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寻常,但若深究也浩如烟海。时隔多年,再次得知瓦西里的消息,则是在2018年夏天了。当时我正躺在北京“通利福尼亚”一套商住两用公寓的地板上,捧着手机对战《王者荣耀》。一个电话切了进来,我烦躁地挂断,不想对方锲而不舍,挂了又拨。这导致游戏里的我中了敌人的大招,瞬间被“秒了”。
我恶狠狠地按了接听键,电话里传出来姜咪的声音。她大大方方地说想让我“帮个小忙”。具体情况如下:她们家那个菲律宾保姆本着专业精神,休息日是一定要休息的,而她呢,临时有个“规格很高”的商务活动——上述种种,也就造成了她从美国空运回来的儿子“小本”无人看管。
“想了一圈儿,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闲着也是闲着。”姜咪又说。
我知道这娘们儿一旦主意已定,即使明知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也会不留情面地委派她那个小崽子上门蹭吃蹭喝。这就把难题甩给了我:对于一个前女友和她前老公所生的孩子,我该如何定位自己与他的关系?
她听我吭叽了两声,又逼问道:
“怎么,你还不乐意吗?”
“不不不,”我搪塞道,“我只是觉得外事无小事。”
“有这个态度就好。”她挂了电话。
片刻后,来到小区门口那条街边,我很快找到了姜咪的“特斯拉”。记得她上次回国时,曾经在机场附近的“中央别墅区”安了个家,空旷的六环路连接着我们两人的住处,开车过来花不了多少工夫。她摘下墨镜打量了一圈儿街景,转向我:
“你怎么捂得这么白,跟刚从子宫里掏出来似的。”
我则手搭凉棚,与汽车天窗里钻出来的一个蓬松的盖儿头对视。这就是“小本”了吧,小模样还挺漂亮,左顾右盼的神态也机灵得很。必须得说,如果换我亲自上阵,也未见得能跟姜咪制造出同样出色的产品。
“How are you?”我用他们国家的语言打招呼。
“你就是老吕?”他用我们国家的语言反问我。
姜咪从天窗里把孩子拽下来,勒令他背好书包。她还顺便噎了我一句,千万不要让孩子觉得我过的日子就是人生的常态。我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儿太记仇了?”
她没再搭理我,戴上墨镜又按动按钮,让茶色的车窗玻璃挡住了脸。随着我们之间的那条缝隙缓缓合拢,车中的光线发生了偏移,将她鼻翼两侧的纹路照得格外深邃。唉,她也见老了,虽然保养得总体还算粉嫩,也越来越会化妆了。片刻之后,当那辆电力驱动的轿跑车悄无声息地远去,就剩下我和她的儿子木然地站在大街上了。
至于我和小本相处的那个白天,说来倒颇为愉快。
小孩儿嘛,其实都是很会看人下菜碟的,饶他在家是个混世魔王,一旦沦落到和陌生人相依为命的份儿上,也就自然而然地乖巧起来了。而我虽说没有育儿经验,但却懂得一个道理:如果想让孩子高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允许他做一些平常想干但又干不成的事儿。毕竟,还有什么比自由更可贵的呢?又毕竟,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也不大可能向往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于是,当我提出午饭可以去吃麦当劳,而不必专门给他外卖一份味道寡淡的“健康轻食”之后,小本在言谈之间就俨然把我当成哥们儿了。
而当垃圾食品吃了,作业也写完了,我们便陷入了预料之中的无聊。我固然也可以把电脑打开,让他自己去网上“冲浪”,又担心他从我的硬盘里看到一些令人尴尬的玩意儿。我想给姜咪打个电话,可一看时间,离她把小本送来才过了两个多小时,如果这就催着她把孩子接走,无疑会显得很伤人。伤了姜咪我倒不怕,反正我们也不是没互相伤害过,可小本招谁惹谁了?看着孩子皮肤下淡蓝色的血管,我的心里忽然温柔地一疼。
于是我胡噜了一把他的脑袋:“出门儿。”
“干吗去?”
“带你干点儿有劲的事儿。”
二十分钟以后,我和小本下了地铁,未经地面就钻进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综合体”内部。这栋造型奇异的大楼是两年前新建的,也像所有商场一样因为“网购”的冲击而门可罗雀。顶楼一角有个震耳欲聋的游戏厅,我领着他进去,扫码买了几十枚硬币。
在我比小本大不了多少的时候,类似场所还被称为“镚儿厅”,开设在县文化馆承包给某位“社会狠人”的临街门脸房里。“镚儿厅”里摆放着十几台老旧的投币式“街机”,据说都是从广东淘汰过来的,内容无非是《三国志》或《恐龙快打》,记得还有一种“脱衣麻将”,如果你有幸和出一把“大三元”,屏幕上那女的就会惊鸿一瞥地露出大腿。当我们这些小崽子凑在机器前狂拍狂按,旁边还有一群地痞流氓正在打台球,更远处则传来录像厅里“哈哈哈”的打斗声和“啊啊啊”的叫床声。那些台球爱好者偶尔还会晃悠过来,“小哥们儿给俩镚儿”,如果不给,一人一嘴巴;如果给了但他们却没在麻将机上如愿以偿地看见大腿,同样一人一嘴巴。如果我妈打着嗝儿冲进来把我抓住,那个嘴巴就是我独享的了。
相较于我,小本他们这茬儿孩子是否就要幸福多了呢?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到处都是明亮而绚丽的装潢,娱乐设施也今非昔比。每种机器和每个孩子都在发出奇异的声响,小本穿梭在他们之间,兴奋得两只眼睛都快不够使了——我猜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姜咪都禁止他光临此类场所。没一会儿,他已经消耗了一整筐哗哗作响的“镚儿”,我则跟在他身后,每当“存货”告罄之时立刻予以补充。
“你怎么不玩儿啊?”从屏幕里把眼睛拔出来的间歇,他问我。
“我又不是小孩儿了……”我慈爱地回答。
但又过了一会儿,我也终于经受不住怂恿,亲自下了场。那是一款复杂的游戏,参与者需要手持镭射枪,对着巨幅屏幕上的外星怪物迎头痛击,并且子弹有限,敌人身上还覆盖着坚硬的外壳,必须精确地命中某些特定部位才能构成伤害。我向小本讲解了游戏技巧,然后和他一人一杆大枪,踏上了远征。虽然长久未曾上手,但这种“FPS”(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对我而言毫不生疏。但也令我没料到,这款游戏越往下玩儿,就越超出了“街机”层面的水平——不仅关卡极多,而且愈发惊险,到了后面,倾巢而出的外星生物简直像中国导演策划的大型庆典活动一样密集,仅凭两人合力,完全应接不暇。我意识到,这款游戏的开发者一定很有追求,甚而说是怪癖也不为过。他们不满足于只在市场上盈利,或许还想在玩家中树立某种技术标杆。
在被又一条外星蛔虫吞噬后,小本扔下枪:“我得歇会儿。”
这也是一般玩家面对此类游戏的态度:当意识到挑战是无谓的,他们只能知难而退。况且不能用多高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孩子。但我只是“嗯”了一声,自顾自地继续投入了战斗。我跟这款游戏较上劲儿了。
就像姜咪曾经说的,我要是在别的事儿上也这么不屈不挠就好了。
历经艰险,我终于获得了一场惨胜。尽管遍体鳞伤,不过一命通关,这个战绩在游戏厅里应该也不多见。但转瞬之间,我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小本跑哪儿去了?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一边在游戏厅里仓皇地乱转,一边高声呼喊:本,本,本杰明!真可笑,我那失魂落魄的模样也许还真像个父亲。而当绕场一周回到原地,我却看见小本从距离刚才那台机器不远的人堆儿里钻出来,兴奋地朝我挥着小手。
我蹿上去薅住他,照着屁股踢了一脚:“你要丢了,你妈能活剥了我。”
美国孩子也许是皮实一些,小本嬉笑着龇了龇牙:“你看你看。”
我尽弃前嫌,索性把小本扛到脖子上,和他一起越过层层叠叠的头颅向里眺望。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呢,人群围绕的不过就是一台机器,屏幕上的画面,正是我业已打通的那款游戏。一个十七八岁、肩膀瘦弱的男孩儿正举着镭射枪,神态像方才的我一样投入。但多看两眼,我随即被“震”住了:他也打到了我刚刚经历的生死关头,然而阵脚丝毫不乱。这堪称一次完美的射击表演,男孩儿的诀窍不是跑位、隐蔽或声东击西等等复杂的战术,仅仅在于反应快、枪法准。他甚至懒得捡拾那些火力强大的连发武器,从头到尾只靠一把单发步枪。那是庖丁解牛般的洞察力,能将游戏还原为“瞄准、射击、命中”的简单流程,而这也正是所谓“高手”和普通玩家的分野所在。
不光我看得入迷,身边的半大孩子们也高呼着“666”,这是他们那代人对“牛逼”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连跳舞机旁边的几个cosplay成漫画人物的女孩儿都凑了过来,红的紫的粉的头发像绽开的烟花。他们也许从未见过有人以这种方式通关这款游戏——我扫了眼屏幕左下角的信息栏,男孩迄今为止失血量为零,单枪命中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如果把这个成绩发给游戏公司,那边的工程师一定会以为有人开挂了。在众人的呐喊中,男孩儿不为所动地继续开枪,眼神近乎呆滞。当最后的大“boss”在一团烈焰中化为灰烬,他才甩了两下手,摊开巴掌在松松垮垮的工装裤上擦了擦。
又是一番“666”,人群便散去。只有我还站在原地,肩上扛着小本。
这时我发现,那男孩儿的后背已经湿透了,糟朽的T恤衫紧贴在肩胛骨上,从底下渗出肉色。他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又让人想起超市货架上被塑料薄膜包裹的玉米。几乎没人懂得一个专注的玩家会在游戏中消耗多少能量,就像大多数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职业棋手需要吸氧、赛车手的肌肉强度堪比重竞技运动员。更令我吃惊的是男孩儿随后的举动:当屏幕上弹出一副虚拟键盘,他便用镭射枪点射其中若干字母——先是“V”,后是“A”,然后是两个“S”,接着是一个“I”……难不成,后面又会是一个“L”和一个“I”?
果然如此!
那些字母依序跳出,像步枪撞针一样砰然作响。
连小本都察觉到了我的肩膀微微发抖。他拽拽我的耳朵:“老吕,那人干吗呢?”
“签名存档。”我说,“有些人打出一个新纪录,就希望能让别人看到。”
“他的名字很怪。”
“那是个俄国名字。瓦西里,一个神枪手。”
“That’s awesome!”小本终于蹦出一句母语。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