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无论是在以写作为梦想的学生时代，还是在今天。
写这本书的初始，我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怕自己没有能力讲好这个故事，怕自己会消减它本身的意义，或者挖掘不出它应有的内在力量。我怕我“浪费”了它，又怕我“利用”了它。因为在写第一个字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有数量可观的读者，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但愿自己的工作能给它带来足够的价值，无论是社会价值还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但是对于这个厚重的故事来说，我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写作训练，缺乏法律知识，缺乏成熟的道德思考，缺乏针砭时弊所需的社会洞察力。这让我很痛苦，也成为了我快速进步的动力。我要额外感谢我的编辑老师程利盼，她向我提出了不少有效的、敏锐的意见，且几度不吝于肯定和鼓励我。很快我意识到，我有能力讲述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我有责任讲述它。
我不是故事的局外人，我是这个悲喜剧世界内部一粒隐隐作痛的沙。
除了母亲，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我笔下的主人公孙海洋。我24岁，父亲寻找弟弟的旅途倾轧过我大半的生命历程，是我成长的纹路。这个故事脱胎于他，是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是他的双手所造、脚步所及谱写出了这个故事。他用朴实有力的语言将故事讲给我听，不仅仅在成书之前，也在这漫长的14年又57天当中。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努力将个人感情隔绝在写作之外，我甚至几度在写作过程中忽然停下来大哭不止。这也导致我没能将故事讲得足够克制，但我想这种感情并非多余。既然我无法从中抽身，就尽全力发出真诚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找到弟弟孙卓之前，写下这本书就曾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2020年9月15日，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打造一个全无希望的心境，相信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这就是我面对一切之前首先去做的事。我和他完全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突然很惊讶，意识到他的脊梁骨也是脆弱的钙质而非某种生猛不可欺的金属。我无法想象有一天那种力量不再像既枯又荣的野草一样野蛮生长，脊骨也在27小时的站立中折断了，我害怕他身边没人能接下他的担子哪怕一天。每一次他跟我讲故事，我从头沉默到尾，但每个细节我都记得。照理说我应该把它们全部写下来，毕竟那也与我有关。可是在那之前我认为自己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好像也没有意义。”
那是孙卓被拐的第十三个年头，可见我感到一切何其灰暗，但他从未灰暗，他一直有照亮前路的火把。我万不能想到，就在次年，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的世界乍然放亮。孙卓能够回家，除了父亲的寻子精神，更离不开警方十四年来的不懈努力，也要感谢媒体、社会各界打拐人士及无数热心人的关心和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有两种关系是我想要深入探索和传达的。一是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关系。对于第一点，我深知自己必然有立场之局限，但求在写作过程中尽我所能还原既有的事实。我希望能够像书写历史一样客观地记录真实、剖析真实、刺破真实。但这个故事也必须具有文学性，具有细节、想象和象征，这些东西才能带来可读性。我认为可读性并不会减损严肃的意义，反而有能力呈现深藏于真实内部的力量。对于父亲，我也不愿刻意塑造他，我更愿意“还原”他。多年来，许多热心人称他为“打拐英雄”，其实“英雄”这个名号对普通人来说是值得警惕的。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想到，他所发出的声音不应该是英雄的哀鸣，而是“人”的哀鸣。人走过大地，留下深深浅浅的渺小脚印，这比英雄的呼号更动人。也只有看到具体的人，我们才能直面具体的困境。
至于第二点，我想我努力的痕迹是很明显的。我想讲述的并不是关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案件的故事，而是关乎千千万万寻亲者，关乎社会甚至时代的故事。通过一粒灰尘漫长漂流和得以落地的历史，我们能够窥见“60万粒灰尘”的历史。个体的命运是时代的形象，每一笔无论如何微不足道、无人知晓，都应该掷地有声。所以我试图以父亲为中心，像树木的根须寻找水源一样努力去触碰更多故事，也试图将故事的镜头拉远，让父亲偶尔成为画面上一个小点，把余下的景观留给更宏观的哀痛。
上世纪9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成为热潮，人口流动性剧增，全国各地爆发大量拐卖妇女儿童案。从内部看，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落后思想观念是酿成悲剧的内因，而从外部看，法律存在漏洞，基层执法不严，户籍管理混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在进步之中，比如2009年之后立案制度的明确变革。到今天，公众对拐卖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度共情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落后的观念正在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试想，如果有一天，比起村里某户人家没有儿子，人们更乐于议论和痛斥“买孩子”的行为，这对抑制拐卖儿童犯罪会有何等奇效？
然而，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道德自律无疑是一种倒退。在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才更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回过头来，犹记得在写作的初始，我打下的第一行字不是故事的开头，也不是大纲，而是对自己的一句总的提示：绝望之下，希望尚存。故事本身我了然于心，但我希望它被讲述的基调如此。时间不停流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万事万物永远在动态变化之中，因而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拥有彻底的、完全的绝望，永远存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有人说活着本身是一种对绝望的抵抗、对命运的抵抗，我看死亡本身也同样是抵抗。自古也不乏以死抵抗者，尤其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我们早有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抵抗，有项羽自刎、屈原投河的抵抗。杨素慧逝世后，连她的墓碑都在无声抵抗。当我们走出命运的囚室，会发现一个黑暗的夜背后始终有黎明在等待。它会从一线天光中挣扎出来，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让我们双目刺痛，满含泪水。写到这里，我内心激荡。我相信命运绝不是在压垮人的时候才成为命运，而往往是在人奋起抵抗的时候，它才成为命运。
孙悦 著，《回家：14年又57天》，中信出版社，2022年9月
来源：中信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