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家，断断续续读完了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在这个不得不滞留原地的假期里，权作是一次心灵的纸上漫游。这部别具一格的中国游记写于三十多年前，但最近才被译介到它所记录和描述的国度来，因而作为今日的中国读者，阅读时难免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受：虽然写的是我们所生所长、身在其中的土地，但因隔了时间的距离，隔着三十多年的发展，此番“穿越”回去和保罗·索鲁一起漫游观看时，不知不觉将自己抽离出来，获得了某种和这位外来者相似的陌生而新鲜的旁观视角。
保罗·索鲁是美国著名旅行作家。他出生于1941年，从青年时代去非洲做志愿者起，几十年来一直热衷于形形色色的远方之旅，尤其钟爱火车旅行，足迹遍布各大洲，伴随着十几本游记的问世：横跨欧亚的《火车大巴扎》、跨越南北美洲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穿越印度的《帝国之旅》、遍游地中海沿岸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两度非洲深游促生的《暗星萨伐旅》《前往非洲丛林的最后一趟列车》，还有《英国环岛之旅》《美国深南之旅》……单看这些书名，就够人歆羡，真是“永远在路上”。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深度旅行”。直到快八十高龄，他还前往墨西哥关注边境问题。
《在中国大地上》出版于1988年，英文名更有意思，叫做Riding the Iron Rooster，骑着铁公鸡。书里有解释，中国人把当时境内最长的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那趟火车叫做“铁公鸡”，是“铁（路）工（程）机（车）”的谐音，也是调侃这趟车路远维护运营不佳，像铁公鸡一样吝啬。不过发散想想，中国版图形似公鸡，乘火车在中国大地上驰骋，这标题倒也是形神兼备。
这里面有点开玩笑的性质。要知道，保罗·索鲁是有名的“毒舌”作家，在他的各种游记中从不掩饰自己对所行之处的吐槽，开玩笑成了一种惯性。这本书当然也是面向西方读者写的，不可避免带有一些西方看中国的视点，不过总体说来，索鲁在这趟中国之行中大大降低了“毒舌”属性，即便写到某些有点尴尬的事情（比如存心想试试当时中国人常说的“老外好骗”是不是真的，果真“得偿所愿”地上了一些小当），今日的中国读者也不会觉得过于被冒犯，多数时候反而会随着他的冷幽默轻轻笑一笑，毕竟现在的中国和三十年前又不一样了。我们借着他的眼睛和笔记，看到的是一个处于新旧交织时期的变化的中国，和中国人骨子里某些不变的性格特色。
这是索鲁第二次来中国，上一次是在1980年，留在他印象中的是到处的红色条幅和蓝色套装。再次启程，是因为不断听到人们告诉他“中国完全变了样，现在不去就太傻了”。于是在一个春天，他从伦敦出发，乘火车穿越欧亚大陆，抵达北京，而后从南到北，从中心到边疆，用一年时间把大半个中国游了个遍。从这些游历中，让索鲁也让我们今日享受发展成果多时的读者感到新鲜的，是彼时中国大地上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行时：潮流青年的时髦装扮、商贸市场的繁荣、交通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对英语学习的热忱和对世界文化的拥抱……尽管八年前刚来过中国，索鲁的认知已经跟不上现实发展了，他在广州一心要看“人民公社”，人们听到后“笑得背过气去”；在西宁商店里想买红歌磁带，被告知不卖了，现在卖的是流行歌曲和摇滚乐。
认知的时差固然显示出变迁，但如今看来更有趣的却是其中的差异性。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回顾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其蓬勃昂扬的一面，看到与当代社会的连贯性，但身在历史现场的旁观者索鲁，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身处巨大变迁之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一种前进中有所凝滞、相信中有所疑虑的参差状态，就像墙上原先的标语还未清除干净，新的商业广告已经贴上；新式火车飞驰过的田野里，人们依然用古代的方式躬身耕作——他看到中国本质里一种不会被现代化所轻易改变的乡土性或者说古典性。全民迎接改革开放大潮之际，也有一些保守人士认为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会变得“自私”、“向钱看”，追赶潮流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守纪律、没有思想等。作为作者，索鲁书写时对素材必然有所选择，但作为与中国非亲非故的外来者，他具有自己的中立性，并不过多介入评论普通人的体验和观点，而是给不同阶层、性别、职业的人以平等的表达机会，这使我们对那个年代百废俱兴的鲜活状态有了更多了解。
索鲁是个有后现代色彩的旅行者，他不喜欢人声鼎沸的大城市（不管是上海还是纽约），不喜欢去那些被官方安排好参观的、人们趋之若鹜的“景点”，如火如荼的建设打桩声在他耳中宛若噪音，反而钟情于人迹罕至之处，喜欢深入屋檐之下和普通人交流。他们身上往往体现着中国人勤奋、好客、乐于奉献、任劳任怨等品质，但时而也露出狡黠的一面，旅程最后带他入藏的司机甚至直接让索鲁这个老外来了个“人在囧途”。还有或许是因过分热情所致的交际边界感的模糊——想象一下索鲁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时，周围一圈脑袋探过来看的场景，总令人忍俊不禁。比起显而易见的城市建设外观变化，这些碎片式的交流传递出更多个人化的信息，显示中国人微观层面的心态变化。索鲁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公开而坦诚地谈论历史、政治、金钱问题，承认从前的错误，也能大方谈论私人情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索鲁在大连遇到的年轻姑娘小谭（她给自己起了“樱花”的英文名，让索鲁觉得有些难以叫出口），她的活泼、开朗、灵动、幽默，是此前几十年里中国人欠缺的性格成色，而她希望继续深造、不打算结婚生子的想法，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来说更称得上前卫。她的身上体现出的种种新质，让人们看到这个古老国家正在甩开过去沉重的包袱。
索鲁是个“细节控”，这是优秀旅行作家的必备素质。就像乘火车，之于他不只是一种交通方式，本身也构成一种目的和交流空间，中国人在卧铺火车上会穿睡衣拖鞋走来走去、全程吃东西并扔垃圾、听大音量的列车广播，来自天南海北带着不同观点的人高谈阔论，都传递出大量信息。索鲁捕捉到这些细节并将其一一反映到文本中，充满了让中国读者反观自身的趣味。譬如索鲁在交往中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笑：“他们的笑大概有二十种，但没有一种是用来表达哪怕一丝丝的幽默感的。有的笑是为了缓解紧张，有的是出于尊重，还有很多其实是在发出警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停地大笑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而轻快地偷笑则意味着有些东西出了很严重的差错”。虽带有偏见，但观察之细致，描绘之精准，令人莞尔。
比起一般旅行者的浮光掠影，博学多才、对万物感兴趣的索鲁为这趟中国之行有充分的准备，那就是伴随着他度过漫长旅程的书籍。这同样也是一个优秀旅行作家的必备素质。看看他一路阅读的书，与中国相关的就有《北京人》（桑晔、张辛欣合著）、《金瓶梅》、《阿Q正传》、《戈壁沙漠》（深入丝路的英国女传教士盖群英作品）等等，纸上的书写和他亲身体历的现实，共同构成中国土地上的变与常。索鲁本人和中国也早有渊源，在一场知识分子云集的北京宴会上，他说自己青年时代在非洲曾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还起身背诵“红宝书”中的格言，令当时在座者也觉得颇有时代感。正是这一个个细微场景及其连缀出的一个老外在彼时中国的种种奇遇或遭遇，让今天的我们既出乎其外，又深感其中。
原标题：保罗·索鲁30年前的中国之行
文/张玉瑶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