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华杰

我对写作是充满困惑的，动笔时总是信心十足，然而一旦完成作品，我便会怀疑其存在的意义。这就好比一个人在结婚之前，对婚姻抱有美好幻想，婚后却发现生活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浪漫。

这种感觉对写作究竟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为了打破这种困惑，我写小说便有了侧重，即对故事性比较在意。在我看来，吸引读者可以增加作品的存在感。

《贵客》这篇小说并不在我的偏好之中，它的故事性没有那么强，人物的冲突也不是很明显。完成这部小说，我却有一种难得的踏实感，难道是因为今年跨入不惑之年吗？

我想，大约是从这篇小说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场。

写作当然是有立场的。过去写作，我并没有意识这一点的重要性，以为讲好一个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作家的立场。实则不然，一个故事往往延伸出好几个人物，每个人物的立场未必是一样的。我们要找到的，并不是作品本身呈现的立场，而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初衷。

先说说《贵客》的故事来源。

伯父家有六个女儿，四女儿长得最漂亮，身材高挑，面容清丽，尤其眼角一抹圆弧，笑起来时眼尾上翘，能勾人心魂。村里人都叫她“媚眼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堂姐跟人到广东打工。有一年冬天傍晚，母亲串门回来，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兴奋地说，媚眼四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江苏仔。在当时封闭的乡村，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我和几个小伙伴一窝蜂跑去看热闹。伯父家早就被闻风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小屁孩根本挤不进去。我家挨着伯父家，想见江苏仔也容易。照了两次面，新鲜感很快就消失。几个年纪相仿的堂叔跟江苏仔玩得好，带他四处乱窜，喝酒赌钱，日子过得潇洒。

江苏仔是徐州的，至于徐州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如今已经没人记得起来。当时村里人都喊他“江苏仔”，没有叫过他的本名。但可以肯定他也是乡下人。江苏仔在伯父家待了大半年，第二年的仲夏时节，他帮伯父割稻谷，用的是割小麦手法，一时成为乡野奇谈。水稻和麦子的收割方式是有差异的，割稻谷要用禾镰，有锯齿，像月牙一样。江苏仔用不惯禾镰，直接用砍柴的弯钩镰刀上阵，速度异常快，只是稻子倒下来时堆放凌乱，切割处长短不一，影响脱谷的进度。

四堂姐和江苏仔的交集并不复杂。堂姐听信工友谗言，从广州去徐州找工作，却是遇到了人贩子。在徐州转手时，四堂姐被几名烂仔盯着。后来堂姐施展美人计，将其中一名烂仔迷倒，说只要送她回家，便招他当上门女婿。

堂姐已经订婚，回来不久便出嫁。江苏仔哭了好几回，说堂姐欺骗他的感情，闹得轰轰烈烈，在当时也算难得一见的奇闻。

四堂姐出嫁后，江苏仔仍住在伯父家。开春时，伯父卖了两头猪，用来买化肥农药，忍痛拿出几百块钱给江苏仔当路费。谁知当晚江苏仔跑去赌钱，输了个精光。伯父当然不会再给他钱。没办法，江苏仔便赖在伯父家里，白天帮忙干农活，晚上跟着后生们鬼混。一直到秋天，庄稼有了收成，伯父才又给了江苏仔路费，他终于踏上了归程。

江苏仔唱歌很动听，当时有一首流行歌叫《牵挂你的人是我》。有一回，他在伯父院子里一边晒玉米一边唱这首歌，我和几个小孩趴在墙上围观。江苏仔身材矮小，面容清瘦，头戴一顶破草帽，脸色晒得黑黝黝的，看起来跟本地的农家子弟没什么两样。在那满地的玉米棒子里，江苏仔旁若无人地放开歌喉，唱得十分深情，后来还抹了抹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眼泪。

三十年的光阴一晃而过，江苏仔的身影早已被时间压缩，隐藏在记忆深处。二〇二二年的年初，某个与妇女拐卖有关的事件，引发舆论哗然。我当时很愤慨，转了许多相关文章。有一天，儿时的记忆突然被激活，江苏仔从脑海中浮了出来，我想到四堂姐，假如没有江苏仔送回来，恐怕她的命运跟新闻中那个被禁锢的女子差不多吧。

心头涌出一阵莫名的刺痛，于是要把江苏仔的故事写成小说。我无意去蹭某个事件的热度，所以并没有着急动笔。时间久了，竟然一度想放弃。我怀疑即便写出来了，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好几年了，我一直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其实也是因为这种自我怀疑，或者说是不太自信。

但我知道，有些作品必须要去完成，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作家的立场。如果我们不去触及社会的痛点，不去记录曾经发生的事情和当下发生的事件，在大数据涌动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再轰动的事件，也会很快被新的事物掩盖，被淹没，然后被人遗忘。

当然，这篇文章或许也会被遗忘，但我写下了，刻在自己的命运当中，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坚守吧。感谢《当代》，为我指点迷津，并给了我坚守的阵地。

莫华杰小说《贵客》发表于《当代》2024年2期

莫华杰，1984年生于广西钟山，现居广东东莞。出版有《赊佛》《春潮》《世界微尘里》等，作品散见《花城》《作家》《山花》《天涯》《芙蓉》等刊。曾获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首届漓江文学奖等奖项。系首次在本刊发表作品。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