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与郑振铎是两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不仅在文学与学术领域卓有建树，更对中国木版水印笺纸技艺的抢救与传承做出过巨大贡献。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云中谁寄锦书来——花笺中的艺术世界”展览中，展出了二人合作编纂的《北平笺谱》与主持翻刻的《十竹斋笺谱》，这不仅是两部传世经典，更是一场对抗时间与战乱、挽救民族技艺的文化接力，同时带出了一段关于志趣、友谊与责任的故事。

展览：云中谁寄锦书来——花笺中的艺术世界

展期：展至2026年3月15日

地点：北京画院美术馆

《北平笺谱》 陈师曾绘 淳菁阁制 花果笺

鲁迅致西谛（郑振铎）手稿 1933年

抢救“断代之技”的共识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传统木版水印技艺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明末清初，以胡正言《十竹斋笺谱》为代表的“饾版”“拱花”技术，曾将彩色套印推向极致。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西方印刷技艺的传入，这门民族传统“雕椠（qiàn）之业”日渐凋零。鲁迅对此深感忧虑，他在1934年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写道：“北平雕工、印工现剩下三四人，大部陷入可怜的境遇中，该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这种对技艺传承的敏锐洞察，成为他与郑振铎合作的起点。

郑振铎同样是一位深谙版画价值的学者。他在《北平笺谱》序言中谈到：“尝见松古斋为西人制笺，纸劣工粗，墨浮色涩，林陈之风荡然。又见豹文斋复刻黄瘿瓢人物笺，草率尤甚。清秘阁尝仿刻十竹斋数笺，丰韵十去其六，然规模固在也。近得其新印者，则版片错乱，色泽不匀。是并刷印之工亦不可恃矣。意者刻笺之业，其将随此古城之荒落而销歇乎？”面对西方印刷技术的冲击与传统木版水印的式微，二人决定联手，开启一场守护木版水印技艺的文化行动。

《北平笺谱》：中国木刻史上的丰碑

鲁迅受祖父影响自幼便喜爱花笺。1912年他迁居北京后，时常光顾琉璃厂的南纸店。后来他与妻子许广平移居上海，二次回北平探母时不断访笺的经历，使他萌生了搜集笺纸、刻印成书的念头，这也为1933年与郑振铎合作编印《北平笺谱》奠定了基础。

1933年2月5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沈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这封信拉开了鲁迅与郑振铎印制《北平笺谱》的序幕。此后二人不断通信交流商议印制笺谱。

数月以来他们从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九家笺纸店的藏版中，精心挑选出332幅作品，按时间与流派分编为六册。第一册为仿古诸笺；第二、三册收录光绪至宣统年间戴伯和、李伯霖、王振声、刘锡玲、李瑞清、林纾等人的作品，体现艺术演变；第四册为陈师曾、金城、姚茫父之作；第五册为齐白石、王梦白、溥心畬、陈半丁、萧谦中等民国画家之作；第六册为二十家梅花笺及壬申笺、癸酉笺等生肖笺。收录作品中陈师曾最多，齐白石、王振声、吴待秋次之，体现了编者在艺术水准上的取舍与把握。整部笺谱，印刷精美，色彩古雅，图案、雕刻、印刷皆精良。

《北平笺谱》初版仅印一百部，鲁迅亲笔编写编号，并预言“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三百多幅画笺，更在于它以实物证明了民国时期刻印技艺尚存，留存了民国文人的时代审美，并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绘画刻镂盛衰之事”的实录。此谱一经问世便引起文化界、艺术界的极大关注，销售空前，很快售罄。1934年又加印了一百部。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在出访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为纪念郑振铎，北京荣宝斋复制了《北平笺谱》，易名为《北京笺谱》。许广平在序言中道出其价值：“记录了中国木刻艺术这一民族遗产的优秀……为今天中国木刻艺术推进一步的比较佐证。”

《十竹斋笺谱》：七载艰辛的“复活”之路

《十竹斋笺谱》是明代晚期出版家胡正言主持刊刻的中国笺纸艺术巅峰之作，共四卷，收录笺画280余幅。该笺谱以其精湛的“饾版”彩色套印与“拱花”凹凸压印技艺闻名，色彩层次丰富，画面栩栩如生，被誉为“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胡正言广泛结交文人雅士与刻印高手，将画、刻、印三者完美融合，使此笺谱成为明代版画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十竹斋笺谱》刻成之时，正值李自成攻陷北京，因战乱原因，该书原版印数极少，民国时已难得一见。

郑振铎与收藏家王孝慈交好，在王家见到明代崇祯版《十竹斋笺谱》后，马上将此笺谱送至鲁迅寓所。鲁迅赞叹其为“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在《北平笺谱》编印成功的鼓舞下，郑振铎向鲁迅提议翻刻《十竹斋笺谱》，鲁迅当即赞同。1934年初，郑振铎从王孝慈处借得藏本，交荣宝斋试刻。鲁迅起初对刻工能否胜任存有疑虑，但看到样笺后疑虑全消。

翻刻过程极为繁重。荣宝斋组织勾描专家王宗光（画者王荣麟）、雕版名手左万川、印刷师傅崔毓生和岳海亭等人，对照原谱逐色分绘、分刻、套印，一丝不苟。鲁迅与郑振铎通过书信频繁沟通细节，从纸张选用（真宣）、颜料（矿物性）到定价策略，无不精心谋划。鲁迅还亲自设计了版权页的“牌子”，手写文字记录参与者。

然而世事维艰。1934年第一卷刻成，鲁迅欣喜地评价“成绩确不坏”，但第二卷付印后，便遭遇“华北事变”，郑振铎南下，刻工中辍。1936年鲁迅逝世，未能得见全书告成，成为一大憾事。此后王孝慈亦离世，北平沦陷，底本一度下落不明。郑振铎在“心力俱瘁”中，仍念念不忘亡友嘱托，几经周折，终从北平图书馆借得原书，使刻印得以继续。

从1934年春至1941年夏，历时七载，这套凝聚了鲁迅、郑振铎、王孝慈及荣宝斋匠人心血的《十竹斋笺谱》终告功成。郑振铎在跋文中悲欣交集地写道：“丧乱之中，艰辛备尝……前尘回顾，悲忻交集。”这部书的出版，让绝迹三百年的明版名笺重现人间，更让一批雕印工匠在实践中延续了技艺血脉。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于1952年再次翻刻《十竹斋笺谱》，当时身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依然非常重视此次复刻，他作序言，简述中国木刻画史，并补刻了王孝慈藏本所缺的二十一幅图，终成完帙。

技艺传承与文化守望

鲁迅与郑振铎的贡献，远不止于两部书的出版。他们通过具体的刻印实践，实现了对“人”的传承：当年参与《十竹斋笺谱》勾描的王宗光后来成为木版水印专家；印刷者徐庆儒从头至尾完成全书的刷印工作，后调至上海朵云轩成为技术骨干。这些匠人因参与经典复刻而技艺精进，成为此后数十年木版水印事业的中坚力量。

更深层看，他们的行动确立了一种范式：以学术眼光整理传统工艺，以出版实践激活技艺生命。郑振铎在1952年重印序言中，将中国彩色木刻画的特点概括为“作风康健、晴明”“隽逸深远，温柔敦厚”，并寄望于“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 又如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所言：“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这正是他们工作的终极指向——让传统成为滋养未来的资源。

从《北平笺谱》到《十竹斋笺谱》，鲁迅与郑振铎用十余年光阴，为飘摇岁月中的中国传统技艺，撑起了一片庇护的天空。这不仅是两位文化巨匠的私人雅好，更是一场自觉的文化担当。郑振铎在追忆鲁迅时，以“永在的温情”为题。而这温情，正是他们对文化根脉最深沉的眷恋与守护。当今天的我们翻开这些古雅笺谱，所见不仅是山水花卉之美，更是一代人鲜活的对抗遗忘、延续文脉的拳拳之心。

文/张楠

编辑/汪浩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