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地理学：寻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作者： [美]埃里克·韦纳；译者： 田亚曼 / 孙玮

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何谓幸福？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幸福的国度？也许在“远方译丛”的《幸福地理学》中可以找到答案。

这是一本“兼具哲学思考与幽默讽刺的旅行书”。作者埃里克·韦纳探访荷兰、瑞士、不丹、卡塔尔等十个国家，试图找寻幸福的秘方。这是一本回答“地球上哪里最幸福”的书。探访过程层层递进，转折映照，展现出十个国家幸福的不同特征。韦纳将心理学、旅行和幽默融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富有洞察力和吸引力的作品。

国民生产总值大概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经济学指标之一，可你听说过国民幸福总值吗？这是不丹国王提出的一项政府官方政策，被认为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国民幸福总值，不丹又是怎样一个幸福之地呢？

试读文摘：

第三章 不丹：幸福是一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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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有国民幸福总值这个说法，最早是不丹国王旺楚克于1973年提出来的。然而它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直到1986年，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名叫迈克尔·埃利奥特的记者，为英国的《金融时报》采访了这位国王。采访标题极其直白：“不丹国王：国民幸福总值比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墨守成规的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国王在喜马拉雅山高处遭受了缺氧之苦，或者他又在啃猪饲料。你不可能衡量幸福，即使你可以，一个政府如何制定幸福政策？这太荒谬了。

然而，这一想法却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少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所接受。人们发表论文，举行会议，歌颂赞美。杰夫·约翰逊在《国民幸福与发展》(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nd Development）概要中这样写道：“不丹是第一个公开说‘不’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挑战金钱万能想法的国家。”

加拿大哲学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将国民幸福总值描绘为一种高明的把戏：“它所做的无非是‘咔嚓’一声便改变了话语。突然间你在谈论别的事情。你并没有试着修正旧的话语，而是从核心引人新的话语。这就是国民幸福总值如此重要和聪明之处。”

德鲁克帕·昆利，这个天赐的疯子和不同寻常的骗子，肯定会喜欢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是如此荒谬、如此古怪，以至于将我们从恍惚中摇醒。

但究竟什么是国民幸福总值？它看起来像什么？对此我听到的最好的解释来自一个名叫桑杰·彭约尔（Sanjay Penjor）的大腹便便的不丹旅馆老板。彭约尔告诉我，国民幸福总值“意味着要知道你自己的局限性；知道有多少就足够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好处，但当“足够”这一概念被提出时，上述提法便没有了声响。正如叛逆的经济学家E. F．舒马赫（E. F. Schumacher）所说：“贫穷的社会物质匮乏，但有哪个富裕的社会说：‘停下，我们已经足够了！’？没有。”

……

由于国民幸福总值是不丹政府的官方政策，每一个决定、每一项裁决都应该通过这个棱镜来看。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人民的总体幸福？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它会奏效吗？为了得到答案，我需要和政府的人谈一谈。

结果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考虑到他们管理着一个极小的国家，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点（假设能显现的话），不丹政府官员极其不容易接近。更别说国王，被敬为一个活着的神，同样难以接近。我要找的是内政大臣，一个兼任巡回幸福大使的人。

唉，我被告知内政大臣阁下太忙，根本没工夫见我，于是我做了任何有自尊的记者都会做的事情，不请自到地参加他的派对。确切地说，这个聚会是一个名为“感受国民幸福总值”的活动，它是由一群生活在不丹的日本行善者赞助。内政大臣被奉为上宾。我坐在第一排。当内政大臣进来时，所有人都站起身来。他身材瘦削，估计年近六十，身着得体的灰色服装，举止庄重。

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纸鹤，还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爱，情感，感觉。”哦，不。我准备好迎接一系列的失败。日本的行善者放映了一部关于美国轰炸长崎的电影。令人震惊的影像在屏幕上闪现。孩子们的皮肤剥落下来，就像是脱掉了一层衣服。男人们的眼睛从眼窝里悬垂下来。观众中有人偷偷地瞥了我一眼——唯一在场的美国人——就好像原子弹是我本人投的一样。

我无法确认这与幸福有什么关系，无非强调一个相当明显的观点，即核弹落在一个城市可能会抑制该城市的幸福水平。这就是国民幸福总值的众多问题之一。这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很容易被任何有动机的人笼络，或许是一个好的动机，但终究是一个动机。一旦这种情形发生，国民幸福总值就变成了另一个口号，既不是一个新的经济模板，也不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电影结束了，所有人都在休息。我跟着内政大臣，他已径直向外面的自助餐桌走去。当我迎上前去时，他一手拿着一盘馍馍，一手拿着一杯草果汁。

“长崎与国民幸福总值有什么关系吗？”我问。他脸上掠过一丝惊讶。他被我出其不意的问题弄得有些精神错乱，但只是一会儿，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外交立场。“我真的相信，一个致力于幸福的国家不会好战；如果我们不追求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将会为抢夺资源而战。不仅仅是为了石油，也不一定只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圣迭戈和洛杉矶之间也可能为争夺水资源而战。”他踱步回到报告厅。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跟上他。“难道通过一项国家幸福政策不会给他的小国带来负担吗？这是一种对幸福的假设，可能很难实现。”我问。

“不丹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一个幸福的民族，”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正致力于这一全民幸福进程——这是一个目标。”

“但是不丹的很多人，那些村子里的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国民幸福总值。”我反驳道。

“是，但他们正过着幸福的生活。”

答得好。也许只是油嘴滑舌，也许不止这些，我不确定。我们又聊了几分钟。他慢条斯理地吃着馍馍，我靠在椅子边上。他，一个小国的极其重要的人物。我，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的小人物。不知何故，这两个相反的事实相互抵消，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对称。

……

感受国民幸福总值活动结束不久，开始了一场传统的不丹民间舞。大家围成一个圈儿——圆圈是跳民间舞时普遍用的几何图形——然后踏着旋律美妙的音乐一起摇摆。我在圈外跳着，这时有人抓住了我的胳膊，接下来我知道我已经从观察者转换成了参与者。通常情况下，参与任何事情都会让我多少有些心神不定，但这次感觉却莫名其妙地开心。参与这场简单的民间舞只能用“开心”二字形容。抬起胳膊，一、二，向右一步，三、四。在我跳到五、六的时候，我注意到内政大臣也在和大家一起摇摆着。怎么，我在想，他也跳舞？这不相当于一个不丹政客在垒球比赛中冲着摄像头连喊带叫？不，这儿没有摄像头。然后我才想到，那个内政大臣，不丹的三号权力人物，在跳舞是因为在不丹每个人都跳舞，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随着音乐渐渐地停下，人们开始排成一行从音乐厅向外走，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想家。美国政客可能很久以前就这样，在高级顾问和中心集团将真诚从他们的血脉中抽干之前，在我们混淆形式和实质之前。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