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榕在北青副刊工作期间,一直担任“求新知·视界”(曾用名“西洋镜”“东张西望”)的责任编辑,负责版面全部内容的策划、约稿、修改、编辑和制作。为方便交流工作和沟通感情,她特为海外作者们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得知她离世之后,在这个她亲力亲为一手创建的群里,作者们纷纷表达难以抑制的悲痛与不舍。不少朋友回忆起与肖榕交往细微点滴,一段段共同创造的记忆,读来十分动容。
在此,我们特将这些文字编辑、整理、集纳,以殇肖榕。(文章排列不分先后)
◎何宇红(海外作者)
肖榕,女性,《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1974年生于湖南,2023年7月12日逝于北京。
谨以此文,献给这位未曾谋面的“陌生的熟人”。
肖榕离去,与米兰·昆德拉一前一后。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这下子,肖榕可以直接向昆德拉约稿了?
原谅我又开始“不着调儿”,都这个时候了……不过,我相信如果肖榕知道,她一定不会责备我,因为她当初跟我约稿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平时挺喜欢看你发的朋友圈,嬉笑怒骂,自成风格。”我笑答:“谢谢,您愿意的话可以开一个我的专栏,取名就为:口无遮拦。”
得到肖榕离去的消息,脑海中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昆爹那句著名的“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然而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原话出自昆爹的《生活在别处》,那个荒诞又别扭的小说。
记得第一次阅读这篇小说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南京一个巨大的临时书市上购得这本书,可能是盗版。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八十年代近十年的阅读热,各种外国文学和小说涌入,各大出版社几乎来不及加印。于是伴随着飞速发展的经济浪潮,很多背景模糊不清的“文化公司“应运而生。尽管其合法性有待商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满足和补给了很多囊中羞涩但热爱阅读的文青们,他们渴望发现新思想新文学的好奇心。
在此之前也只读过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昆德拉这位闻所未闻的小说家充满好奇,再得他的另一本书,就很有阅读和探究的欲望。
韩少功跟我当时的丈夫、《青春》杂志社编辑兼作家李潮私交不错。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细节,觉得昆德拉书中的人物多少影响了他们这一代——我比他们年少十岁。他们的生活几十年以来似乎都带着某种程度上的戏剧感——滑稽,苦涩,励志又几近荒唐和悲凉,直至一种无力感。书里书外人物的故事不尽相同,但基调却是那么相似,着实令人深思。
李潮亦在今年四月突然离去,那时我还未从现任法国男友二月份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关于李潮,我不知道是否也会为其作文;而关于李潮这一代、或他们这一类型人的故事,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仍鲜有力作呈现。到底为什么没有?我不想说太多得罪人的话(或许我还没有准备好来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没有,是因为我们有一堆读昆德拉的人,却很少有真正读懂的。在所谓的轻和重之间,中国人给足了理由,要么选择重,要么选择轻,但从来不去探究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平衡点。
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然而,我们已经习惯了标准答案。
我扯得太远了,这本来是一篇有关肖榕的悼文(看来这人一上岁数,就喜欢啥事儿都来个上下文)。
我与肖榕从未谋面,只跟她在微信中交流,通过两次电话。她是从哪里把我捞出来的,我也完全记不清了。
两年的交流断断续续,其间大家各忙各的。感觉她是个有主见但又温和的女性,外柔内刚的那种。
我比她年长八岁,但得知她患乳腺癌已十余年时,对她表达了由衷的尊重和敬佩——因为她还一直在组稿、编辑,与我们这些海外作者连续不断地交流,精力始终在线,并让《北京青年报》副刊版面充满了创意和丰富的阅读感。
我猜想,她应该是非常热爱她这份事业的。一个人,只有热爱一件事,才会对此充满热情和力量。
众所周知,在国内做一个体制内的媒体非常不容易,做一份纸媒就更不容易了。不容易的不仅是对内容、思想尺度的把控,还有选题的多样性、趣味性、时效性、文化的切入性、写作语言的当代性,等等。要做出一份有质量和可读性的报纸简直难上加难,个中艰辛可想而知。肖榕不属于那种一味抱怨和轻言放弃的职业女性,她一定深知文化和生命的价值同等重要。
据说,肖榕在离开之前没有任何的痛苦和害怕,她非常平静、安详,带着满满的爱(在我们的写作群里我看到她爱人写的一段话)。她甚至从容不迫安排好了她的工作和家人的生活。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敢,智慧和坚强?
面对死亡,能够如此从容放下“重“和“轻”的,应该是一个找到二者间平衡支点的人。对于肖榕来说,她的答案就是“爱”。
她的名字真好,我敲键盘时——我用的是拼音法——每次跳出来的第一个词都是“笑容”。
写于2023年7月15日,巴黎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