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曲家为什么难出头？古典乐坛中，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提问，但出生于1984年的杨帆，显然是一个不标准的答案。

2019年，舞剧《天路》和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同时摘得文华大奖，共同的作曲杨帆，是这两部作品的交集。此后，创作邀约纷至沓来。2021年伊始，杨帆的交响诗《父辈》以及与关峡、邵恩、黄凯然合作的战疫主题交响曲《浴火重生》已经在全国多地上演。

青年作曲家究竟该怎样破局？从杨帆那里，或许能得到一定的启发。

不走寻常路的少年

80后杨帆的音乐之路，开始得有那么点儿不同寻常。

杨帆在南京部队大院里长大，家族中艺术氛围很浓，舅舅是曲艺类导演，小姨会竖琴和美声，姨夫是电影演员，表姐很小就开始学钢琴。在外婆家里，杨帆总喜欢听表姐练琴。四岁半时，他也成为了万千琴童中的一员。

但杨帆练琴并不“老实”，老师有时发现他会改谱子。“我觉得这样更好听。”听到杨帆的回答后，钢琴老师建议，不妨考虑学学作曲。

然而，“作曲学起来远比想象的要难”。最初一段时间，因为摸不准门路，杨帆一度觉得挫败。那几年中，他听到的“责备”很多。1995年底，杨帆开始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跟随邓尔博学习作曲。1997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学科，继续师从邓尔博。“邓老师非常严格，跟着邓老师没什么别的，就是写。”作曲起步的阶段，杨帆庆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高中时，因为邓尔博年岁渐高，学校通知杨帆和同学孙畅要更换主课老师。那天，他们坐在校园的秋千上打量着经过的人。一位美丽高挑的女性匆匆经过，杨帆和孙畅对视一眼：“这么漂亮，肯定是学生家长吧。”没想到，不一会儿“家长”转身回来，正是他们的新任老师居文沛。聊了聊各自的兴趣爱好，第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

再次见面时，居文沛和杨帆、孙畅约在上海美术馆，去看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展览。穿梭在那些抽象而个性的作品之间，杨帆大开眼界。“下周的作业，就写你们这次看画展的感受吧。”居文沛对他们说。

“居老师非常擅长鼓励和启发。”杨帆很喜欢学校旁的衡山咖啡厅，居文沛也在那里给他们上过课。好说话的居老师只有一点毫无商量的余地，就是交作业的时间。作曲系的学生常以“没有灵感”为借口搪塞，居文沛不为所动。她有更长远的考虑：未来的创作道路上，学生们一定会遇到没有灵感也要写作的时候，她要训练的，就是应对这种情况的写作能力。于是很多“死线”的前夜，宿舍楼厕所的应急灯下，都有杨帆和同学们搬着椅子奋笔疾书的身影。

上海音乐学院一带繁华且有情调。年轻的杨帆喜欢吃点好的，喜欢淘唱片，生活费常在月初就被“挥霍”一空。带着“靠手艺赚钱”这个相当朴素的想法，读大学时，他开始在酒店里弹钢琴。酒店自有一套“上升体系”：首先是在大堂弹流行音乐，曲目选择自由；水平更高的可以参加酒廊的爵士乐表演，歌手、键盘、鼓手、小号或萨克斯是基本配置，一晚要唱七八首歌。

“爵士乐有‘玩’的兴致。”一首三四分钟的歌曲，通常会被延长一倍，其中有各位成员的solo炫技。有时候，外国乐手在餐巾纸上写写画画，就成了一首曲目，十分钟后，灯光亮起，表演就要开始。在复杂的节奏、曲风中来回变换，杨帆经常弹到满身汗水。那两三年里，惊心动魄的时候很多，但收获更多，“和学校相比，那是完全不同的音乐世界。即兴、对复杂和声的理解、与他人之间的配合……很多概念都是在这时建立的。”

两部作品捧回文华大奖，秘诀何在？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杨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业。2011年，他被特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担任作曲工作。

杨帆接到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创作任务，是2012年“双拥晚会”上的女子群舞《万紫千红》。“舞蹈音乐需要面对演员、编导和乐队，对综合能力的要求很高。”很多作曲家打趣说，写舞蹈音乐“麻烦”，“经常需要修改，情绪对了，又会在长度上有新的要求。”

但杨帆很喜欢舞蹈音乐。每当看到演员以肢体动作外化音乐中潜藏的情愫时，他总是充满成就感。在创作《万紫千红》和后续其他作品时，杨帆结识了许多演员和编导，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舞蹈作品向他发来邀约。

2017年前后，国家大剧院原创舞剧《天路》启动创作，杨帆担任作曲。2017年7月，主创团队到西藏采风。绿皮火车从青海西宁出发，一路行进至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那曲，然后抵达拉萨。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从车窗外掠过，火车行驶在铁轨上发出“嘎达嘎达”的声响，铁皮散发着独特的味道，同行人一起睡在紧凑的硬卧里……在高铁奔驰的年代，一切充满了独特的怀旧感。

在那曲，杨帆走进了一座并不闻名的寺庙。寺中格外静谧，僧人们对访客的到来并不惊讶，依旧安坐诵经。短暂停留后，大家很快开往下一站，看赛马、吃藏餐、听民歌……采风向来行程多，时间紧，几乎没有沉淀与思索的空余。从西藏回来后，翻着拍下的照片，那些印象深刻的瞬间和感受涌上心头，在回想中，杨帆为这个题材陌生的作品找到了灵感。

无论故事还是音乐，舞剧《天路》都没有刻意营造扑面而来的“民族风”，也没有止步于一场奔放欢腾的歌舞集合。“我和主创团队一起聊剧本，聊人物。”在拉萨酒店的露天中庭里，杨帆与导演王舸伴着雨滴打在伞上的声音，把《天路》的故事聊到了深夜。甚至连服装大样、舞美的设计搭建，杨帆也看过，“很多人觉得这是导演的工作”。传统模式里，“想要什么感觉，导演确定后直接告诉作曲，但现在，大家共同参与前期创作的作品越来越多”。

《天路》如此，上海歌舞团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是如此，杨帆的作曲没有在其中沦为简单的配乐，而是随着作品起承转合，极具感染力。

在创作《天路》时，杨帆就接到了“电波”的邀请，两部作品之间的空档，只有到日本休假的短短半个月。“电波”的故事发生在上海，杨帆笑言，为这部作品，他已经整整采风了十二年。“从到上海读书到离开上海，学校旁边所有的弄堂我都钻过。”但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提炼灵感，有时却格外困难。编导韩真、周莉亚等主创成员给了杨帆很大帮助。“电波”中，舞段《渔光曲》将弄堂风情和上海女子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受欢迎，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杨帆谱写的初稿慵懒而清秀，韩真和周莉亚听过后却直言不讳：“好听是好听，但还不够亲切，能不能用《渔光曲》的音乐素材？”

杨帆随后收到了排练厅里的舞蹈小样，朱洁静等演员绕着小凳子，极静又极慢。韩真和周莉亚设定了一个情境：难得晴天，石库门弄堂里的女人们晒上衣服床单，把烧饭的炉子搬到门口，轻轻摇着蒲扇。“我都能想象到，那种情况下能呼吸到什么味道、身上是什么触感。”杨帆关于老上海的记忆苏醒了。依循着“慢”的感觉，他很快“推导”出了新的版本，再经过修改时长，正是现在舞台上的《渔光曲》。

青年作曲家难出头？

2019年，《天路》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共同捧得文华大奖，杨帆声名鹊起。

“很多同时期的作品没有得奖，但它们也是好作品。”杨帆很谦虚，也很清醒。自那之后，他接到的创作邀约越来越多。

青年作曲家的“断代”，早已不是业界的新话题。杨帆也常常听到类似的声音：有人觉得年轻人“懒”，有委约才创作，没有就闲着；也有人批评年轻人太重金钱，“干活儿”比创作多。“可如果年轻作曲家不接‘活儿’，靠什么去积累写作经验呢？”没有足够的作品傍身，很多乐团也无法放心将作品委约给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哪一位知名的作曲家不是通过积累作品，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中，“十年磨一剑”般执着精细地打磨一部作品，对青年作曲家来说也不太可行，“如果连‘活儿’都不接，我们写作获取经验的途径会少之又少。”

作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觉得这是‘灵光一现’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灵光’这种东西很顽皮。”它可能在创作前就疏忽而至，也可能经历了极度的痛苦纠结仍然没有出现。把想法落到笔尖的过程同样是枯燥的，“除去感性的思绪，也有很多理性的部分，就像建筑中一根柱子要用什么材质、承重究竟是多少，作曲也是一样的。”但再苦再难，杨帆也建议大家坚持创作，“如果真的想成为作曲家，脑子里一定要有一根弦，要多积累。谁都想让自己的音乐作为一部真正的作品来演出，但没有配歌、配器等方面的经验，是出不来作品的。”

不过，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从杨帆自身的感受来看，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院团已经给予了年轻作曲家越来越多的信任和机会。作品版权等现实的收益问题也在逐步得到改善，免去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作曲家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作中。

杨帆一直希望，将来能和同仁们一起，把中国作品真正推向世界舞台。“要让国外的乐团把中国作品真正纳入他们的音乐季。现在这样的作品不是没有，但还很少，尤其是舞台剧。”但杨帆已然发现，身边的许多创作者正在“觉醒”，也具备了潜质。假以时日，未来可期。

文/北京日报记者 高倩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