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悦有了新工作”，是一句非常朴素的话。与“风犬少年的天空”“突如其来的假期”相比，日系的味道淡了许多,但与前两部B站自制剧一样，《三悦有了新工作》的定位仍然清晰，它是拍给B站用户——网生代青年的作品。
因此，虽然同是殡葬行业从业者，三悦与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入殓师》里的小林大悟、电影《人生大事》里的莫三妹不同，两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都是被迫面对人生转折的而立之年男子，三悦则是尚未踏入社会的年轻女孩。剧集采用了与目标观众平行的、共时的视角，讲述三悦在新工作中的成长。
假躺平，真“上岸”
讲述成长，意味着我们默认故事主人公的初始成长值不高。三悦的初始值，大概可以被认为是负数：出现在剧集第一个画面中的三悦，衣着随便，蓬着头躺在床上，用手机刷剧，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已达一年之久——算是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双管齐下”的躺平。
紧接着，她与母亲发生争执，并毫不意外地被扫地出门，离家出走的她在人行天桥上被大姨连怼带骗加恐吓，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晚，三悦住进了小旅馆，再次躺平的她发出灵魂追问：“为什么不能让喜欢工作的人工作，让喜欢躺平的人躺平，想卷的努力卷，想佛的尽情佛呀？”这一切都发生在剧集开始的20分，由此渲染出一个非常真实的青春现场：一半的年轻人在卷生卷死；另一半心安理得地既颓且丧。当然，三悦是后者的代言人。
然而，这个现场是“眼见为实”的么？三悦真的是95后的“典型代表”么？如果我们对三悦进行一番更细致的考察，或许会对其躺平产生疑义。从志趣喜好看，三悦其实是个有追求有梦想的人，而且她曾经想做的事就是她爱做的事。如果不是这样，她就不会在出租屋里摆上自己的舞台设计模型了。从知识技能看，她对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掌握得相当扎实，否则也就不能通过灵活运用光影，在视觉效果上恢复逝者的五官原貌，从而化解家属的信任危机了。在大学期间学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且学得很好，最终还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胜任一份工作。如此看来，这更像是一个当代童话，完美地吻合那句安慰人心的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一个老故事，且其前提在于那确实得是一块金子。然而，当下年轻人的故事多关乎螺丝钉而非金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绩点、证书、社会实践、项目课题等等给自己镀金，最后发现世界只需要也只允许他们做一颗稳定、丝滑、不生锈的螺丝钉。另一部分人则发现自己想成为螺丝钉而不可得，就学会了消极抵抗，成为“三和大神”；又或者是“曲线救国”——将自我一分为二，分别运行在工作和生活的两条轨道上。那么，螺丝钉的故事能够被讲述吗？或许已经有人做出了尝试，今年春天的韩剧《我的解放日志》，大胆地塑造了一个漂亮却毫无魅力的女主人公美贞，并让她平静地承认了自己更适合指令明确而非自由发挥的岗位。巧合的是，该剧中的二哥，最终也是离开了大型连锁零售企业，在殡葬行业中暂时获得了解放。
从这个角度看，三悦的故事只是硬币的A面，正如总是发生在明亮整洁的殡仪馆里的那些静谧而肃穆的告别与葬礼。硬币的B面则是在第一集里只有几分钟的大姨操持的丧事，《人生大事》里“上天堂”的一条龙服务，又或者是贾樟柯《山河故人》里热闹非凡的白喜事。
再想到殡仪馆是“正规单位”，是“旱涝保收”的工作，转正后的三悦是国家事业单位有编制的工作人员，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关于“躺平”的故事，而是一个“上岸”的励志故事。或许，这也是年轻人真正渴望的故事。
生命的柔软与尖锐
讲述“上岸”的故事、表达“上岸”的渴望，并不应该被苛责。如果我们觉得渴望“上岸”不像青春、不够浪漫、没有激情——也许确实如此，那么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怎么了，而是他们何以失去这些，又或者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定义和想象浪漫、激情和青春。
在我看来，《三悦有了新工作》的可贵之处恰恰不在这些与年轻人紧密贴合的部分，而在那些与每个人、每代人都有关的部分。关于如何面对疾病、死亡和告别，剧集提出了一些新鲜的问题。
首先当然是对于临终关怀的讲述。临终关怀在国内尚未普及，安宁病房的建立推行也举步维艰。剧集对此有所展现，业主对于小区附近要建临终关怀医院十分抵触，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的是观念上的敌视。剧集让年轻人承担这样的事业，传达出的自然是希望与期待。
作为三悦的官配CP，罗大淼的职业被设定为临终关怀医生，是一个颇为巧妙的设计。扮演者梁靖康慢条斯理的谈吐、总带着些茫然的表情、挥之不去的学生稚气，这些本该是表演瑕疵的元素，安置在一个年轻的临终关怀医生身上，竟产生了奇妙的化学效果：医生身上来自于科学和权威的“无情”与距离感被冲淡稀释，取而代之的是柔软与亲近。于是，罗大淼的形象与临终关怀本身高度重合——安宁地、温柔地迎接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罗大淼并非“生的守门员”，而是和三悦一样是“死的摆渡人”。他们完成的是一组接力，让逝者和生者共同学习死亡与告别。
癌症晚期患者高馆长与妻子在露天广场上与年轻人尽情摇摆、共同舞蹈，这样的场面是感人的，然而这样的叙事却是一种老套的温情。剧集真正的尖锐之处在于三悦的师傅刘清明。刘师傅身患阿尔兹海默症，与较早上映的《妈妈！》相比，他的混沌、暴躁、攻击性，揭开的是这一疾病残忍的B面。而故事没有在此处停止，同事们发现刘师傅膝盖的人造关节化学元素超标，影响了阿尔兹海默症药物的疗效，于是迅速安排刘师傅再次手术，取出人造关节。没想到这一安排的后果，却是刘师傅记起了儿子在空难中失踪的痛苦往事，那些被记忆的迷雾掩盖的伤口再一次露出狰狞的爪牙。于是，三悦和同事们陷入了深深的无力与困惑：或许，刘师傅自己更愿意遗忘？或许，让刘师傅在混沌中等待着儿子从国外回家过年，是更好更轻松的生活？那个终极的伦理困境随之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有权力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尤其是在当事人不具备完整意识的情况下？
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选择，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死亡？我们更愿意在医院中离世，还是像上野千鹤子所希望地那样，“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安乐死是赋予了人们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还是对“没有价值的生命不值得保存”的优生学观念的复制？谁又有权判断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剧集并没有也无法给出答案。
剧中的每一个人，在死亡这一终极宏大事件的教育下，都与自己、与他人达到了和解。由于和解来得过于容易，那些创伤与痛苦就显得可疑和潦草，这是该剧的遗憾之处，似乎也是国产电视剧在处理情感与成长时的共同问题：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理解痛苦、表现痛苦的能力。然而，《三悦有了新工作》对疾病、死亡与告别的提问，始终是轻松而不轻浮的，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文|像玉的石头 编辑|陈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