艺术家普遍生存状态和生产系统的讨论，背后也是比展览呈现面貌更为复杂的现实。

当我问艺术家小芳的所作所为是否改变了阿姨们的人生和小镇的经济形态时，艺术家回答我：“人没有办法改变人，我能做的是给参与‘胡小芳’的阿姨多一个选择或者支点。”

那艺术为何呢？胡尹萍告诉我：“艺术本身不负责生产具体的物。”而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的可能是“艺术家观看世界的形态”，从而多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

文/剀弟

编辑/史祎

作品图片由艺术家和魔金石空间提供

现场图片由明当代美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