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厕改是近年来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政府与相关单位因地制宜、主动作为，以细微处的持续优化，切实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指数。今时今日，现代居家的卫生环境早已焕然一新，但将心比心，古人的如厕体验恐怕要艰辛得多。彼时城市排水系统普遍欠佳，加之古代厕所常与猪圈为邻，这导致绝大多数古人终其一生，都不得不忍受臭气熏天的如厕环境。
中国人向来含蓄，更何况“夜壶上不了八仙桌”。基于种种原因，那些受传统观念与礼教文化影响的清雅文人，大抵耻于在文章中，尤其是严肃文学中提及诸如如厕之类的俗事。
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包罗万象、兼容百态，仍有不少文人不拘世俗偏见，坦然落笔，孜孜不倦地记述与厕所相关的种种风物。于是，这一方被称作“五谷轮回之所”的小小天地，也在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出独属于中华文明的别样意趣。
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澳门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收费公共厕所，这一新闻还曾刊登在《点石斋画报》上
大道在厕
先贤的哲学
关于厕所，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有着许多独到的见解。
众所周知，他曾发表过“大道在厕”之类的言论，其实除了这句名言，庄子还通过举例论证的方式，含蓄地申明了“厕所里存在鬼神”这一观点。
庄子文章的原话是：“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烦壤”一词，历来有两种解释。按照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理解，解释为“烦娘”（《说文》曰：“娘，烦扰也”），那么，“户内之烦壤”也就成了“户内烦扰之处”。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擅自加了一个“处”字，有牵强附会之嫌。第二种解释是将“烦壤”译作“粪壤”（秽杂之物），可这种翻译又难以解释为何“户内”会堆积起粪壤。
值得注意的是，句中的“雷霆”实为一种鬼怪之名。在古人的文化语境中，与正神所居的光明高尚之地相反，鬼怪往往栖身于污浊僻暗之所。结合庄子笔下那堆积着“粪壤”的“户内”，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呼之欲出：所谓的“户内”即指厕所。由此观之，庄子的本意或许是：“厕所之中，潜伏着名为‘雷霆’的鬼怪。”
尽管“雷霆”作为鬼名在其他文献中鲜有记载，但王充在《论衡·雷虚》篇中，曾记录过一种汉代民间盛行的迷信说法：“盛夏之时，雷电迅疾……饮食人以不洁净，天怒，击而杀之。”意思是说，若有人故意将不洁之物给他人食用，上天会用雷击的方式惩罚这类人。这似乎佐证了，当时的民间传说中，“雷霆”与污浊之地（譬如厕所）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王充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及厕所，他在《论衡·四讳》一章中写道：“夫更衣之室，可谓臭矣；鲍鱼之肉，可谓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为忌；肴食腐鱼之肉，不以为讳。”这段话意思是说，厕所是臭的，腌鱼肉是腐败的，但人们既不会因为厕所的味道而有所忌讳，也并没有因为把腐鱼当作佳肴而产生心理负担。王充那篇文章，通篇意在批判汉代民间盛行的各类无稽迷信与世俗禁忌。他特意选取厕所作为立论论据，反驳这些毫无道理的迂腐忌讳——试问，还有什么事物比厕所更不该被当作忌讳呢？
毕竟，且不论芸芸众生，似乎连高高在上的神仙也要上厕所。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为《八公山》的诗，诗中云：“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该诗的主人公是西汉刘安。得道之前的刘安肉眼凡胎，吃的是五谷杂粮，自然也需要上厕所。诡异的是，如诗中所写，刘安成仙之后初到天庭，所司之职竟是看守天都厕所——敢情天庭里也有厕所，超凡神仙也终究避不开这般人间俗务。
《尚书》有云：“诗言志。”自古以来，诗歌往往被赋予庄重典雅的情志与意象。直到与王安石同时代的梅尧臣，才首开诗歌世俗化之先河。梅尧臣也写过不少如厕诗，譬如“岂无腐鼠食，来啄秽厕虫”——但那些作品被钱钟书先生评价为：“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显得有些“笨重干燥”，难免让人读来乏味。
雅俗之间
文人的情趣
当然，也有写得颇为雅致的“如厕诗”。同样是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程师孟，曾在自家府邸的一块山石上题下两句诗：“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
在程师孟自己看来，这两句诗作意境悠远、格调雅致。这首诗的创作缘由，是他特意命人在宅中修筑了一处静堂，平日里无论公务多么繁忙，每日必定抽身前往静坐独处，借以修身养性、陶冶情志。没承想，诗歌恰被其友人（据说友人名叫李元规，朝廷国子监博士，以知气象闻名）看见。友人读罢扑哧一笑，评论道：“这岂不就是‘如厕诗’吗？”
程师孟为人刚直强毅、有气节有胆气，《宋史》记载他曾出使契丹，因为对安排的座位朝向不满，与契丹人从午后争执到傍晚。臣子出使外邦固然不能有损国家尊严，但程师孟的脾气之大也不容小觑。
归根结底，将名士先贤与厕所关联在一起，大多文人向来心存芥蒂。清代的李渔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听闻世人将一道类似红烧肉的菜肴称为“东坡肉”，已觉不爽；由于古代厕所常与猪圈为邻，有的人因循这一逻辑，将马桶称为“眉公马桶”。李渔听闻后甚为不悦，“桶何物，而可冠以雅人高士之名乎？”
李渔这位“生活家”曾经说过，吃饭有吃饭的乐趣，梳洗打扮有梳洗打扮的乐趣，除了这些以外，即便“袒裼裸裎、如厕便溺，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人有三急，上厕所是少不了的。但假设一个书生正在如痴如醉地阅读时，该怎么解决突如其来的“私急”呢？这可难不倒李渔，他认真分析道，人们一天之中大解次数少，尚可去厕所解决；至于小便的次数，一天不知多少回，则很值得动些脑筋。
他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系统：在书房的墙壁上挖一个小孔，再在墙孔内嵌进一根竹管，当想要方便时，就照着那个孔洞“行事”，这样，“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矣。
李渔是在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善如厕环境，而帝王则通过雄厚的财力，让上厕所这件事情变得舒适而愉悦。《史记·汲黯传》载：“大将军（卫）青侍中，上（注：即汉武帝）踞厕而视之。”有专家认为，“厕”字既可以解释为厕所，也可以理解为床之侧——因为，汉武帝完全有条件享用一种名为“厕床”的豪华厕所。
汉代刘歆编纂的《西京杂记》收录了汉武帝“四宝宫”内的四件宝贝。所谓“四宝”，分别是：七宝床、杂宝按、厕宝屏风、列宝帐。其中的“厕宝屏风”，似乎就是帝王方便时使用的屏风，假如正是这样的话，汉武帝踞厕召见卫青的记载，便愈发合乎情理、有据可依。
文明演进
千年民生变迁
与帝王将相的奢靡不同，关于古代普通民居中厕所的记载，在汉代文献中显得微乎其微。然而，得益于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厕所模型，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人们这一生活细节的真实样貌。
在河南南阳发现的东汉墓葬中，曾出土过两座并列的厕所模型：一个内部设有便坑与导尿槽，另一个则仅有便坑——这意味着早在东汉时期，厕所便已出现了男女分厕的雏形。这种空间结构与功能划分，与现代厕所的设计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
汉魏晋时期，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是极为普遍的建筑布局。南北朝以降的各时代考古工作，则几乎没有发现这一形制的房屋宅院的明器。但这并不代表古人彻底革新了这一样式，正如《宋史》中所载：“天溷（hùn）七星，在外屏南，主天厕养猪之所，一曰天之厕溷也。”由此可见，厕所与猪圈为邻的形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依然长期存在。
当然，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古人亦在有意识地将厕所职能独立出来。2012年，陕西出土了一件唐三彩厕所模型：该模型三面围墙，一面设门，内有蹲坑，坑前甚至还贴心地放置了一块瓦片。观察这一模型不难发现，唐代的厕所构造与早年间的农村旱厕，几乎相差无几。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居家便利，各类移动式便器也迅速发展起来。这类器物最初被称为“虎子”，后为避讳而更名为“马子”。关于“马子”一词的由来，《清稗类钞》考证引述《通雅》云：“兽子者，亵器也，或以铜为马形，便于骑以溲也。”这种拟物化的解释，生动地描绘了古人使用便器时的场景。
在水源充沛、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这类需要每日清洗的“马桶”或“马子”尤为盛行。《梦粱录》记载，南宋的杭州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jiǎn）去”。
然而，随着文明的演进与人口的激增，城市排水系统与基础设施匮乏所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方面，城市平民陷入了无厕可用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整座城市产生的排泄物难以高效排放，环境压力日益沉重。
以清末北京城为例，宣统元年（1909年）时，北京内外城人口已达67万之众。长期以来，普通居民极少在自家宅院内修建厕所，而公共厕所的数量则寥寥无几。据史料考证，直至宣统二年，偌大的北京城竟仅有8座公厕。
彼时的清政府已是日暮途穷，统治者自然无暇顾及民众的上厕所难题。京师大部分的厕所建设及下水道整治工程，最终是由后来的京师警察厅统筹负责的。而参与这些工程的主力人员“原系收养贫民性质”。可见，文明卫生的基石，终究是由最普遍的大众亲手奠定的。
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人民之手在细微处不断推进。直至今日，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一环，厕所的改进依旧没有止步。正如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青海黑独山风景区推行的“潮汐厕所”，吉林市打造的“5分钟如厕服务圈”……无不在践行“小厕所，大民生”的理念。这方逼仄天地之中，不仅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积淀，更关乎民生福祉，是文明进程中永远不容忽视的注脚。
文并供图/老谈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