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品《隐语》

薛超伟：隐语丨新刊预览+创作谈

薛超伟：本期作者，青年作家，出版有小说集《隐语》。

特邀嘉宾：岳雯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

薛超伟的小说有静气。从《隐语》的第一句话开始，我们仿佛跌入一条时间停滞的河流，看绿苔爬上苍石，青草掩去足迹。在这里，过去的藤蔓深进当下的小巷，长出碧绿的新叶；古代的铃铛回响在今天的风声中。似淡实厚的叙述将人世的纷扰推得远远的。安谧犹如雾气，以各种方式升起，笼罩了我们。于是可以漫步缓行，读无用之书，听市声自成音律。也会好奇：真的会有灯谜馆吗？真的会有人守在谜底与谜面之间，看窗外雨声潺潺，什么都不做，什么也不想，安然地度过时间吗？这是《隐语》出给我们的谜语，也是我们的梦。

小说家都是造梦者。每个梦境深藏着建造师的自我。在薛超伟看来，这大概是一个自在而宽阔的世界吧。物与物相随，彼此镌记；时间与时间相交，恒久如故。无用而庄重的事物，自有审美的意义。万物生生不息，不过是换一种形式重新来过。这世间不是事事尽好，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安然地接受，接受哀伤，接受失去，也接受爱，接受美。“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直达星斗。但此刻我哪里都不想去，这里就是我需要存在的地方。”

我并不认识这位年轻的作者。读他的小说，却犹如故人重逢，雨落星河。

樊迎春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

青年教师

《隐语》想要讨论的话题并不新鲜，但作者却用流淌的语言将其呈现得自然而恰切。南方温润的气质在小说中化作街巷里的丁丁之声，敲打着一个女孩隐秘的心事。研究谜语，是在与古人对话，也是在与时间对话，更是在“用一物去镌记另一物”，忧物与忧人，拼贴出沉静而感伤的生活之一种。阿嬷与姨婆的遗憾或许不会在父亲和“我”身上重演，但时间的流逝与残酷平等地加诸每一个人。阿嬷的摩托始终没有启程，“我”的谜语也注定层出不穷，阿嬷或许在等待一次召唤，而“我”在等待爸爸变成那个白头发白胡茬的阿公。父亲加入了“我”在古书中寻找典故的游戏，何尝不是加入了我一直在进行的，对岁月悠长的抵抗。

薛超伟是节制的，不管是语言还是情绪，都表现出可贵的简练和清爽。小说中浸润的古意更给人摇曳清雅之感，面对锋利尖锐的当代情绪，扎进古书畅游也并不仅仅是逃避。就像这古城中的灯谜馆，“无用而庄重”，却也宽容地接纳所有避雨的人。“隐语”隐藏了古人的巧思与趣味，当然也可以藏匿这人世间所有的不安与卑怯。“隐”与“藏”指向收敛而博大的蕴藉，也指向默然而有能量的纾解。时光四时流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温雅红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这篇小说颇有禅意在其中，“隐语”顾名思义一是指我在灯谜馆所从事的编写谜语的工作，另一是指长辈们各自难言的心事。阿嬷阻拦姨婆的爱情，导致她负气嫁给山里的农人。父亲和母亲之间早生嫌隙，母亲反复磨念父亲对我照料的粗心大意，以抒发家庭婚姻失败的不满。而活在自我世界中的父亲则是以爱我的名义乐此不疲地开展他各项感兴趣的事业。小说是平淡的，颇有一种欲说还休、静谧的感觉在其中，作者薛超伟化用了女性主人公的口吻来讲述故事，贴切细腻地展现了少女的心事，以及她与生长的城市的种种关联。从这一层面来说，这篇小说仍然触及作者的成长经验问题，谈论她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家族亲情，以及我与父辈的关联等等，使这篇小说充满了深层含义，并且因作者的籍贯而颇具闽粤风格，让读者得以窥见广东小城百姓生活的一隅。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薛超伟的小说读起来舒服，他的不疾不徐，似乎力图将潜在的汪曾祺一脉在《隐语》中激活，并焕发生机。小说看起来，近于“漫不经心”的“散点”叙事，这种“漫不经心”是一种个体意识的“仿真”策略，近于一个拉拉杂杂的人与阅读者聊家常。然而，看似“漫不经心”，并无严密逻辑的叙事，却又如此规矩、整齐，每个段落都是“收束”，同时也敞开，埋伏着古典小说特有的“草蛇灰线”，以至于小说能够在终结处，忽然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情感力量，将叙事整体推至一个高潮。

小说中的“谜”，被薛超伟构置得尤为幽深、曲折，因此一种当代速朽的时间，被这一叙事的速度与隐喻改写，以至于对时间的变形，同时给人一种错觉，故事发生的空间也被作者腾挪于别处。外部世界消失不见，人的情感羁绊内化为另一重心灵时空。当代言说个体与父辈、家族、历史的“隔”的叙事不在少数，但在《隐语》中，这种“隔”似乎更是美学意义上的，也更趋近于“内向世代”特有的情感结构与表达方式。这些散落人间的“谜”，实质上，是一条条连接人类情感的小径，它隐约，又曲折，虽各有各的入口，但同时暗藏“破题”的可能：那些分叉的小径，终有交叉的一日。

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很惊艳的一篇小说，言语的机锋与结构的巧思俯拾即是。在生活舒散的旅游小镇上，有着嗜痂趣味的青年提供了别样的心灵景观。借由猜谜连缀起的两个时空与心境，似可将线性的时间律打穿，然而在逐渐年迈的亲人面前，又明确体验着某种消逝的焦灼感，两种心境间形成的微妙阻抗，借由谜语的象喻，被尝试着连通。时间是横亘于亲人间命定的长河，而在小说中成为若干年后化解遗憾、通达心意的渡口。正如小说中的谜语，作为一种折叠起来的“隐语”，暗示了谜底在另一个时空情境中被抵达的可能。

对终将消逝之物的保存，对不可挽留之人的挽留，巨大的情感能量贮藏于柔和的语言节奏之中，并于细节之处爆发出惊心的伟力：阿嬷为去山里找妹妹而准备的摩托车、未谋面的亲人在相片中对着子孙说话，懊悔的父亲在年迈的追忆中将幼时爬高的“我”牢牢接住……执著的行与念确可以将时间穿透吗？作者说谜语可以，我想文学也可以。

靳庭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结合近来对85后以至90后作家的阅读，亲近之人的衰老或死亡，似乎渐渐成为许多作家见证性的经验。在年轻的作家们笔下，一方面，这类经验的转化和想象往往显示出某种逃逸性和幻想性，现实中的感伤和苦痛通过超现实色彩的注入而得到消融、升华或重构；另一方面，对于时空更丰富多维的理解，重新安置了那些难以消化的遗憾和精神紧张。

《隐语》也在这样的作品之列。尚可安居的南方古城和非线性的时间关系，被告别的情绪和回溯的视角层层缠绕。如果我们试着截留小说的一个“此时”：此时阿嬷已去世，“我”的回忆一再造访那些共通的牵挂和遗憾。此时“我”与父亲的相处，也成了将来离别的预演，尤其是当父亲加入“我”与谜语的对话，字谜标记了单亲父女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以“观古今于须臾”的文字力量承载着“我”重置与周身事物关系的期待。而那个“彼时”——“我”从阳台上跌落的时刻，则成为重置时间线的关键节点：如果接住“我”的老人是多年后的父亲，这样的穿越就不仅是对儿时遇险的补偿性的抚慰，小说氤氲的奇想也把线性时间融成温柔的圆环，它串联、聚拢起了“我”童年对亲情的渴望，又暗示着另外的可能性，关于时间和死亡，关于万物的转化和流动。它与那些谜语一样，在“无物永存”的令人伤感的道理之外，捕捉一些思维的乐趣和确认自身存在的瞬间。

应悦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在《隐语》中能嗅到死亡的气味，它不来自于某具尸体，只是由旧日魂影的穿行捎带出一点，由恍惚的声音透露出一点。小说的怪奇之处在于，死和生达成了齐同，如《佩德罗·巴拉莫》，人鬼同在、混沌难分；时间也达成了齐同，过去与未来的魂影俱投射在“我”的此刻，仿佛“我”给谜面、谜底做牵丝连线的映射时，也顺着线攀爬过了生死的界域。制谜、猜射，即“我”形塑世界的方式，当“我”点亮一束光，从谜面照向谜底未知的域，也就制造了联系，生成了意义，化虚为实在，成为了世界的造物主。在这个世界里，死亡不再以居高的姿态，给时间打上休止符，它变得亲切近人，像固有的海水，浸没古城而无处不在。作者将它挖空，做成谜语，让小说绕着它漫步，走着走着，也就一跃至形上了。

张成锟

沈阳师范大学硕士

了解到薛超伟这位作家，是一场有趣的意外。某日随意地刷着社交媒体时，看到一条推文——《我新出的书，只有我跟我的编辑在买》，薛超伟无奈地自嘲，小说集在出版后的一个月间仅卖出200本，其中一半还都是自己和编辑买来送人的，只得跑到天台上大哭一场。在这个文学趣味日益圈层化的时代，新人作家的处女作遇冷显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则推文的评论区，不少网友就对这位伤感年轻人报以讥讽，“卖不动的书为啥会出？”“看了这篇推文依然没有购买欲望”。

我倒被书腰封上的“长大后的内向小孩”这串字眼勾起了阅读欲望。对于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而言，自幼缺少倾诉的对象，长大后性格内向甚至略带稚气几成定局，同代人更是同类人令我翻开薛超伟的小说。在小说集的同名作中，主人公在古城的灯谜馆工作，最感兴趣的事是在故纸堆中破解古老的谜题。人物身上有许多青年作家创作中常见的元素，比如小镇生活、破裂的原生家庭、疏离的亲子关系、对婚姻的排斥态度等等，但薛超伟并未将琐碎的烦心事一股脑地抛给读者，而是让琐事化为人物内心有待揭开的谜底。行文以恬静淡雅的散文笔调镌刻下生活的细节，这样不疾不徐的节奏和温柔的情致，是作品大多色调晦暗的同龄人中少有的。

小说结尾，父亲破解了主人公困扰良久的谜题，在闲聊间父子两代达成和解，更是内向的主人公与外在世界的和解。巧合的是，在现实中的“内向小孩”薛超伟为推广小说集，也鼓起勇气“摆摊”卖书，在与读者面对面的接触中重建着与他人的联系。这是文学应有的现实力量，本属于个人的文字成功地在作家与读者间建筑起天涯咫尺的桥，令人与人得以敞开心扉，破译着彼此间的“隐语”。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