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胡蝶口述自传》修订版的作者刘慧琴透露：在胡蝶生前，她曾认真地询问过胡蝶本人和戴笠是否有过感情纠葛，胡蝶当面予以否认。
胡蝶很坦诚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当面问她，她既惊讶也不惊讶。她说，从1942年深秋全家离开香港，一路逃亡，到达重庆已是1944年四五月。此后又外出拍片，真正在重庆的日子也就七八个月。作为公众人物，她出席公开活动，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这都是有迹可循，有报纸的报道可查。
胡蝶告诉刘慧琴，“当时杜月笙、谷正纲、孔祥熙乃至电影界的黄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认识并有来往的，戴笠不过是其中一人，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人，潘有声（后来成为胡蝶的丈夫）在生意经营、为当时政府部门购买物资上和戴笠有往来而已。”
选摘：写在《胡蝶回忆录》再版前
《胡蝶回忆录》最早的出现是在1985年8月31日，那一天，台湾《联合报》开始连载，其后世界各地《联合报》旗下的《世界日报》也同时连载，至1986年秋连载完毕，同年12月，台湾联合报社集合成书由联经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简体字内部版，1988年6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计划出版简体版，胡蝶还给时任总编涂光群先生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对该书在大陆出版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向新老观众致意问候。可惜1989年书寄到加拿大时，胡蝶已离世。
1988年，胡蝶将她保存的一部分照片和资料交给我，她当时认为已出版的“回忆录”还有所欠缺，希望将来再版时能够补充。虽然历经战乱、迁徙、逃亡，她还是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作为历史的佐证。根据她留下的资料、我和她的谈话记录，尽可能查证了能找到的有关信息，也为了对故友的承诺，2019年，我重新对1986年出版的《胡蝶回忆录》作了增补、正误，希望能为胡蝶的一生画出一条清晰的脉络。是为她，也是为她生活过的年代，中国电影开拓时期的艰辛留下一份记忆。
胡蝶1908年农历2月21日出生在上海，父胡少贡，母吕氏。出生时取名“宝娟”，学名“胡瑞华”，她以艺名“胡蝶”闻名于世，但在正式文件中，均用“胡宝娟”，婚后用“潘胡宝娟”，晚年就用“潘宝娟”。胡蝶家庭小康，又是独女，衣食无忧，她的姑父的兄长是民国首任总理、政治家、外交家唐绍仪。按照她母亲和姑母的设想，她们是要将她培养成大家闺秀，在上层社会觅得佳婿，走她姑母的道路。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胡蝶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一种矜持的性格，雍容华贵的气质，这种性格和气质是她一生的定格。她待人亲切但不流于亲密，随和但不失分寸。她周旋于上层社会，落落大方，应对自如。仰慕者众，但她有她的底线，既不得罪人，又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对她有过一段颇为中肯的评语，说她“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胡蝶童年和少年时期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南来北往，这种生活造就了她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随遇而安。为了能更快地交到小朋友，融入当地的生活，童年的她就善于模仿不同地域人们的方言，她会粤语、沪语和一口几可乱真的京片子，婚后跟着潘有声学会了闽语，她一说闽语，连福建人都能把她认作老乡。
胡蝶主演的第二部有声片《自由之花》剧照之一，郑正秋编导
胡蝶后来对我说，因为自小跟随父亲南来北往，小地方看皮影戏就是最大的娱乐，有时不免学着皮影戏里的人物，自编自演自得其乐。对于这种娱乐的情有独钟，朦胧中在幼年的胡蝶心中生根，成了对表演艺术的爱好和追求。就看她在16岁报考中华电影学校那场临场考试，考官陈寿荫出了个“奶奶急病送医院”的考题，16岁的胡蝶当即泪下如雨，急跑得几乎摔跤，极其逼真。接着考官马上说：“傻孩子，奶奶只是一时气闷晕倒，不是什么大病！”胡蝶当即破涕为笑，做出抱住奶奶的动作，其反应之快、之自然，令在场考官为之折服。那时她还只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天真少女啊！成功固然是她的天赋加上她自己的努力，但不能不说和她出生成长的环境，和她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关联。
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演员。虽然中华电影学校学期只是半年，但办校的是一班在欧美经过正规学习，又有志于开拓中国电影事业的留学生，课程的设置很是完备。从她遗留的书报杂志中，有一部分是有关国外电影演员的报道，演员演出的心得和技巧，或是谈论欧美电影状况，从中可以看出，胡蝶也很注意各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汲取他国演员的经验、技巧，提高自己的文艺修养。
在处世为人方面，她服从导演的指导，也会在同事之间调和矛盾，获得了“乖小囡”“好人”的美名，她是唯一一个没有挨过脾气暴躁的张石川导演责骂的演员。她对“天一”邵醉翁所持的电影方针并不认同，但她不会像阮玲玉那样急于另谋出路，而是忍耐，等待时机，顺时顺势离开“天一”转入“明星”，不得罪人。她做人的原则是不论对人还是对自己都要留有余地。
1958年潘有声去世，1959年，她复出影坛时，已徐娘半老，离开影坛也有十年之久，虽然已不再适于演年轻的角色，但演艺、人情俱在。她很快就获得前身为“天一”，后在香港发展为邵氏影片公司的片约，并根据自己的年龄，适时改变自己的戏路，才又再创下晚年的辉煌。这在更新疾速、人才辈出的影界并不多见。
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位代表中国电影界出访海外的演员，三十年代和她同时代的女演员，在演技上，和她不相上下的演员大有人在，如第一代电影皇后张织云、悲剧圣手阮玲玉，她们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若论演技，在某些方面，阮玲玉似乎比胡蝶更显精湛。阮玲玉的悲剧气质和她自小出身环境的艰苦有关，也和她的性格有关。她性格直率，她一觉得在“明星”不得志，很快就转入“联华”。阮玲玉虽只留下28部主演的电影，却是精品居多。胡蝶和阮玲玉相比，两人性格迥异，胡蝶矜持、坚韧、似柔实刚，她能承受命运给予她的坎坷。唐绍仪这样的家庭社交圈造就了她雍容华贵的气质，所以她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影艺圈脱颖而出并非偶然。
当时在上海的电影观众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另一个是一群从欧美回来的留学生。后者侧重观看和借鉴欧美电影，如洪深、徐琥、汪煦昌、戈公振等人，也包括了教育界和其他行业的精英。胡蝶因为姑母的关系，也常常出入这个圈子的活动，她的文艺观、气质也多少受了影响。所以当莫斯科电影节主办方向出身书香世家、曾游历欧美各国的著名记者戈公振咨询有关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以及邀请哪位演员代表更为适宜时，戈公振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胡蝶。作为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特别邀请的代表，胡蝶不必参与由几个大影业制片公司的代表竞选。其时，胡蝶已是红遍神州大地，享誉东南亚的红星，推荐她也是众望所归，她是整个代表团唯一的演员代表。胡蝶也确实不负众望，她在欧洲六国访问落落大方，应对得体，展现了开拓时期中国电影的风采。访欧之行使胡蝶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当时欧洲一些当红的电影演员，考察了当时欧洲各国电影技术的发展，这使她的演艺又上一层楼。
胡蝶一生参演了不少电影，从默片到有声片，从国语片到粤语片，但自我要求严格的她说，自己真正满意的并不多。和她同时代的人，大都记得她主演的《火烧红莲寺》，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我最想忘掉的一部电影。”她说，由于《火烧红莲寺》获利甚丰，引得一班追名逐利之徒竞相拍摄武侠片，甚至到了粗制滥造的地步。一时间武侠片泛滥成灾，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从那时起她就认识到电影不仅是娱乐，也还有寓教于乐的社会责任。
早期的电影她比较满意的，如由郑正秋编导的《姊妹花》，已成为她的经典之作。其后为拍《盐潮》，她亲自到灾区生活了一个时期，体验了灾民的困苦，演出也就比较成功。还有《狂流》《脂粉市场》等也都是她认为比较好的影片。她对黄子布（夏衍化名，她一直称夏衍先生为黄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她认为明星公司是在黄先生等加入后才真正拍了一些有文艺价值、有水平的电影。
谈到当年拍摄电影，夏衍先生在《懒寻旧梦录》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当时电影公司“拍戏时用的还只是‘幕表’，没有正式的电影剧本，……他们拍戏之前，先由导演向摄制组（当时也还没有这个名词）全体讲一遍故事，所谓‘幕表’只不过是‘相逢’‘定情’‘离别’……之类的简单说明，开拍之前，导演对演员提出简单的表演要求，就可以开灯、摇动机器，而且很少NG，我真的佩服，他们的本事实在太大了。”由此可见，当年的演员有多么不易，要演好一部戏，演员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而初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之有电影剧本始于夏衍、钱杏邨、郑伯奇（当时化名为黄子布、张凤梧、席耐芳）以顾问身份参加明星电影公司后，《狂流》就是明星公司第一部有“电影文学剧本”的影片。
1958年，潘有声病逝。1959年她复出影坛，时已年过半百，所以后期的电影大多是演慈母型的角色，偏重于流浪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反映了六十年代港台的社会状况。她主演的《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她退出影坛，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时带了一部她主演的《母爱》拷贝，偶尔会在小范围放映一下，回忆她那已远去的岁月。
胡蝶的表演是中国电影史不可或缺的一页，她的贡献、她的演技至今仍为人称颂。另一方面也很少有电影演员像她这样在离世三十多年后仍有人谈起她的往事，以及所谓的戴胡“情史”。我查阅过我所能找到的香港报纸杂志，询问过台湾文学界的朋友，也看过好几位港台文化人写的有关胡蝶的传记、港台记者的访问，均未见到有关胡蝶和戴笠的所谓“情史”。只有大陆书写的几部传记和文章有写，但近年来也有学者根据历史资料查证指出所谓的“戴胡情史”属于伪史。
这次我从胡蝶留下的历史资料，查到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出版的一份特刊，事关上世纪三十年代，她被诬沈阳失守前夕曾与张学良共舞，引起全国民众甚至学人铺天盖地的责难。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一时不察，激于义愤，发表了谴责张学良和胡蝶的《哀沈阳二首》。胡蝶所在的明星影片公司外景队对演员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当时便登报公开声明，辟谣，但悠悠众口，不依不饶。年轻的胡蝶曾在1932年这份特刊上愤而写下：
我总是这样想，社会为什么对待女子这样刻薄呢，我是什么待遇都遭受过，往往有许多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而人家是似乎千真万确的那样传说着了。在这种待遇之下，可真不容易过。要是置诸不闻不问，会使得讥嘲之上又加了讥嘲，要是去辩正呢，我一千个事实似乎还抵不上人家半句谣言。好像什么不应该做的事，全应该由女子做出来。就是你不曾做，硬说你做了，还不由你辩正。
今天看来，虽然胡蝶已故去三十一年，这段话依然是对那些捕风捉影的臆造最好的回答。来自大陆的我，也确曾为这种前后矛盾的传言困惑过，我曾认真地询问过胡蝶本人和戴笠是否有过感情纠葛，她很坦诚地说，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当面问她，她既惊讶也不惊讶。不惊讶的是，这种以男女问题来吸引读者观众的伎俩并不新鲜，当年林雪怀制造过类似的谣言来打击她，这种人云亦云、哗众取宠的传言又是为了什么？胡蝶说，从1942年深秋全家离开香港，一路逃亡，经曲江，到桂林，过贵州，边逃边停，停停逃逃，天地之大，竟有无处可安生久住之感。就这样，到达重庆已是1944年四五月。到达重庆后不久，就应邀参加《建国之路》的拍摄，并随外景队到桂林拍摄。偏又在此时，遭遇日军对湘桂公路总攻击，外景队仓皇撤退，电影没拍成不说，连全部摄影器材也丢失殆尽。外景队夹在逃亡的人群中，历尽千难万苦，方于年底回到重庆，当年报上都有记载。
胡蝶真正在重庆的日子也就七八个月。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府还都南京，外省人也纷纷打点还乡。作为公众人物，她出席公开活动，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公众视线。这都是有迹可循，有报纸的报道可查。
在离开香港到达曲江，她婉谢了李汉魂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发给她的两万法币赠款，她说：“当时杜月笙、谷正纲、孔祥熙乃至电影界的黄子布（夏衍）、司徒慧敏等人都是认识并有来往的，戴笠不过是其中一人，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人，潘有声在生意经营、为当时政府部门购买物资上和戴笠有往来而已。”她相信这些事实都是有据可查的。
胡蝶还说：“抗战胜利后，大家纷纷还乡，孔祥熙还曾表示可以资助我，我也婉谢了。我母亲说过，能自己解决的就不要依赖他人，欠了别人的情，是要还的。”胡蝶说这番话时已没有了年轻时如前所说的那样愤慨，有的是历经沧桑后的淡定与不屑。她相信历史会还她以清白。虽然大部分书写所谓的胡蝶被戴笠“霸占”，均对胡蝶怀着同情，但将谣言当成事实，即使是同情，也仍然是对胡蝶人格的伤害。我相信她的话是对的，现在不正有一些公正人士在做考证，指出沈醉的指证自相矛盾不可信吗？这次回忆录的再版，我联系到胡蝶的子女亲属，他们对此谣传也颇感愤慨。一位曾在中国电影开拓时期做出过贡献的演员，一位曾代表中国电影界出访欧洲进行文化交流的使者，一位兢兢业业洁身自爱的女性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护。
1987年，我回国见到夏衍先生，我和他的女公子沈宁是多年挚友，我住在夏公家里，犹如家人。夏公很关心胡蝶，频频询问胡蝶在海外的生活起居，并提出请胡蝶回国定居。夏公说，胡蝶是个好人，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过贡献。此后，作为胡蝶三十年代明星影片公司的老同事、时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著名的中国电影演员王丹凤都曾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她回国访问。
我曾向胡蝶转达了夏公诚挚邀请的盛情。我难得见到她如此激动，眼眶里有泪水闪动。她抚着我的手，沉思良久后，怀着无限眷恋的心情说：“好是好，只是儿孙都在这里，我已是个无用的老人，怎能再去增加国家的负担。怕只是梦里几回寻，只能终老他乡了。”我们相对无言，这种对故国的眷恋，流落他乡的无奈，我们是共同的。
1988年7月，我曾在家里后院设午餐会，邀请她和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领事们相聚，也好让她知道故国的绝大多数人对她的认同和尊重。当年出席茶聚的有副总领事侯清儒、颜慧民领事、兰立俊领事（后来曾任驻加拿大大使）以及中国驻外公司的朋友们，胡蝶和他们一起共度了一个愉快的下午。这是我认识她以来，她第一次和来自大陆的那么多朋友一起长时间的聚会，她和大家交谈、用餐、合影，直至夕阳西下才尽欢而散。对中领馆送给她的电影杂志和画册她都认真阅读，并要我帮助她认识她不熟悉的简体字，介绍大陆电影事业的发展。这份认真，这份对中国大陆影坛的关切，正是出自她那颗赤诚的“中国心”，她说她没有机会再回到大陆了，但在这里见到了大陆来的那么多朋友，也算是部分了却了她的心愿。
她移居温哥华后已谢绝了各种文化社团对她的邀请，但有她昔日的旧友如王丹凤、龚秋霞、姚克，以及梅兰芳的儿媳、梅葆玖的夫人林丽源女士等来访，她还是会很高兴见面，共话旧事。未能重返故国，她多少是带着一丝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
她的一生，年轻时有父母呵护、照料，为她遮风挡雨。林雪怀是她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男人，却也是令她最最痛心的初恋。胡蝶是一个对感情认真的人，年轻的她曾珍惜过这段初恋，也曾试图竭力维护这段感情，但两人的人生观、事业心背道而驰，直至林雪怀造谣诬陷，终使她愤而以法律手段解除婚约。她对我说初恋的失败使得她感到演员不能在同行中寻觅伴侣，也使她一度不敢再交男友。
她和潘有声经历了多年的感情长跑方始喜结连理。我在她的遗物中还发现了一纸剪报，是发表在1935年11月23日报上的报道，是记者“筝”于潘胡结婚当日所写，一纸已经发黄的旧剪报保存了半个多世纪，随着她历经战乱、流离，从国内到海外，这本身就是一段凄美的故事。婚后，潘有声对她怜惜、疼爱有加。潘有声和她相濡以沫、有过安定幸福的日子，也共同经历了抗战时期的逃亡，二度到香港开创事业，始终相互扶持。有十年时间，她从影坛退出，和丈夫共进退，以她在影坛曾有的地位和声誉，为她和潘有声共同创建的兴华实业制造厂有限公司在东南亚开辟市场，胡蝶还自任总经理，奔走于南洋各地参加展销会，拓展业务，交际应酬，完全是一副女强人的架势。她拍电影认真，在商场驰骋也同样有声有色。
潘有声是她一生的最爱，潘有声的去世对她是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她丧失的不仅是精神和感情的支柱，也是经济上的。那时胡蝶父母均已去世，儿女尚在求学，她说她一生从未那样感到无助过。
最后一个出现在她生命中的男士是朱坤芳。朱坤芳几十年的暗恋令她感动，朱坤芳在经济上多少也帮助她渡过了生活上的难关。养女已经独立了，养子还小，从胡蝶留下的朱坤芳的信函中，可以看出朱坤芳对胡蝶养子，从生活到学业的细心安排与照顾。胡蝶对于朱坤芳有情，但止于友情，朱坤芳对她也很尊重。在他们共同相处不多的岁月中，她不完全依赖朱坤芳，在台湾，她协助朱坤芳发展房地产事业。但她仍然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在影坛，参与社交应酬，保持自己一份独立的尊严。我后来在温哥华见到过朱坤芳，他们相互之间那种信任和尊重，已超越儿女私情的真挚友情令人感动。
1966年，在台湾拍完《明月几时圆》《塔里的女人》后，胡蝶正式退出影坛。在得知朱坤芳妻儿已获大陆批准来港团聚，她理智地退出了朱坤芳感情的生活。
最后一部影片《塔里的女人》，胡蝶（饰黎薇的母亲）与汪玲（饰黎薇）剧照
1975年，已在加拿大定居的养子潘家荣将她接来温哥华，温哥华有她熟悉的香港朋友和喜爱她的香港观众。她的亲家，香港书法家陈风子也早已在此定居。她的晚年，从生活到感情都是平静的。加拿大的福利保证了她基本的生活需求，虽不富裕，但生活无忧，她每月还能从政府发放的有限的养老金中匀出部分给儿媳妇作为她生活费的支出。
1946年年底，胡蝶应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之邀，赴香港主演《某夫人》一片，潘有声原本就打算去香港发展，就此携全家同行，她说她没有想到就此远离故土，再也没能回到她出生成长成名的上海。她居住的公寓大楼就临近太平洋内海，从她居住的25楼阳台，可望见没有尽头的大海。一位加拿大地理学教授告诉我，温哥华的地形就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指尖指向太平洋亚洲的方向。她在阳台上眺望远方时，该有多少往事的回忆涌上心头。
1981年她由儿媳贝莉陪同回香港，迎回潘有声的骨灰，安葬在她预购的双穴吉地。
1989年3月23日，她在她家对面商场中风跌倒，没能抢救过来，延至4月23日晚七时许，她平静地闭上双眼，告别人世。五天后，我在葬礼上见了她最后一面，她穿着往常穿的浅藕色中式上衣，躺在鲜花环绕的棺木中。想起她访欧归来时，香港、上海盛大的欢迎场面、她的婚礼，以及她和潘有声在南洋参加商业展销会，人头攒动的盛况。今日肃穆，只有至亲好友参加的葬礼也许稍嫌简朴。但她来温哥华后就已褪尽铅华。她说过：“人家说，看穿了人生就是戏，但在我看来，却是用不着看穿，人生本来就是戏。”戏演完了，帷幕落下，演员退场。经历过喧嚣的繁华，走上过俗世的巅峰，也许晚年这份默默无闻的平静，正是她所祈求的。
胡蝶走了，但却永恒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2004年10月，定居在加拿大的著名艺术家、温哥华美术馆兼任总监郑胜天教授，应德国慕尼黑斯托克美术馆之邀，合作筹办了一个大型展览“上海摩登”，多方面介绍了1919—1945年上海的文化景观。郑胜天除了邀请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郑洞天教授参与策划，并撰写《影像上海》外，还挑选了胡蝶私藏的照片展出，获得好评。
旅法中国画家高醇芳2004年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中国电影节，在2009年9月24日第四届电影节上，举办了纪念胡蝶逝世二十周年回顾展，放映了《姊妹花》等六部影片。
第七届亚洲电影节上，李翰祥（右，最佳导演奖）、胡蝶（最佳女演员奖）、王引
2016年年初，在郑胜天等热心人士的策划下，温哥华美术馆亚洲馆举行“花样年华”筹款晚宴，展出了50幅胡蝶生前珍藏的照片。在此基础上，郑胜天和他的工作团队又精选了205幅照片，回到中国北京和胡蝶出生、成长、成名的上海展出。这些照片“反映了影后一生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有的照片虽然逐渐褪色，但昔日影后的夺目光辉却在我们眼前重新复活了”。
艺术家郑胜天教授是热心于公益事业、推广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使者、策划人。感谢他的协助，为本书选登胡蝶私人珍藏的照片，并撰文《胡蝶的形象》，介绍胡蝶照片发现、展出的过程。这些照片从视觉上丰富了本书的叙述。
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专家李镇先生，俯允将他为《蝶梦百年——影后胡蝶私人珍藏照片展》所写的专文收入本书。
著名作家张翎女士、夏衍先生的女公子沈宁女士是我的挚友，正是她们的鼓励和支持，才使我有信心在故纸堆里，在和她的访谈笔记中，在记忆里去搜寻、求证，努力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再版工作。
当然更要感谢胡蝶的子女后人，慷慨同意使用文中所有的照片。作家出版社同仁对这本书出版的热忱和认真，为《胡蝶回忆录》的再版，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文/刘慧琴 2020年8月30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选摘来源/《胡蝶口述自传》修订版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编辑/乔颖
