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大略省的乡村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我能一路走来，离不开家人、朋友和政府的支持与帮助。我有幸在一个富裕且相对“社会主义”的国家长大，大学只收取象征性的学费，使我能够接受文科教育，这种教育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我在奥斯古德（Osgoode）镇中学第一次接触到环境问题和东亚历史，在维多利亚大学洛恩·哈蒙德（Lorne Hammond）教授的环境史课上找到了自己的志业，并在此受到了格雷格·布鲁（Greg Blue）教授学识的启发。在香港大学，陈汉生（Chad Hansen）教授鼓励我学习中文，慈继伟教授扩展了我的思想观念。我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y）的一个学期里对欧洲学术的接触，我在那里从哈勃·兹瓦特（Hub Zwart）和彼得·莱文斯（Pieter Lemmens）身上，并从第一届欧洲环境史会议中学到了很多。在克卢恩国家公园担任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讲解员的两个夏天，给我上了一堂精彩的自然历史速成课。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年里，我开始认真学习中文。随后，在麦吉尔大学方丽特（Griet Vankeerbergen）教授和叶山（Robin Yates）教授的教导下，得到了关于早期中国研究的非常好的入门。之后，我在兰州大学待了一年，从吴景山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并准备了后来成为本书的研究计划。感谢刘莉教授和孙周勇研究员的帮助，他们让我有机会参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王陵的发掘；感谢丁岩研究员和全体工作人员。
我很荣幸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跟随李峰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李峰先生对早期中国有着很深的了解，对学生也很热情，他是理想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一直支持学生的良师。我尤其有幸能在归城勘探调查期间向李峰和梁中和教授学习考古学，这是一次美好的体验。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和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教了我中国历史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许多知识。我还从中国研究的同学身上学到了许多，包括史蒂芬·博杨顿（Stephen Boyanton）、凯文·巴克鲁（Kevin Buckelew）、赵家华（Glenda Chao）、陈恺俊、戴安德（Anatoli Detwyler）、妮娜·达西（Nina Duthie）、郭旭光（Arunabh Ghosh）、罗娓娓、吴敏娜、格雷格·帕特森（Greg Paterson）、何汉平（Ho Han-Peng）、侯昱文（Nick Vogt）、王紫（Chelsea Wang）和王思翔。我也从同学马硕（Maxim Korolkov）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秦史的知识。创新理论和经验学跨学科中心的比尔·麦卡利斯特（Bill McAllister）等研究员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年变得丰富多彩。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韩明士、李峰、罗德里克·坎贝尔（Roderick Campbell）、郭珏、叶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我尤其想感谢叶山先生在过去十五年里对我的鼓励和指导。
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的一年，我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训练。感谢陈伟先生等人的招待和照顾。在与曹方向、窦磊、何有祖、黄杰、鲁家亮、罗小华、郑威、田成方的交流中，我获益良多。感谢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在古文字暑期研讨会上介绍我进入武汉大学。我在盖尔·赫穆拉（Gail Chmura）、多萝西·佩蒂特（Dorothy Peteet）、沃利·布洛克（Wally Broecker）的课程中学习了古生态学和气候学 ；也要感谢汤姆·麦戈文（Tom McGovern）教授让我在纽约市立大学参加他的课程，并感谢他和班大为（David Pankenier）教授的田野指导。加里·克劳福德（Gary Crawford）教授和善地让我在他位于多伦多大学的实验室待了一个月，为我介绍植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期间，郭妍利对我多有帮助，我很感谢她和历史系的各位同学，他们让我保持了积极的思考。我从黄春长教授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包括郭永强和刘涛）那里学到了很多。我还要感谢张莉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邀请我去汇报研究成果。关于其他的研究帮助，我要感谢梁云、王志友、秦建明、胡松梅，尤其感谢焦南峰先生把我引介给上述诸位老师。还要感谢焦南峰、孙周勇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我提供了本书中的一些图片并允许我使用。需要补充的是，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五年中，我遇到了许多热情而又体贴的人，我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与中国各地人们的日常交流。
在哈佛大学环境中心担任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员，使我有时间和资源来扩充研究，并促使我更努力地思考已有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相关性。尤其要感谢丹·史拉格（Dan Schrag）、吉姆·克莱姆（Jim Clem）等研究员，以及我的主持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他把我介绍给我最好的合作者博凯龄（Kate Brunson）。我也从森林史合作研究者约翰 李（John Lee）、孟一衡（Ian M. Miller）和布拉德·戴维斯（Brad Davis）那里学到了很多。到了布朗大学，历史系和环境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事让我有家的感觉，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环境，并在一些困难时期给予我莫大的支持。感谢包筠雅（Cynthia Brokaw）、乔纳森·柯南特（Jonathan Conant）、南希·雅各布斯（Nancy Jacobs）、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埃米莉·欧文斯（Emily Owens）、卢卡斯·里佩尔（Lukas Rieppel）、涩泽尚子（Naoko Shibusawa）和克里·史密斯（Kerry Smith）。尤其要感谢罗伯特·赛尔夫（Robert Self）和蒂蒙斯·罗伯茨（Timmons Roberts）的慷慨和指导。罗伯特·赛尔夫热情地组织了一个书稿讨论会，他、秦大伦（Tamara Chin）、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傅罗文、葛拉罕·奥利佛（Graham Oliver）、濮德培（Peter Perdue）和张玲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供了大量意见。他们的阅读与建议是我的荣幸，都在帮助我把这部作品变得更完善。我的学生们也促使我思考本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
本书的研究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求学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和加拿大政府资助了我在中国的三年学习：我在兰州和武汉的几年都是由中加学者交换项目（Canada-China Scholar’s Exchange Program）资助的，而我在上海的语言学习是由维多利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交流项目资助的。我在荷兰的一学期是由加拿大和欧盟资助的海岸调查交流项目（Coastal Inquiries Exchange Project）的一部分。此外，我学习和工作过的美国私立大学都得到了大量的政府支持。
我要感谢多年来所有阅读我的文稿并提出意见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他们还有沈柯寒（Graham Chamness）、约翰·切瑞（John Cherry）、斯图尔特·科尔（Stewart Cole）、加里·克劳福德、马德莱娜·德罗安（Madelaine Drohan）、本杰明·海因（Benjamin Hein）、哈克（Yizchak Jaffe）、苏米特·古哈（Sumit Guha）、鲁惟一（Michael Loewe）、大卫·洛德（David Lord）、马立博（Robert Marks）、孟一衡、泰特·波莱特（Tate Paulette）、帕克·范·沃尔肯堡（Parker Van Valkenburgh）、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和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同时，也对被我遗漏的人和建议表示歉意。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审稿人和马瑞诗（Ruth Mostern）提出的非常有益的建议。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琼·汤姆森·布莱克（Jean Thomson Black）在出版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专业指导。我还要感谢伊丽莎白·西尔维亚（Elizabeth Sylvia）、玛丽莲·马丁（Marilyn Martin）和玛丽·帕斯蒂（Mary Pasti）。感谢林恩·卡尔森（Lynn Carlson）制作了许多地图。
深深感谢家人的鼓励，包括我的岳父、岳母和我的姐妹们。如果没有父母对我漫长的求学生涯的耐心支持，本书不可能完成。他们对园艺的热爱播种下了我对农业的兴趣，他们对旅行的热情引领我来到中国。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我的爱人柳伊（Elizabeth Lord）。我与她相遇时，正初次提出本书的构想，到如今书中每一部分都有她的帮助。就在我完成本书的时候，柳伊因癌症离世，虽然她很遗憾没能看到这本书的面世，但它是我们十五年的幸福和爱情的见证。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