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晚，申花以1球小胜苏宁。队史第300胜、队长莫雷诺第200次联赛出场打入球队制胜球，但创纪录之夜，这支国内老牌球会似乎并不热衷于沉浸在欢喜之中，而是把一纸诉状提交给中国足协。

如果单从国内职业足坛惯例的逻辑来分析，申花在近4轮取得3胜1平佳绩后没理由再找足协“麻烦”。但经历豪华打造后重装出击的申花队，这个赛季的目标显然不止于在排行榜中游位置徘徊，已经伤退的韩国籍外援金信煜那句“希望帮助球队争冠”言犹在耳。

那么既然对更高目标有想法，申花就必须立足长远，就必须将冲击目标路上的各类障碍逐个排除掉。14日深夜他们申诉的目的显然正是为排除其中一个隐患——可能出现的不公判罚。

按照中国足协在新赛季中超开赛前公布的联赛管理办法，当值裁判员的判罚为最终判罚，不得更改。各俱乐部（球队）不得就判罚提出申诉。那么申花仍执意申诉，显然也是“积怨”较深。

从申花方面确认的诉状内容不难发现，上轮申花与大连人比赛最后时段，当值主裁傅明终场前判定申花钱杰给禁区内撞倒大连人外援龙东的判罚，是申诉的引子。而在14日晚沪苏比赛中，另一位国际级主裁顾春含上下半场两次拒判（给申花队）点球的举动则进一步加剧了申花方面的不满。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申花赢球还申诉的目的很简单，担心在未来事关更重大利益的比赛中受损于争议判罚。

疫情背景下，新赛季中超联赛赛程被严重压缩，密集的赛事安排客观上加剧了各队用人危机。伤病造成人员紧缺，这实际也给各队竞逐既定目标带来了难题与压力。在暂时失去高中锋金信煜这个支点后，申花队在人员配置方面受到了重创，如果再在裁判问题上频频吃亏，那么冲击高远目标的希望或将落空。

且不说申花诉状提及的几次争议判罚是否正确，就业已结束的34场中超比赛来说，虽然各队累计领取了9张红牌，但9红分属于不同的9家俱乐部，意味着仍有7家俱乐部尚未领红。而从中国足协反映的情况看，各类领红动作违纪性质不同，其中不乏类似黄海王伟蹬人这样的暴力举动，但这些犯规都未构成被追加处罚的程度。这意味着，各俱乐部对于联赛开赛的来之不易都有了深刻的领悟，换言之，各家围绕联赛赛风赛纪维护的思想工作做得都比较到位。

在这种情况下，新赛季中超联赛竞争更具纯粹的竞赛技术含量。当洋哨“退潮”之后，本土裁判们也不由地承担起严守判罚规则，维护赛风赛纪的重担。对于涉及重大竞争利益的判罚，他们一方面要适应判罚新规则、新精神，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运用现代科技辅助手段方面不断摸索、不断熟悉操作技术从而提升判罚效率。中超前3轮，部分裁判过度依赖VAR作判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当这类问题被各家俱乐部甚至舆论圈集中反映后，中国足协不得不通过强化规则宣讲、增加实战培训的方式，来迅速提升裁判的执场应变能力。傅明、顾春含的判罚，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新工作指导思想”及时领会的结果。

至于申花的申诉，中国足协其实对于类似问题早有心理准备。在他们之前，大连人已经提出过类似申诉，而申花的申诉也不可能是本赛季围绕裁判问题的最后一份。有利益纷争的地方，必然就有争议、非议，对中国足协和广大中超俱乐部来说，没有什么比联赛完整保留下来并安全开赛更为重大。所以在当今足坛赛事判罚仍“以人为本”这个背景下，追逐“绝对公平”并不现实。一如当年老帅金志扬所言，“今儿我们占便宜了，那我们吃亏的时候呢？”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肖赧
编辑/张颖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