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堂叔堂》里，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
作家刘庆邦常常被人说“写得老实”。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颁奖词称，刘庆邦就像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我们从他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了不受喧嚣干扰的专注、耐心与沉迷，看到那唯有保持在笨拙里的诚恳，以及唯有这种诚恳才能达到的精湛技艺。”言下之意是刘庆邦有着手艺人般的老实。王安忆评价他是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爱惜文字的人，从不挥洒浪费。这近乎是说他有着农民般的“老实”。
虽然刘庆邦从不以老实自居，但他近些年却像是“老实”到了家，老老实实地接连出了几部长篇小说，像《家长》《女工绘》等，我们即使没读过，单看书名也明白他大概写了什么。而对于他的长篇新作《堂叔堂》，作家梁晓声在2021年4月11日于北京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说，他一看到书名，就立刻想到刘庆邦要写很多堂叔了，而且一定是农村为背景。
新书分享会现场，刘庆邦、梁晓声
如其所想，在《堂叔堂》里，刘庆邦就是以十二个篇章，讲述了他十四位堂叔的人生故事。其中既有大叔刘本德作为台湾老兵回乡的故事——从亲情的角度，含蓄表达了渴望两岸统一的心愿；也有一心惦记赚钱的乡村老师刘本魁的故事——侧面反映改革开放之初的人心波动；更有刘楼村第一位党员刘本成讷于言敏于行的故事——展现了基层党员宝贵的质朴无私精神。而且这些堂叔里除了一位因为尚在人世，刘庆邦用了化名外，其他十三位他都是用的本名。以刘庆邦自己的说法，这样也就强调了纪实性。但他不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为虚构作品或者纪实文学作品。究其因在于以他的理解，再实的东西，一旦被写成小说，它就变成虚的了，就不可能完全是纪实的了。
这看似不言自明的道理，刘庆邦却说得特别实在。他说，作家写作都要经历回忆的过程，他们的写作素材就是从记忆中来的，而记忆都是有选择，有选择了以后，就不完全是现实版照相了，肯定包含了虚的，或者说主观的东西在里头。再则，在刘庆邦看来，小说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情感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是不免有些情绪化的，就是虚的。“何况文字也是虚的。文字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汉字，单个看是实体，但语言一旦变成了文字，它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了，一旦符号化，它就抽象化，一旦抽象化，它就成了虚的东西。”
刘庆邦可谓把他的虚实之道推向了极致，他像是要表明一切皆虚，也似乎是因此，具体到写作本身，他更是强调要往实里写。所谓实，在他这里主要指的细节。他这样阐释历史与人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必须看到人，如果没有细节等于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是空空的，只有看到人这个细节，我们才能看到历史。所以说作为作者，我们的写作肯定离不开历史，因为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你要是看到历史了，你就必须看到细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细节。”
与此相仿，在刘庆邦看来，每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质”，历史的“载体”。“说人是历史的‘人质’，就是说历史总是宏大的，和历史比较起来，每个人都显得很渺小，渺小如一粒尘埃。”但以刘庆邦的理解，人再是渺小，他都是历史的载体。“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但他都是写人。不管是《项羽本纪》也好，还是各种《列传》也好，都是写人，司马迁是通过人来承载历史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那历史就是不存在的，只有写到了这些人，这些生动的人，活泼的人，《史记》才把历史承载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也是一个历史的载体。”
那我们就要问了，刘庆邦为何让堂叔来承载他要表达的“历史”？以他自己的说法，他从1972年开始写作，到明年就写了半个世纪了，有时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写的了，但回头⼀想还有这么多堂叔没写。“我过去生活的那个村子叫刘楼村，大都姓刘，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们村有三百多人。村子并不大，但我的叔叔辈有一百多个，从老太爷那一辈，每家弟兄都有好几个，都是我的堂叔。我就觉得应该写写他们。”
要这么看，刘庆邦写堂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这里面是有讲究的。“如果让庆邦写一个乡村人物谱，肯定也是驾轻就熟，他可以写乡村的妇女形象、老人形象等等，对他来说这种资源有很多。他偏偏写堂叔，或许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从中我们能看到乡村社会伦理和情感之间的复杂关系。庆邦写到亲情和人的利益、人的欲望之间的纠葛，会让我们对中国这种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堂叔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贺绍俊举例说，刘庆邦写到的亲叔叔是个很怪的人，他完全不讲亲情了，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伦理对他来说几乎没有约束了。“但庆邦以及他的母亲、姐姐，该怎么去对待这个亲叔叔，实际上又是一个摆在他们面前的考验。毕竟他们是正常的人，不会像叔叔那样完全违背伦理，违背亲情。那么正常的人怎么去跟反常的人相处？怎么去处理这些矛盾？刘庆邦把这些写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显而易见，刘庆邦写的这些堂叔各有各的故事，他要都写是不可能的，他就挑有典型性的、有趣的、跟他有比较多交往的来写。“就这样，我写了十二章，写了十四个堂叔，其实涉及到的可能有十七八个，越写越有趣。直到最后写完了，回头看最后一章我就写了三个，我几千字就把人家写完了。”话虽如此，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刘庆邦都可谓写得郑重其事。以他自己的说法，也许他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写，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是真正做到了。在写作过程中，每一个堂叔都在他脑子里活灵活现，他和这些堂叔是融合的，写他们同时也是在写自己。而所谓“贴着人物写’，最早是作家沈从文提出来的，刘庆邦是从给过他“来自平民，出自平常，贵在平实，可谓三平有幸”的评价的作家林斤澜那里听说的，当时一听他就记住了。“这个‘贴’字是有讲究的，也就是说作家不是推着人物写，拉着人物写，或者拽着人物写，这一个‘贴’字，起码表现了作家对人物的尊重，这里面有主动性，但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改变他，而是必须首先尊重人物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
当然在刘庆邦看来，“贴着人物写”也可以说是贴着细节写。他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就是得有细节之美，而所谓细节，是相对情节而言的。“拿一个人来做比较，他的出生、恋爱、结婚、生子、死亡，都是情节，而每一天的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都是细节。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细节形式存在的，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变得空洞无物。”刘庆邦回忆说，他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位编辑跟他说，写小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重点刻画人物，简单交待情节，大量丰富细节。“就这么三句话，但怎样丰富细节是有讲究的。其实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不仅是脑子在起作用，我们所有的感官也都要参与到创作之中，包括视觉、味觉、触觉。比如我们写到下雨的时候，会闻到湿润的气氛，耳边像听到沙沙的雨声，皮肤会感到一种凉意，全部的感官都调动起来，这样有现场感，是现在进行时，才能写细，才能把感觉传达给读者，才能感染读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家写作该怎样找到细节？刘庆邦认为，细节首先是从记忆中来的。我们有了很多记忆，才会有可供回忆的东西。写小说就是让自己处于一种回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写作，很多记忆也许都埋葬了，但一旦写作，我们就好像找到了抓手，记忆源源而来，细节也源源而来。所以他主张写作者要多走多看，丰富自己的经历和阅历，这样记忆力才能有库存，才有可挖掘的东西。”当然在刘庆邦看来，我们还有很多途径可以与细节迎面相遇。“细节可以从观察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好奇心，对万事万物都要感兴趣。我有好多的素材、好多的故事都是我看来的，或者是用心观察来的，我们要有心目，要有内视的能力，不但看自己，还要用心目来看世界，来看周围的东西。你如果是一个有心人，你的心是有准备的心，你的耳朵是有准备的耳朵，那么当你偶尔听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激发了你，它也可以变成小说。所以，细节也可以是听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刘庆邦看来，细节也可以是从想象中来的。“想象力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能力，想象力也是小说创作的生产力。我国古代四大名著，每一部都离不开想象：《红楼梦》是个人经历加想象；《三国演义》是历史资料加想象；《水浒传》是民间传说加想象；《西游记》本身就有非常强大的想象力，我认为它是幻想加上作者的想象。”而把细节写好本身，就需要强大的想象力。“艺术是需要想象的。比如一个情节，我觉得写1000字才能充分表达我的思想，它的味道才能出来，可是写着写着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作者会采取绕过去的办法，把这个情节说过去就完了，能自圆其说就行了。我的体会是绝不能绕过去，绝不能偷懒。在觉得没写充分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调动自己的想象，全部的感官都参与进来，这时候你的灵感会爆发，灵感的火花会闪现，你的脑子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这就是劳动的成果，艰苦劳动后的灵感闪现的一种成果。”
刘庆邦坦言，他比较喜欢王安忆的小说，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她能把一个细节写出好几页。以他的理解，这个细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心灵化的过程，在心灵化的过程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找到我们自己的真心，也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写小说的过程就是寻找自己心灵的过程，也可以说你抓住了自己的心，就抓住了这个世界。”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刘庆邦就有抓住事物的核心，把它突出出来的本事。“举个例子，小说里写到的刘本良是到城里读过书，受过城市文化的熏陶的，所以他回到乡里能够很得意地炫耀，而乡里的孩子也都围着他，希望他说说城里的事情，比如说电灯是怎么点亮、电影是怎么看的。那些孩子就让他讲讲电影里面有什么。刘本良就说电影是看的，不是拿来说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庆邦还来了一句：我们认为他像是一个吃独食的人，自己吃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一点都不愿意分给我们尝一尝。这里面就体现了他对细节的认识，他对记忆的认识，他把这一句话写出来，读出来就有味道了。”
推而言之，在贺绍俊看来，作家怎么去认识，怎么去理解细节和记忆，说到底也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庆邦有这么多堂叔，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是非常庞大的，他怎么来处理这个资源？他不是从惯常家族小说的那种模式去处理自己的资源，他把这次写作看成是重新认识历史或者人生的一种方式。他的每一个堂叔，性格各异，都跟他们的经历、跟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一生的经历也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某个点来。”
也因此，贺绍俊觉得，刘庆邦并不是企图通过这些堂叔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图景，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物跟历史的关系，还有历史是怎样塑造人的。“从文学角度来说，这是独创的，他在家族小说之外找到了另外一种处理家族资源的方式。小说重点写了十四个叔叔，我们可以通过每个叔叔的故事，对当时的历史有不同的认识，而每个故事都可以指向不同的社会层面。小说的丰富性就体现在这里，庆邦把当时历史景象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事实上，刘庆邦写这些人物也确实是各有侧重的，他这样写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承载的是大跃进，有的人是反右，有的人是三年大饥荒，还有的人承载的是改革开放对他的冲击，他放弃做老师去做生意了。特别是最后那三个堂叔，我用几千字就写了他们的一生，是写他们人生的趣味。但我不打算为任何一位叔叔立传，更不会为任何一位叔叔歌功颂德。我想通过叔叔们，写出人生的苦辣酸甜，写出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写出个体生命起伏跌宕的轨迹，写出艰难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命运感，并写出时代打在他们心灵上的深深的烙印，写出历史和时代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刘庆邦之所以能写好这种关系，也因为历史和时代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1951年出生于河南农村。作为67届初中生，他赶上“文革”学校停课，跟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跑遍了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用他自己的话说，心跑野了，不甘心待在农村，就一直想摆脱农民身份。他跟从开封下来的知青交谈，心里暗暗比较自己和别人谁看的小说多。也因此，他初中毕业回乡后也没放弃读写，“当时县里的广播站有个自办节目‘广播稿’，可以投稿，我写了好几篇，播出后公社的人就知道我的名字了，就参加了公社宣传队，搞通讯报道。”
但对刘庆邦来说，他想要从农村走出来还是很难，他应征当兵，却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官没能过政审。直到1970年新密煤矿招工，他当了工人才算改变了命运，吃商品粮，领粮票，发工资。刘庆邦回忆说，矿上也有广播站，于是他又给广播站写稿，矿上办宣传队，他们打听到他在中学、大队、公社三个地方都办过宣传队，就让他来组织。一晃到了1977年，各地刊物越来越多，他看到《郑州文艺》上发表的小说，突然想起来自己也写过小说。“1972年，我写过一篇《面纱白生生》，写矿上女工勤俭节约的故事，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像是一篇好人好事的表扬稿，但是我写得很用心。”刘庆邦把小说手稿翻出来后，发现纸都脆了，字迹也有点模糊了，但看了一段，有点儿感动，觉得跟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比也不差，好像还更好些，于是重新誊写了一遍，润色一下，寄给《郑州文艺》，小说发表在1978年第二期的头条上，从此他就写开了。
就是在这一年，刘庆邦调到北京煤炭部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当时煤炭部有个刊物叫《他们特别能战斗》，后来改成《煤矿工人》杂志，再后来变成《中国煤炭报》，他在里面干了十九年。刘庆邦自称，那时他写得不多，白天上班，有时候看大样，有时候开会，晚上没精力写。“但我比较勤奋、勤劳，这是继承了我母亲的基因，我就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东西，写两三个小时再去上班。一个短篇能写一个月，一天写一点儿。一个人的勤劳有可能得不到回报，但是它永远构不成耻辱，勤劳什么时候都不丢人。2001年，我正好50岁，调到北京市作协当专业作家，才开始有大块的时间写长篇。”
刘庆邦“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封面
此后，刘庆邦确实写了不少长篇，如《远方诗意》《遍地月光》《平原上的歌谣》《黄泥地》，“煤矿三部曲”《断层》《红煤》《黑白男女》，乃至近年的《家长》《女工绘》等。但他被认为写得最好的还是短篇。王安忆说：“谈刘庆邦应当从短篇小说谈起，因为我认为这是他创作中最好的一种。我甚至很难想到，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持续地写这样的好短篇。”评论家李敬泽断言：“在汪曾祺之后，中国作家短篇小说写得好的，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 更有读者赞叹他是“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谦称：这都只是别人对他的激励、抬举，自己从来不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拳击有拳王，踢球有球王，但是写小说没有‘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不管怎样，迄今为止，确实是中短篇小说为刘庆邦赢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凭《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又凭聚焦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也使得他为更多读者熟识，而刘庆邦也更多作为写煤矿题材的作家为读者熟识。但刘庆邦始终关注这一领域，倒不只是因为他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对此有深刻的记忆，还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煤矿工人群体说话。“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的内心世界被忽视了。”
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这样清醒的认知，让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当然他也写了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刘庆邦感慨：“离开故乡以后我才知道，故乡是我们的根，人虽离开了故乡，根还留在那里。因此每年清明节前夕，我都要回老家看一看。我们村目前进入了由庆字辈的哥哥和弟弟们当家主事的时代了。可是，庆字辈的弟兄们表现得不是很好，除了少数人在村子里留守，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逃离。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较早的逃离者之一。不过，只有脱离了故乡，我心里才有了故乡的概念，成了有故乡的人。”
由此观之，刘庆邦写《堂叔堂》这样的作品，更可以说是他年岁渐长以后对乡土的回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贺绍俊说，刘庆邦对一百多位堂叔的故事，应该说早就了然于心，但他放到今天来写，在积累了这么多人生经验和人生智慧后来写，显然更能体现出他成熟、稳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或者说世界观，在刘庆邦看来，是来自于一个作家的思想。“一个作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力量、思想水平。作品高下很多时候体现在你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其中体现了你的生命力量。你的力量不是体现在你的体力上，主要是体现在你能不能勤学善思，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以刘庆邦的理解，一个作家要成长，除了提高自己的力量以外，还得不断增加自己的分量。“生命的分量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经过历练得来的。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挫折，甚至可能曾经失去过尊严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增加自己生命的分量。沈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的时候就说，司马迁之所以写出《史记》在于他的忧患意识，在于他生命的分量，司马迁我们知道，他的尊严曾受到太大的打击，但是他生命的分量也因此非常重。”这诚可谓一位“老实”作家的肺腑之言。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老实”，刘庆邦多年来一直心无旁骛写他的小说。他回忆说，当年他是跟刘恒一块儿当的专业作家，他俩和刘震云一道被称为“北京三刘”，这三个人里也只有他没有涉足影视，而一直抱着小说不放，不改初衷，真正的慎终如始。“沈从文先生说，一个人走上文学这条路并不难，难的是走一辈子，难的是走到底。我自己的体会也是，我这一生能把小说写好就不错了。这还得需要意志力做保证。好多人也写过不错的小说，就由于意志力不行，写着写着就放弃了。”也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刘庆邦才有了这样的老生常谈：“最大的技巧是真诚，一切技巧的核心在于要不失天性，守住天性，始终要找到自己。”
文/傅小平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