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中国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他一生中曾出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院长，并创办今日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一附属医院。在民国时期，能够连续20年担任五所国立大学校长，在中国教育史上非常少见，他被誉为“大学校长的典范”。
今天，是徐诵明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徐诵明的外孙徐冬冬日前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回忆中，年已六旬的徐冬冬几度湿了眼眶。他坦言，“外公徐诵明离开30年了，可那些在外公身边的情景就如同在眼前，他对我影响最深。外公就像一名救火队员，国家需要在哪儿，哪里有困难，没有怨言地就赶过去。”
徐诵明（中）和家人
留学日本
发现同屋吴玉章行踪诡秘
1890年10月，徐诵明出生在绍兴新昌县一个塾师家庭。新昌是个小山区，却被誉为“唐诗之路”，它是从天台山进入绍兴府的要道，曾经有四百多位唐代诗人为新昌写诗。
徐诵明5岁入读私塾，自小受传统文化启蒙，13岁考中秀才，震惊乡邻。饱经战乱的生活激发了少时徐诵明的爱国情怀，他从小就对苏轼、陆游很是崇敬，并为自己取字“轼游”，号“清来”，谓“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立志像苏轼、陆游一样砥砺名节，奋发报国。
徐诵明14岁那年，坐着小乌篷船沿曹娥江一路驶入杭州，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浙大的前身）学习。不久后，他瞒着父母，在同学的资助下，从上海坐着小火轮，跟着一位卖仁丹的老太太东渡到日本。徐冬冬曾问过外公，去留学时为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同盟会？徐诵明当时只说了一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909年，徐诵明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他感到同宿舍住的四川人吴玉章很奇怪，不上课也不读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同盟会的，负责买军火运到国内。两人交往变得密切。因为经常去“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的办事处，徐诵明又与浙江前辈章太炎相识，后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
不久后，“武昌起义”爆发，徐诵明在日本听闻后当即放弃学业回国，和陈其美组成一个敢死队，陈其美是队长，他是队员，两人一起从日本往回带炸药。徐冬冬问过外公，“你带着炸药，万一在轮船上爆炸了，不是都死了？”徐诵明回答：“就没考虑过这个。”
回国后，徐诵明在上海参加了由徐锡骥创办的新军陆军卫生部，被任命为上尉连长。然而，按徐锡骥的话说，“这些革命军简直没法打仗，头天还在田里干活，给点钱就来部队扛个枪去打仗，有的还要再背着一杆大烟枪。”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失望之下，徐诵明回到日本继续未完成的学业。
他翻译的“血栓”等词
一直用到今天
那时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徐诵明看到，日本人已经很注意卫生了，并且“和日本同学一起吃同样的饭，日本学生吃完背着个大包袱，还爬五层楼。中国学生还没走到宿舍就饿了……”他意识到，中国数人的胃缺少营养，而且早早就被撑大，吃了很多谷物，非但没什么营养，还造成很多粪便滋生蚊蝇，很容易传染疾病。他觉得“中国这么多人口，每个人要吃这么多粮食，万一闹了饥荒就会有人饿死”。于是他坚定信念一定要学医，要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饮食行为，改变中国人的体质。
1914年，徐诵明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当时，大多数人都选择学内科、外科，为的是学成后可以开诊所，衣食无忧。徐诵明却觉得，一定要清楚病的原理。他选择了学病理，跟死人打交道。对他来说，学病理并不枯燥，“只要学进去，简直是趣味很多”。
徐诵明学成回国后被聘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病理学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病理学教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病理教研室。
病理学在教学中一直没有相应的中文教材，徐诵明将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上下册）翻译成中文出版，成为中国病理学的开山鼻祖和奠基人。他还为病理学名词拟定中文名词，成为第一人。徐诵明认为，翻译晦涩的病理名词，一定要中文与专业结合，对中文特别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翻译得准确传神。他翻译的中文名词至今为人们熟知使用，比如“血栓”。
在封建思想和传统风俗的压力下，徐诵明积极推行尸体解剖教学和研究，“那时想给死人做病理，人家家里是不干的”，但他克服重重阻力积累尸体标本，以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1926年，北伐战争后，徐诵明受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科长。1927年，他又奉命赶赴南京，接管南京鼓楼医院。宁汉分裂之后，徐诵明谢绝了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军医处处长之职，决心重返教育界，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很多人不理解，但徐冬冬听外公亲口说过：“是我一个人取得成绩，还是教出更多的人来救国救民？一个民族，唯有靠教育才能改变自己，靠其他改变不了。”
“我们办大学干什么？我们育人干什么？是给这个民族找到一个出路”
1928年，徐诵明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西医医学院。他起草了全国医学院校实施的五年、六年、八年制教学规划。徐诵明提出医务要服务于大众，并且号召考生都来报考医学院，改变中国的面貌。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他的学生林几在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研室。
当时国民政府设立了北平大学区，涵盖了京津冀、察哈尔和热河地区所有的大学。1932年，徐诵明被公推出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在北平大学存在的11年里，近7年时间，都是徐诵明任校长。他接手时，北平大学是农、工、商、医以及文理组成的五大学院，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北平大学的文学院和理学院。北平大学的规模，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最庞大的，按徐诵明的说法，北平大学是中国极少的“university（大学）”，当年北大等算是“college（学院）”。
要把各个学院合并起来集中统一管理，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那时学生们常常“闹学潮”。可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情况，徐诵明总是采取“疏”的方式。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让他解聘五名“红色教授”，名单里有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徐诵明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专程跑到南京找王世杰理论：“大学有大学法，教授是校长任聘制，教育部怎好越权下令？学校聘请教授只问学问如何。要是强迫我做这件事，我可以辞职。”
徐诵明推崇“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理念。对于教授，徐诵明说：“只要你有学问，讲课学生爱听，学校就请你。”许德珩那时在北大参加五四运动，遭到解聘。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是留法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她那时在北平大学讲物理，听到许德珩被解聘的消息，找到徐诵明急得直哭：“家里还有孩子，生活怎么办呀！”徐诵明立即说：“他到北平大学来，在我们法商学院讲课。”许德珩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徐诵明到南京述职，陈立夫、陈果夫问他，我们让蒋梦麟把许德珩解聘了，为什么你们北平大学还要聘他？徐诵明说：“大学校长，不光是任劳，还要任怨。”
“我们办大学干什么？我们育人干什么？是给我们这个民族找到一个出路。”徐诵明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代表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徐诵明认为希望在于年轻人，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应该被重视。他认为教育家搞教育，不是服务大学，而是“服务于学生的求知”，要给学生自由，“学生不自由，怎么能够出成绩？”
贺诚是徐诵明的学生，曾经被北洋政府开除。他给徐诵明写信说，因为没有毕业证，在上海办的诊所开不了业，生活非常困难，请求徐校长能给发个文凭。徐诵明在北伐时对贺诚很了解，二话没说就发了文凭寄给他。后来这个诊所成为共产党在上海的联络地点，“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都到那里去秘密开过会。”
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五级毕业合影，居中为徐诵明（前排左九）
人人皆知西南联大，却忘了还有个“西北联大”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城内的众多大学开始了西迁，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由徐诵明主持西安临时大学校政兼法商学院院长。
1938年，古都西安岌岌可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决定迁往陕西汉中。在徐诵明的带领下，全校师生5000多人先乘火车到宝鸡，再徒步500多里路去汉中。在行走的队伍里，有徐诵明全家八口女眷。据徐冬冬回忆：“当时我母亲才5岁，还有小脚老太太。她们雇了烧煤炭的车，由我的舅舅和许寿裳押车。”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队伍最终抵达汉中，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也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在开学典礼的致辞中安抚抗战热情高涨的师生：“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当时的进步教授非常活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深感不安，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甚至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并密令徐诵明解聘沈志远、韩幽桐等10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抵制，“当前一致抗日，这时解聘教授不合时宜”，他甚至与陈立夫在电话中争吵起来，最终愤而辞职。而后，西北联大1939年解体，变为西北五校。让人遗憾的是，“如同北平大学不存在了，人们对它的回忆就少了。西北联大的这段历史也渐渐被人们淡忘。”
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徐诵明临危受命，从重庆赴四川宜宾李庄履职，出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国立同济大学的教授大多具有留德背景，留日出身的徐诵明带领国立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新组建了法学院，在医学院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附设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了病理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生物学馆以及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曾征求徐诵明的意见，想将国立同济大学留在四川办学，后来蒋介石也曾当面询问过徐诵明的意见，都被他婉言回拒。徐诵明深知，当初这些教授都是流浪出来的，战后大家都渴望回家，一旦学校留在四川，很多人都会走掉，那同济就完了。他在给教育部的信中慷慨陈词：“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徐诵明后来自筹资金，带领国立同济大学迁回武汉，旧友把兵营腾出来作为学校落脚地。徐诵明认为，“教育家不是任命的，教育家要有自己的主张和操守，才值得学生、教授信赖。”
正当徐诵明沉浸在紧张的复校工作中时，却被一纸调令调往东北沈阳，负责接收“南满医科大学”。1948年“辽沈战役”后，朱家骅拟遴选徐诵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被徐诵明婉拒。经历世事，徐诵明对蒋介石政府非常失望，认为其“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找到出路”。很长一段时间，他“躲”在大女儿家里，过着清苦的生活。
做医生要治病救人，不光要救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在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提议下，已是花甲之年的徐诵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医士教育五年计划》，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等，使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
徐冬冬能感受到外公从不计较，乐在其中，“哪些地区应该有几所学校，医院的学科和地方病如何联系起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他懂行，工作得也开心。”
1958年，徐诵明被划为“漏网右派”，被撤职降薪，深处逆境达20年。然而他却可以淡然度过。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一直有个惯例，第一堂课都是由徐诵明院长来讲。他对医学院的学生说：“这里不光是要传播知识，最主要的是舍己救人。”在他看来，一个人首先要有德，之后才能够展现才能。他常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不光要救朋友，就是敌人也要救，这个比医术还要紧。”
徐诵明的不少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医界“大牛”，在回忆二十多年前的徐校长时，一个细节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徐校长从来不吐痰，永远都是吐在手绢里，然后放在兜里。”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他就像路边站立的一位老人，总是那么热切地看着自己的学生，爱着自己的事业。”
1991年8月26日，徐诵明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1岁。徐冬冬记得，直到去世前，外公的头脑都很楚清，在协和医院住院时，外公对前去看望他的每一个人说：“很麻烦你来看我，非常谢谢你。”给徐诵明开了一辈子车的司机，已经由小伙子变成了白发老人，站在床边掉眼泪，徐诵明望着他反复说着“不要哭啊……”
“也许因为我1957年出生，给外公在精神很苦闷的时候带去了慰藉，外公特别喜欢我。”徐冬冬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要离开外公几天，分别时“外公把我从头摸到脚，我妈在旁边着急，直说行了，赶不上车了”。
外公的乐观、豁达也感染着徐冬冬，“‘文革’时他去农场劳动，在那里养猪，还研究如何给猪接生……”让徐冬冬最感佩的是，外公一生没有房产、钱财，他的钱都用来培养子女，对后辈也是开放的教育胸怀，“他常跟我父母说‘疏比堵好，让冬冬自己去尝试’。”
成家后加上工作繁忙，徐冬冬和外公见面少了。有一件事让他至今想起来就流泪：“有一次出差接到外公电话，当时正忙，说了两句要挂电话，没想到外公说：‘冬冬不要着急，我给你背几句诗。’一百岁的外公在电话那头将白居易的《琵琶行》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最后还告诉我有多少字。”电话另一头的徐冬冬越听越惭愧，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后悔极了，“我为什么不多陪陪外公”……
让人欣慰的是，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在80周年校庆之时，为了缅怀老校长的丰功伟绩，在校园内竖立了徐诵明半身铜像，以供莘莘学子瞻仰这位医学教育家兼容并包、躬行求真的一生，并铭记他为国育人、教育救国的历史贡献。徐冬冬越来越觉得，“外公真是了不起，他始终想的是救国，是教育，和师生走在一起，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
供图/徐冬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