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听说崔健要开演唱会了，我到处打听找票，结果还是《歌曲》编辑部副主编钟立民老师给了我一张。他虽是老一代作曲家和音乐编辑，也因与张藜合作的《鼓浪屿之波》成了名人，却始终关注所有新的歌曲创作，并且毫无偏见。
那时的北京中山音乐堂还没改造，是半露天式的。第一次现场听崔健，音响不太好，印象深的却是崔健介绍了当时的“五月天”乐队上台唱了几首——不是台湾地区的“五月天”，其中有秦勇、曹钧、蒋温华等人。我整个感觉是当时的观众基本上还是起哄的多，理解的少。
对大众来说，这一年之初是被几部电视剧及其音乐吸引着的。
大约是年底年初，中央电视台同时上演两部大戏《雪城》和《便衣警察》，前者的插曲《心中的太阳》（李文岐词、李黎夫曲）和《离不开你》（朱一公词、刘欢曲）与后者的插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林汝为词、雷蕾曲）全由刘欢演唱，也全都流行。
春节晚会上，程琳演唱了改名为《思念到永远》的《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毛阿敏演唱了《思念》（乔羽词、谷建芬曲），彭丽媛演唱了《我们是黄河泰山》（曹勇词、士心曲），邓志乐演唱了《雨中即景》（王梦麟词曲），包娜娜演唱了《三百六十五里路》（小轩词、谭健常曲）。这些作品都立刻风行一时。香港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同名主题曲也成为最早普及的粤语歌曲之一。
同时，《朋友》《心的祈祷》已经悄悄地在流传，不过似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两首不错的港台歌曲。直到有一天，我去找陈哲，他正在家门口打公用电话，来了个剃板寸头的胖子。陈哲对我说：“认识一下，小臧，臧天朔，很棒！《朋友》和《心的祈祷》都是他写的。”
小臧憨憨厚厚地冲我一笑，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这时候，陈小奇词、颂今曲的《灞桥柳》，以及《峨眉酒家》（梁上泉词、士心曲）、《小小的我》（王健词、付林曲）、《你会爱上它》（晓光词、士心曲）、《故乡是北京》（阎肃词、姚明曲）、《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张藜词、徐沛东曲）等作品都已经广为流行，5月份举行的第三届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则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到了1986年央视青歌赛开始分成了三个组别——美声、民族和通俗，从此划定了声乐界所谓的“三大唱法”界别。这一年，青歌赛已经成为影响巨大的歌唱赛事，成了一场文化狂欢。这一届的青歌赛获奖歌手有彭丽媛、巴哈尔古丽、阎维文、崔岩光、魏松、董文华、苏红、韦唯、毛阿敏、王虹等。
1988年青歌赛的获奖选手有张也、陈汝佳、胡月、姚晔、李杰等。
1988年大奖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通俗组的比赛几乎成了“西北风”的专场，仅仅《黄土高坡》就几乎有十余个歌手选它做参赛曲目。
陈哲告诉我，《黄土高坡》的创作源于头一年随音乐编辑吴海岗去他曾插队的山西采风，荒漠无垠的黄土高原给他的印象，大约就是因为歌中那句“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这一批风格相近的歌曲就被媒体称作“西北风”。
以《一无所有》《信天游》为起点，《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我热恋的故乡》（孟广征词、徐沛东曲）、《祖国赞美诗》（王晓岭词、范哲明曲）、《心愿》（任志萍词、伍嘉冀曲），加上《少年壮志不言愁》《心中的太阳》等，这一批歌曲汇成了当年强劲一时的“西北风”歌潮。而同年上映的电影《红高粱》中的《颠轿歌》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则把“西北风”歌潮推到了巅峰，作曲家赵季平的名字也开始为人熟知。
不久，陈哲告诉我：“又有事干了。”
原来，他的一个中学老师屠先生去了国家成立不久的环境保护局，而环保早已成为世界性主题。1972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同年10月，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受了该建议。
而这次，中国也决定要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发声。屠老师就找到陈哲，陈哲决定组织一批年轻的音乐人来搞这样一场创作型的大型音乐会。他邀请广州的音乐人们一起参与，组委会就设在当年北京赫赫有名的西苑饭店。我也常常跑去掺和。记得参与创作的主要有郭峰、侯牧人、解承强、毕晓世、陈小奇、张全复等人。
6月初，我去看了这场音乐会的彩排。解承强叫我：“给你介绍一个歌手，朱哲琴，她唱我和陈哲、陈雷写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侯牧人则介绍另一个：“兆钧，这个是你们本家，艾敬，她也是爱新觉罗哦，唱我和陈哲的《流浪的燕子》。”
毕晓世拉过来一个女生：“兆钧，也是你们满族的格格，那英，抢了一首我和小奇的《山沟沟》。”
毕晓世后来告诉我那英怎么“抢”了《山沟沟》：“那英不是在中央歌舞团混吗，跟老侯他们都熟。我和张全复那天在音研所录音棚准备录《山沟沟》，本来定了张燕妮，没想到她飞机晚点，我们就干等。那英听了纠缠着我们要唱，说她能唱得好。我们瞧闲着也是闲着，让录音师给她放下伴奏带。这丫头一唱，我和阿复互相看了一眼：哦！就是她吧！”
一天，《人民日报》文艺记者陈原来我们编辑部。他刚刚在7月16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头条发表了《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一文，版面左下方还配发了《一无所有》的词曲，颇为轰动。
聊着聊着说到“西北风”，我插嘴说了一通自己的看法。陈原突然说：“那你给我们写一篇吧，就叫风从哪里来——说说‘西北风’。”我听了大为兴奋，怎么有可能给《人民日报》写稿？兴奋之余，回家奋笔疾书。
来来回回，陈原让我改了六次。最后一次直接写了几行文字给我：“对不起了，让你这么来回改。问题是我们是《人民日报》啊，要很严谨，不能出毛病。一次通不过你这辈子也别给我们写了。请体谅。”
8月23日，我的文章《风从哪里来？——评歌坛“西北风”》在《人民日报》发表：
……
“西北风”是在未脱离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审美需求的一种新的音乐思维形态和新的音乐风格。在音乐上，它要求强烈的节奏律动、洒脱奔放的旋律、豪放深沉的演唱；在内容上，它表现较重大的题材、深厚的情感、开阔的视野。因此，“西北风”的价值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应该指出的是，“西北风”的风行不意味着沾了它边儿的作品都是优秀之作，也决不能把这种风当时髦去追求。歌词作者和歌手应该根据自己对社会、时代的把握，根据自己的心理、经历、素质和艺术感觉来创作。
1988年第8期《人民音乐》上我发表了《与陈哲对话》。其中谈及“西北风”，他说了这么几句，我觉得概括得也很准确——
作者们具有创造性但并不是先知：他们渴望生命但并不意味命中注定；有了感觉就去做，但也逃脱不了制约。他们已经结束了什么，并正在结束着什么，同时也在开始着什么。
2022-11-03
文/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