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安忆最新中篇小说《五湖四海》，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以修国妹和张建设这对“猫子”（水上人家）的创业历程为“猫眼”，从生活细微处窥见时代巨变带来的机遇及其给个人家庭带来的震荡。
张建设凭借着自己“稍稍比别人多看一步”的眼力，灵敏地嗅到了转瞬即逝的商机，靠着自己的勤恳与担当，从默默无闻的“船老大”成为时代“领潮人”。与此同时，他和修国妹也一步步托举着他们背后的大家庭“上岸落地”，过着安稳的生活。这是小说的主线，但王安忆其实并没有细致描摹张建设与修国妹这对夫妻的创业过程，时间在这部小说中安静而迅速地流淌着，她只从中抓取了几个节点：拆船卖零件、贷款买船成为船东、成立拆船厂、成立运输公司并将业务扩张至海外，通过这几个主要事件凸显50后这代“年轻人”敢闯敢争、四海为家的恢弘气势，也在旁逸斜出的部分勾连了知青返城、出国留学这些不同年代的社会风潮，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广阔的历史空间。
一直以来，王安忆的写作没有将焦点放在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身上，而是用细密的文字去塑造在时代浪潮中逐渐被边缘化的人物，展现平凡生命的韧性与光泽，在世情百态中沉淀出恒常不变的道理。《五湖四海》也不例外。如果要将这部作品视为一部小人物创业史或是一首改革开放的时代颂歌，我想这仅仅是一本小说大纲。王安忆本人对小说的命名是“心灵世界”，她认为小说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心灵景象。《五湖四海》十来万字的篇幅里，另一条线索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逐渐显现，那就是女主人公修国妹探知丈夫出轨的隐秘幽微的心路历程。这个“心灵世界”中的心灵世界无疑更抓人眼球，也折射出了女性与时代、女性与家庭、女性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去年的《一把刀，千个字》写的是社会动荡引发个人生活的不断“变轨”，那么，《五湖四海》则重在展现，当时代列车承载着个人与家庭平稳地运转着，当物质方面衣食无忧甚至足够丰盈时，如何处理这条既定轨道上发生的情感意外，如何面对精神世界的空虚？这是王安忆留给修国妹的难题。《五湖四海》将张建设与妻妹、与弟媳袁燕之间的情感纠葛写得若隐若现，足见功底。最后夫妻二人在房间摊牌，我们终于得以确认这个家庭内部并非像外表那样严丝合缝，存在着不少微孔，忍不住回头再翻阅那些看似细碎的日常片段，会在简洁凝练的词句中发现暗流涌动，并惊叹于王安忆对生活材料纯熟的处理能力。她不浪费任何一处笔墨，每一场对话、每一次家庭聚会都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了石子，到后来，她投石的频率逐渐加快，力度也不断增加，人物的内心撕扯则藏在石子入水后泛起的一圈圈涟漪中，等待着细心的读者去发现、去体察。
第一处石子投放在小弟与袁燕的订婚宴上，修国妹敏锐地发现袁燕从开朗变得矜持，心中已自觉有了警醒。尽管这点警醒因为醉酒暂时退去，但王安忆迅速埋下了另一处伏笔，家庭并不优渥的袁燕竟拿出了三十万陪嫁。这钱从何而来？还未来得及深究，作者的笔触已转移到小弟的就业问题上。类似的线头在后文中不断累积，比如张建设两次给袁燕父母安排住房却并未与修国妹商量，比如袁燕和小弟的结婚证迟迟未领……等到所有的线头缠绕在一起不得不解开时，王安忆选择了卧室这一私密空间让双方进行坦白也颇具意味，精准地刻画出夫妻之间熟极而生的状态。最亲密的人早已陌生疏远，只能没话找话，他们先由房子聊到了宏大的发展话题，“山不转水转”“不发展的人，没有红利吃”，这样简单明晰的对话既是个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道出了修国妹当下的情感危机。言至此，不用喋喋不休的争吵，不用声嘶力竭的质问，只一个动作，一声语气，两人便对对方的心事了然于胸。于是，这场交流又顺理成章地转回到了家庭问题上，那些不堪的人和事借着夜色终于浮出了水面。随后，王安忆用寥寥几笔让生活静悄悄地回归到了波澜不惊的状态——“仿佛有意让修国妹清静，一段日子里，小弟不来，小妹不来，袁爸袁妈迁走，她搬进公寓，单立门户，袁燕也不来。似乎觉得修国妹养息好了，小弟来了，小妹来了，袁燕重新走动起来。”这个靠修国妹大力黏合支撑的家庭冷静地旁观着她处理心伤，简笔勾勒带来的留白在此处让人回味无穷。
紧接着，王安忆的第二块石头落了下来。小妹忽然要让女儿核桃进上海国际学校，姐妹之间的较量暗藏锋芒，一些隐匿却又熟悉的怀疑涌上了修国妹的心头。张建设给小妹买房安家，小妹对张建设毫不避讳地直呼其名，字里行间的“我们”和不伦不类的玩笑隐约透露出一点修国妹不曾知道的秘密。然而，这次的石头并没有掀起过大波澜，修国妹没有太多反应，仅是答道，“唯有我和他做夫妻，才会有你，有小弟，有爹妈，有众人。”作者在前文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妹秉性里缺少忠厚，并给出了解释——“某种程度上，是要归于社会的潮流。自我觉醒，个性解放，启蒙运动往往这里开花，那里结果，思想革命普惠大众，总是最利己的那部分。”在小妹的语境里，修国妹是那类稍显“过时”的，没有紧跟时代脚步的人。两相对比之下，社会潮流似乎给人的随心所欲提供了正当的借口，情感背叛乃至伦理逾矩在个体心中和家庭内部也开始变得合理，甚至愈来愈光明正大。可这真的正确吗？王安忆借由修国妹这个宽厚仁义的女性的不幸处境提出了对“潮流”的怀疑与质问。但是，个人显然无法抵挡时代列车的前进与“潮流”的蔓延，也无法对其他人将时代潮流赋予“百无禁忌”含义之行为进行有效辩驳，于是只得“认命”。面对丈夫的两次出轨，修国妹从丧失理智到平淡接受，她也认了命。她意识到，“生活已经上轨道，单凭惯性就足够排除阻力，一往无前。”那些滞后于变化的人终于认识到了惯性的力量，只能学会以不变应万变，在世事的锤炼下变得波澜不惊。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了修国妹面对情感困境时的内心动荡和自我疗愈，饱含着个体在发展带来的惯性面前的无奈与辛酸。
幸好，王安忆对修国妹不算残忍到底，在她荒芜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阳光。修国妹与女儿园生、养女核桃之间的情感描写十分细腻，让人动容。园生青春期时，母亲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与她拉近距离，搂她入怀；年节家宴结束后，三人身影相伴而立，与那些称为亲人的客人道别；园生结束美国游学后，面对母亲的担忧落泪，她一边跺脚一边安慰母亲，强调“哪个要在美国”。在布满迷雾的日子里，下一代的女性陪伴修国妹守在原地驱散阴霾，用实际行动告诉她，“不变”“不随潮流”是一种选择，并不是一种错误，并不应该作为被忽视、被背叛的正当理由。由此，《五湖四海》中的女性叙事也更显丰富。修国妹、小妹、袁燕、园生与核桃，这些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女性人物性格迥异，个性鲜明，也不全是完美的。她们之间既有不动声色的争斗，也有真情实意的宽慰与帮助。
王安忆对时代症候的剖示和人性伦理的探析存在深刻联系，但不同人物的选择似乎也表明，那些灰暗部分的出现或许不应完全归咎于社会潮流，更与本心有关。小说结尾，王安忆粗暴地安排了张建设的意外死亡，也给文本留下了更多阐释空间。
时代列车滚滚前行，有着它的速度与惯性。生活的种种意外就像这条轨道上的小石子，它们不会改变或阻碍列车前进的步伐，甚至可能在车厢还未完全经过时就已被碾碎。然而万事万物总有痕迹，王安忆在《五湖四海》中书写的，就是时代列车因为它们产生的难以觉察的微小震动，并在这些震动中展现女性的失落、柔韧与坚强。
（原标题：王安忆对小说的命名是“心灵世界” 书写时代列车的微小震动）
文/吴旦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