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园

电影《亲爱的》原型父亲孙海洋历经14年之后终于在2021年12月找到了被拐卖的儿子，但世界上还有无数个“孙海洋”，在家苦苦期盼丢失的孩子能被找回。

拐卖儿童犯罪一直都是世界性的社会难题，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让拐卖儿童呈现了新特点。疫情期间，学校停课，更多的孩子在网上“冲浪”，人贩子利用网络技术盗窃儿童信息，实行跨地区的线上剥削和拐卖儿童。疫情也带来了经济危机，在许多贫困地区，部分家长没有能力抚养儿女后，被迫把孩子送进人贩子的虎口。

在解决棘手的拐卖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破除关于贩卖儿童的认知误区，清楚认识到：不是只有女孩才会被拐卖，不是只有陌生人才能拐卖，也不是只有物理囚禁才叫拐卖。各国防拐的有效经验也许有助于更高效地解决拐卖儿童问题：美国运用“安伯警报”和“亚当警报”及时定位失踪儿童，积极利用儿童走丢的黄金时间；日本依靠拐卖收养同罪的严苛法律体系来减少拐卖发生率；泰国则通过立法、宣传和身心治疗的“组合拳”来解决拐卖儿童犯罪多发的问题。

防止线上儿童性剥削的宣传片

疫情下的拐卖儿童犯罪

线上贩卖或成新趋势 贫困仍是大问题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下，病毒传染首先加剧了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风险，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儿童。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孩子会花更多的时间上网，家长有时没空去监督，这就让罪犯有机可乘——他们会利用网络来对儿童进行线上性剥削和拐卖。线上性剥削的形式包括：基于互联网引诱儿童拍摄暴露照片和视频、实施勒索、制成相关色情商品等等，韩国臭名昭著的“N号房”事件就是典型案例。而性剥削不一定只停留在“线上”，有些网站会提供在线聊天功能，人贩子可以利用网络技术非法盗窃个人信息，从而把线上剥削变为线下贩卖。比如，人贩子甚至不需要亲自见到受害儿童，他们只需要利用移动电话中的定位追踪程序和全球定位系统来了解受害者的位置，并在视频通话中用摄像头来观察受害者及其周围环境，再辅以威胁的话术“如果你不满足我，我就把你的照片和视频公布”，缺乏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就会乖乖上钩，去到指定地点。

菲律宾司法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至5月，菲律宾潜在的网络性交易和线上性剥削人数增加了近300%；而在印度，儿童色情信息的搜索量也在疫情期间上升了95%。美国的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NCMEC）称，2020年1月至9月，线上引诱儿童案例同期增加了98.66% ，专门处理线上剥削儿童的CyberTipline系统收到的举报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60万。疫情让儿童贩卖的形式从街头转为“线上”，这无疑加剧了执法部门的执法难度。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司法官员蒂法尼·克里廷就谈道：“当人贩子策划了一起犯罪，很可能受害者在一个国家，客户却在另一个国家，执法当局面临着获取证据的实际挑战，因为任何调查都需要跨国合作和一定水平的互联网专业知识。”

除此之外，贫困也是大问题。比如加纳，黄金、石油和可可占其出口收入的80% ，但这些都算不上是生活必需品，疫情和经济衰退导致这些商品的价格大幅下降。据彭博社报道，加纳的食品价格飙升了近15%，使得贫困家庭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一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埃里克·皮萨在接受普利策中心采访时就表示：“父母送走孩子主要有三个原因：贫穷、缺乏教育和对人口贩卖的无知。一些父母失去了收入，就很可能把孩子送走来为家庭挣钱，即使他们知道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一个名叫布莱特的孩子，他每天要为一个虐待他的渔民工作15个小时来补贴家用。另一个孩子以利亚，他的叔叔答应送他去读书，但是等他真正搬去和叔叔一起住时，却每天凌晨三点就要起床来帮叔叔钓鱼，放学后还要继续工作。他很快就筋疲力尽，被迫辍学了。

据“救助儿童协会”出版的《看不见的小小奴隶》报告，疫情期间约有16亿儿童失学，1.42亿儿童和青少年陷入贫困，这无疑增加了他们成为贩运、性剥削、强迫婚姻或早孕受害者的风险。疫情也迫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健康问题上，人口贩卖等社会问题也就容易被忽视。联合国妇女署调查显示，疫情期间，社会服务减少了70%，心理援助减少了64%，这让人口贩卖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爱沙尼亚希望能做出一些正向改变，该国在法律组织的领导下，在学校里发起了互联网学习活动来提高学生对人口贩卖新特点的认识，以预防并减少犯罪活动。加纳村子里失学的孩子如果长时间呆在家里，家长就很可能把他们送出去工作，因为他们没时间照顾孩子。皮萨所在机构就推出了组织孩子阅读的计划。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参与进来，但我们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不过我们希望或多或少能提供一些帮助。”皮萨说道。

破除贩卖儿童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只有女孩才是受害者

据英国政府的官方数据，2020年所有潜在的贩卖儿童受害者中，78%都是男孩。男孩和女孩成为拐卖儿童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一样大，但是男孩更不容易被识别，因为他们被贩卖的目的也不同：女孩多是性剥削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而男孩则通常被卖去进行压迫劳动。

2020年3月，毒贩史蒂芬斯因涉嫌人口拐卖在伦敦被捕入狱。这名毒贩和他的同伙拐卖了十几岁的男孩来为他们贩毒，男孩们从2019年被迫为毒贩服务，共贩卖了1.45公斤毒品。警长雷·塞卡隆戈说道：“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七名罪犯被捕，贩毒路线也被警方侦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调查让两个年幼的男孩摆脱了毒贩的控制。毒贩根本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他们只会把孩子当成人肉挡箭牌。”

除了毒品交易，男孩也会成为性交易的受害者，且通常是“沉默”的受害者。汤姆·琼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拐卖去进行性交易，这场暴行在他15岁的时候结束了，但是像许多男孩子那样，琼斯没有寻求帮助，也不敢告诉任何人。但沉默并不等于接受，“我很幸运自己能获救。”琼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说道：“我试图多次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两次自杀未遂后，琼斯最终选择了寻求帮助，而当时，他正在尝试第三次自杀。

但寻求外界的帮助只是开始，坦陈自己的痛苦才是最难的一步。“我知道医生是为了我好，但向他们亲口说出这些经历实在是太艰难了。”男孩们总觉得这是女生才会受到的伤害，这种性别偏见只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多痛苦。

误区二：儿童只会被陌生人拐卖

在美国，90%的人口贩卖都是熟人作案，人贩可能是朋友、邻居、保姆，甚至是家人。熟人会利用亲密关系来让受害者放松警惕，并让他们在伤害发生后保持沉默，而这也是熟人贩卖常被人忽略的原因。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在2015年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G（化名）的故事始于大学时期，那时，她正在西非多哥读大学，父亲却发生了意外事故，不得不在医院里接受多次手术治疗，而这也耗光了家里的积蓄。恰恰在这个特殊时期，G的父亲接到了居住在美国的表兄的电话，他邀请G来和他同住，并保证，一旦她到了美国就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了。

G想着只要能继续读书就好了，殊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在G到达美国仅仅六个月后，事情就开始改变，表兄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另外三个孩子和所谓表兄的“女朋友”一起被带到家里，表面看起来他们是个正常美满的家庭，但其中的苦涩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表兄让G负责打扫房间和做饭，G在凌晨4点半就要起床做家务，给房间除尘，而当她放学回家时，她又要准备做饭了。她不仅要为乔做家务，还要为他的朋友们做家务。有一次她在厨房做饭时忘了关电视，这个小小的健忘行为激怒了表兄，他用刮冰刀打了G。

“有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到家，开始问我的功课，我拒绝回答。”G说，“我没理他，他就开始踹我。”

这一场噩梦持续了五年，直到表兄在2011年被捕，G才松了口气，但想要恢复正常生活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误区三：受害者总是被身体上囚禁

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受害者一般是身体上被囚禁，但更多的情况是，受害者因为许多原因无法逃脱——有些受害者缺乏出逃的必需品，如金钱、交通工具或安全的居住地，还有些受害者则遭受着精神折磨，人贩子不使用身体暴力就能轻易掌控受害儿童。精神奴役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方法，且通常不会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很多人贩子都是心理操控大师，他们常用的心理策略有以下几种：

1.去人性化。人贩子不断告诉受害者，他们毫无价值、被人遗忘，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让受害者相信，如果没有人贩子的帮助，他们就无法生存，从而对人贩子产生依赖感。

2.散布恐惧。人贩子不断用虚假恐惧来折磨受害者并告诉他们，如果寻求帮助或试图逃跑，受害者将被赶出去，变得无家可归。

3.不信任他人。人贩子告诉受害者，大多数人，甚至是医疗人员——都会举报无证移民，让他们坐牢。

4.密切监控受害者。人贩子可能会不断提醒受害者，他们一直在被监视，让受害者打消逃跑的念头。

5.给受害者希望。人贩子会给受害者一丝希望，让他们保持沉默。例如，人贩子可能会为受害者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度，比如10年或15年的奴役。一些受害者会因此留下，因为在许多文化中，忍耐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品格。然而，当承诺的时间期限一到，人贩子就会编造其他债务让受害者偿还，通常将食物和衣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夸大数倍，逼迫受害者留下来。

相关机构正在研讨

各国应对策略

美国

多重保障齐上阵

美国对拐卖儿童犯罪的防范和打击措施可以说和两名孩子的遇害密不可分。

1.亚当警报

亚当警报是最早在美国实施的、用来防止拐卖儿童的报警项目。

1981年，6岁的美国男孩亚当·沃尔什在和妈妈逛佛罗里达州西尔斯百货商店时走失，被连环杀手诱拐，两周后亚当的头颅在河边被渔民发现。

这个残酷的案件直接推动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在美国实施，“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也在同年建立，为失踪儿童提供免费报警服务。

1984年，沃尔玛超市率先启用了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命名为亚当警报。亚当警报的运作系统非常迅速，一旦有访客报告孩子走丢，工作人员马上记录下孩子的体貌和服装特征，员工会封锁所有出口并全面搜寻孩子，若十分钟内搜寻未果，系统就会自动报警，孩子被找到后警报才会取消。

安伯警报

2.安伯警报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在骑车时被绑架，4天后，安伯的尸体在离家几英里外的一条小溪边被发现。安伯惨案震惊全美，在这次寻找失踪孩童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媒体的重要性，为此2003年美国建立了全国性的安伯警报系统。该系统利用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广泛发布警报信息，快速定位失踪儿童的位置。

2021年12月7日，华盛顿州居民里基就在收到“安伯警报”信息后，成功救下一名15岁的女孩。当天，里基按照惯例带母亲去医院预约肾脏透析，也就是在此时，他收到了15岁女孩Idhao的安伯警报，警方让群众留意一辆棕色的开拓者品牌汽车。当里基去医院接妈妈的途中，他注意到在他前面的一台汽车正是棕色开拓者，车牌号也和警方发布的信息完全匹配，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从人贩子手中救下了这名女孩。

里基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我知道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碌，但我仅仅用几秒钟低头看手机，就帮助了一个家庭，几秒钟也许就会产生巨大的改变。”

日本

拐卖收养同罪，收养被拐儿童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日本的儿童拐卖率极低，这主要得益于日本收养体系十分健全，很多无法生育的家庭也能通过正当渠道领养孩子。

在日本，拐卖收养同罪，收养被拐卖儿童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因此日本人不敢去收养来路不明的孩子。没有了市场，拐卖孩子的数量自然就降下去了。

除此之外，一旦发生拐卖事件，遍布公共场所的摄像头就会起到作用，警方会立即调取监控录像进行追查，也会及时张贴失踪孩子照片，迅捷的办案速度让儿童失踪案件很快就能破获。同时，家长和学校也会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提高孩子的警惕。

泰国反对儿童性剥削宣传活动

泰国

立法、宣传以及身心治疗“组合拳”

泰国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多发地，被拐卖的孩子有的被迫乞讨，有的被卖到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还有的被拐骗到西方从事色情业。对于拐卖儿童现象，泰国政府采取疏堵并重的措施：立法、宣传以及身心治疗。

1992年12月，泰国签署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儿童权利公约》，承诺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来保护本国每一个儿童的权利；1996年，泰国制定了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框架，颁布实施了《防止和根除对儿童进行商业性性剥削的国家政策和行动计划》，成立了“国家打击贩卖妇女儿童犯罪委员会”；2004年，泰国通过了《儿童保护法案》，2017年制定了第一个国家儿童保护战略，旨在预防和保护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忽视和剥削的伤害。

在妇女和儿童权益保护政策中，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1999年，泰国将每年11月定为“停止对妇女儿童实施暴力”月，希望改变社会对儿童商业性剥削和父母买卖儿童的态度，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对妇女儿童的买卖是违法且不道德的。

针对得到救助后的妇女儿童，泰国会为他们提供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疗，还会提供后续学习或者工作的机会。但法律对受害人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只有受害人同意参与调查，并成为人口贩运案件的证人，司法部证人保护局才会为他们提供特殊保护措施，包括重新安排住处、改变姓名、居所或其他身份信息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